闻哲翻看着材料，眉头越拧越紧。材料里附着一张刘建军五金店的照片，门头斑驳，玻璃上还贴着“清仓甩卖”的字样，墙角堆着几箱滞销的水管零件。
“不是天生的恶，是困出来的贪。”
他低声自语，想起调研里提到的一组数据：近三年长宁市发生的“扶人被讹”事件中，有六成讹诈者来自低收入家庭，且多有家人重病或债务缠身的情况。
“通知下去，下午召开专题会议，让市日报社、市电视台、文明办、司法局、民政局、卫健委的负责人都过来。还有，请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的陈主任、晚报的记者李娟也来参加。”
梅江涛小心的说：
“闻市长，今天的日程安排很多呀。”意思是这些事不能耽搁了繁忙的工作。
闻哲看了梅江涛一眼，微笑着说：
“你读过《论语》吧？”
梅江涛一愣，点头说：
“在中学、大学时就读过。工作后还是您要求的，又读了几遍。”
闻哲起身，在办公室踱着步，说：
“我考考你。论语的子路篇上有一段，‘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是什么意思？”
梅江涛抓抓头，说：
“这是孔子去卫国时，同弟子的对话。是说要让老百姓先富起来，再进行教化。”
闻哲指着桌上的材料，说：
“所以，我们这些人的目光，不能只关注gdp。群众的道德水平，才是真正的软实力。这事不能只停留在批评教育和舆论谴责上，得挖根。要从立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黄瑞庆笑道：
“江涛，学以致用，我们不能读死书、死读书呀。”
下午的会议室里，气氛压抑得像结了冰。
闻哲把一叠市民来信推到桌中央：
“这是昨天收到的，有位七十岁的老人写信说，他现在出门都不敢戴老花镜，就怕摔了没人敢扶；还有位年轻妈妈说，带孩子过马路时，孩子主动去扶了个差点摔倒的老奶奶，她吓得魂都飞了。同志们，再这样下去，咱们建多少文明标语都没用，人心的墙建起来了，拆不掉啊。大家都说说，这件事该怎么解决？”
文明办主任张强首先发言：
“我们已经启动了‘道德模范’评选，准备把周大勇作为候选人，通过宣传他的事迹，引导社会风气。同时，我们还会在社区开展‘诚信教育’活动，提高市民的道德意识。”
“宣传引导很重要，但不够。”
闻哲打断他，“如果只是宣传，没有制度保障，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事，还是会有人被讹，还是会有人不敢扶。”
他看向司法局长李伟：
“李局长，现行法律对‘恶意讹诈’就没有办法吗？”
李伟面露难色：
“市长，现行的《民法典》里，有关于‘见义勇为’的规定，明确了‘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但对于‘恶意讹诈’，界定起来很困难，需要证明当事人是‘故意捏造事实’，而且除非造成严重后果，否则很难追究刑事责任，最多就是批评教育或者治安处罚。
“我们查了相关案例，刘德山父子这种情况，因为没有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最多只能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可真要是拘留了，老人在医院没人照顾，舆论又该说我们不近人情。法律的尺度，太难把握了。”
“难在法律管不了‘贪心’，也暖不了‘寒心’。”
民政局局长插了话，说“刘德山的医药费，医保报销后自付部分还得两万多，对他们家来说是天文数字。我们查了，他们没申请低保，也不知道有临时救助政策。要是早有人帮他们一把，可能就不会走这条路。”
闻哲指着墙上的“共建文明城市”标语，说：
“文明不是喊出来的，是靠制度托起来的。人心不古的根源，不是道德沦丧，是‘善意没有保障，恶意没有代价’。”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所有人，
“我提三个要求：第一，司法局牵头，一周内拿出‘善意救助保障条例’的草案，明确‘恶意讹诈’的界定标准和处罚措施，不仅要罚款拘留，还要纳入失信名单，让讹诈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第二，民政局联合卫健委，开展‘困难家庭医疗救助专项行动’，把刘德山这类情况的老人都纳入排查范围，主动上门办理救助，不能等他们走投无路才想起政府；
“第三，文明办组织‘善意守护’活动，联合保险公司推出‘救助责任险’，以后再有人敢扶、敢救，保险兜底，不用担心被讹。
“界定困难，我们就想办法明确；处罚太轻，我们就完善规定。经济建设是骨架，道德建设是血肉。可现在，这血肉正在被一点点侵蚀。
“同志们，周大勇不是第一个被讹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靠宣传道德模范、靠批评教育讹诈者，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用法律把底线立起来！长宁是经济特区，有地方立法权，我主张，由市人大法工委牵头，专项调研后制定地方性法规，把‘恶意讹诈见义勇为者’的界定、处罚一条条写清楚。不仅要让讹诈者退赔不当得利，还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记入诚信黑名单，限制其高消费、贷款等行为！界定困难就细化标准，处罚太轻就明确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