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六年金秋十月，秦王李世民被迫班师，皇帝李渊的车驾在华阴的霜风中试图维系帝国权力那微妙的平衡时，大唐帝国广阔疆域的另一端，一度看似平息的巴蜀之地，战火竟死灰复燃，再次灼痛了朝廷的神经。
十月下旬，巴蜀，涪州（今重庆涪陵）。
此地据长江与乌江交汇之要冲，上承渝州（重庆），下扼三峡东出门户，乃巴蜀东部水陆锁钥，亦是西进成都平原的重要粮秣中转之地。武德元年，唐朝于此设州，正是看中其控驭巴东的战略价值。然而，险要的地形与复杂的民族聚居，也使其成为动荡的温床。
前次渝州叛乱中被李弘节击溃的张大智，并未如朝廷所愿销声匿迹。这位狡黠的地方豪帅，在主力覆灭后，带着少数残兵败将遁入长江以南的武陵山区，与当地部分失意的戍卒、流民啸聚，舔舐伤口，等待时机。他深知，自己已被朝廷打上“必诛”的烙印，唯有再度起事，或有一线生机。
“弟兄们，渝州城里咱们栽了跟头，那是李弘节那老儿来得太快！” 在一处隐蔽的岩洞中，篝火映照着张大智那张更显阴鸷的脸，“可朝廷的兵，不是无穷无尽的！北边突厥闹得凶，秦王都被叫回去了，李弘节说不定也得北调！眼下，就是咱们翻身的时候！”
他指着粗糙地图上的一点——涪州。“打涪州！这里水码头粮船多，府库比渝州也不差多少！刺史田世康，听说是个文官出身，未必比薛敬仁强多少！咱们突然杀过去，抢了粮船钱财，或据城再守，或顺江东下去投辅公祏，都有活路！总比在这山里饿死强！”
残存的亡命之徒被求生的欲望和劫掠的诱惑再次点燃。十月末，张大智纠集起数百亡命，沿山路潜行，突然出现在涪州城下，试图复制渝州之战的侥幸。
然而，他大大低估了涪州的守备与刺史田世康的能力。
田世康并非薛敬仁那样的怯懦文官。他虽出身士族，却通晓兵事，自上任以来，深知涪州地处要冲，始终未松懈武备。张大智残部在渝州覆灭的消息传来后，他更加强了江防与城戍的巡查。因此，当张大智的队伍刚刚在城外出现，企图抢夺码头粮船时，田世康已迅速得到了警报。
“果然来了！” 田世康闻报，并无惊慌，反而露出一丝“果然如此”的冷意。他一边下令紧闭城门，弓弩上墙，严阵以待；一边即刻派出信使，飞报临近的黔州（今重庆彭水）、忠州（今重庆忠县），请求发兵合击。同时，他组织城中丁壮，分发器械，协同守城。
张大智的队伍缺乏攻城器械，本就是为突袭劫掠而来，见涪州城戒备森严，无机可乘，士气先沮。 田世康早已实行了坚壁清野措施，所得甚微。
数日之内，黔州刺史、忠州长史派出的援军相继抵达，对张大智形成反包围之势。田世康见时机成熟，亲率城中精锐，开城门主动出击。与此同时，接到朝廷严令（李渊对薛敬仁弃城的处置已传遍巴蜀，地方官皆知失土罪重）的周边州县兵马亦从侧翼夹攻。
张大智的乌合之众本已饥疲交加，见唐军势大，阵脚大乱。混战中，其内部本就脆弱的联盟迅速崩解，部分胁从者开始逃散或试图倒戈。
眼见大势已去，退路亦被截断，张大智最后的顽抗意志终于瓦解。在唐军合围即将完成的最后时刻，为了保全性命，还怀有一丝被“招安”的幻想，他做出了选择。
涪州城下，张大智下令残部放下兵器，自己则率少数头目，至田世康军前请降。
田世康骑在马上，看着眼前这个一度搅动巴东、两度起兵的豪帅，如今形容狼狈地跪伏在地，心中并无多少胜利的喜悦，只有对地方治安屡遭破坏的疲惫与冷峻。
“绑了。” 田世康声音平淡，却不容置疑。他随即下令收编、遣散降卒，将张大智及其核心党羽严密囚禁，并立刻书写奏报，将平定消息连同人犯处置建议（通常此类反复叛乱的首领难逃一死）急送长安。
张大智的再度叛乱及其迅速败亡，如同一场短暂的雷阵雨，来得突然，去得也快。 它并未对巴蜀大局造成实质性撼动，却再次印证了一个事实：在大唐帝国走向完全统一的进程中，任何一处统治薄弱的缝隙，都可能滋生变乱的菌丝。而朝廷对渝州事件的快速反应与严厉追责，显然起到了震慑作用——至少，这次的涪州刺史田世康，选择了坚守与反击，而非弃城而逃。
北疆的政治猜忌与军事收缩，南方的地方动荡与及时平定，共同勾勒出武德六年末大唐帝国的复杂图景。
外部强敌环伺，内部整合未固，皇权与将权、中央与地方、父子与兄弟之间的张力无处不在。 每一处烽烟的熄灭，或许都意味着另一处隐患的埋藏。帝国的车轮，就在这不断的平叛、猜疑、平衡与前进中，沉重而坚定地碾过历史的泥泞，走向那个即将到来的、辉煌而残酷的贞观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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