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8日，清晨六点半。
王恪推着崭新的永久自行车走出95号院。深秋的晨雾还未散去，胡同里飘着煤烟和豆浆的混合气味。他穿着那身深灰色中山装，公文包挂在车把上，里面装着任命书、介绍信和几本技术书籍。
院门口，阎埠贵正在扫落叶，看见他出来，停下扫帚：“王同志这么早？”
“第一天上班，早点去熟悉熟悉。”王恪跨上车。
“路上小心，厂门口那段路正在修，不好走。”阎埠贵嘱咐道，随即又压低声音，“对了王同志，昨晚开会说的那事……周二晚上学英语，你看行吗？”
“行，就周二晚七点。”王恪点点头，蹬车离开。
车轮碾过青石板路，发出轻微的颠簸声。南锣鼓巷还在沉睡，只有少数几户人家亮着灯。出了胡同，拐上大街，景象渐渐热闹起来。
1950年10月的北京，街道上已经能看到不少建设新中国的痕迹：墙壁刷着白底红字的标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建设工业化新中国而奋斗”，电线杆上挂着喇叭，早晚会播新闻和革命歌曲。
路上的行人大多穿着灰蓝色制服，行色匆匆。偶尔有公共汽车驶过，车身上也刷着标语。王恪骑着自行车导入车流，感受着这个时代特有的昂扬气息。
骑了约摸一刻钟，前方出现一片厂区。
高大的烟囱冒着白烟，红砖厂房连绵成片，隐约能听见机器的轰鸣声。厂门是拱形的水泥结构，上方挂着硕大的红五星，下面是一行大字：“红星轧钢厂”。
门口有解放军战士站岗，旁边设着传达室。这会儿正是上班时间，工人们三五成群地走进厂门，大多穿着深蓝色工装，胸前别着厂徽。
王恪推车到传达室窗口：“同志，我是新来报到的。”
窗口里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戴着老花镜，正在登记簿上写字。他抬起头，通过眼镜上下打量王恪：“介绍信。”
王恪递上工业部的介绍信。
老头接过，仔细看了半天，又抬眼看看王恪，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技术科……科长？这么年轻？”
“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王恪平静地说。
“哦哦，留学生啊！”老头态度立刻躬敬起来，从窗口递出个本子，“在这儿登记，然后去办公楼二层人事科办手续。”
王恪登记完，推车进了厂门。
厂区比他从外面看起来更大。主干道是水泥路，两侧是高大的法国梧桐，叶子已经黄了一半。厂房分布在道路两侧，红砖墙，锯齿形屋顶，典型的苏联式工业建筑风格。
空气中飘散着金属加工特有的气味——切削液、铁锈、机油混合的味道。车间里传来各种声音：机床的轰鸣、锻锤的撞击、天车的滑动……
工人们从身边走过，好奇地打量这个推着新车、穿着中山装的年轻人。有人窃窃私语：
“谁啊？看着象个干部。”
“不认识，新来的吧？”
“这车真新，永久牌的。”
王恪按照路牌指示，找到办公楼。这是一栋三层红砖楼，比车间要新一些。他把自行车停在楼前的车棚里——那里已经停了几辆车，但大多是二六的女士车，象他这样的二八大杠不多见。
走进办公楼，一层是各科室办公室，人来人往。楼梯口贴着楼层指示牌：一层行政科、财务科、后勤科；二层人事科、技术科、宣传科；三层厂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
王恪上到二层，找到人事科。
敲门进去，屋里有两张办公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干事正在整理文档。
“同志，我是来报到的。”王恪递上介绍信。
女干事接过，看了看，立刻站起身：“王恪同志？李副厂长交代过，您今天来。稍等，我去请科长。”
她快步出去，不一会儿，带着个四十多岁、梳着分头的男人回来。
“王恪同志，欢迎欢迎！”男人热情地伸出手，“我是人事科科长，姓赵。李副厂长特意嘱咐，您来了直接带您去见他。”
“麻烦赵科长了。”
“不麻烦不麻烦。”赵科长笑容满面，“留学生回国建设，这是我们的光荣！走，我陪您上去。”
两人上到三楼。这一层很安静，走廊铺着水磨石地面，擦得锃亮。赵科长在一扇门前停下，门上挂着“副厂长办公室”的牌子。
敲门，里面传来声音：“进来。”
推门进去，办公室不大，但整洁。靠窗一张办公桌，后面坐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着眼镜，正在看文档。旁边还有张沙发，一个小茶几。
“李厂长，王恪同志来了。”赵科长说。
李副厂长抬起头，摘下眼镜，仔细打量王恪。他目光锐利，带着技术干部特有的严谨。
“李厂长好。”王恪微微欠身。
“王恪同志，坐。”李副厂长指了指沙发，又对赵科长说，“老赵，你先去忙吧，手续等会儿再办。”
赵科长应声退出去，轻轻带上门。
李副厂长起身，坐到王恪对面的单人沙发上。他拿起茶几上的烟盒，抽出一支，递给王恪。
“谢谢，我不抽烟。”王恪说。
“好习惯。”李副厂长自己点上，深吸一口，“工业部陈司长给我打过电话，说给我们厂派了个麻省理工的高材生。我看了你的简历，24岁，硕士，不简单。”
“只是学了些皮毛。”
“不用谦虚。”李副厂长摆摆手，“咱们厂是1947年建的老厂，设备落后，工艺陈旧。解放后虽然扩建了，但技术底子薄。我这个副厂长主管生产和技术，压力很大啊。”
王恪安静听着。
“技术科的情况……”李副厂长顿了顿，“科长空缺半年了。原来有五个技术员，一个副科长。副科长姓张，是老清华毕业的，在厂里干了十几年，一直想转正。”
话说得很直白。
“我明白。”王恪点点头。
“张工技术扎实，经验丰富，但思想有些保守。”李副厂长弹了弹烟灰，“厂里很多老师傅服他，因为他懂实际生产。你是留学生，理论强，但可能缺乏实践经验。这是个矛盾。”
“我会向张副科长和其他老师傅多学习。”王恪说。
李副厂长看了他一会儿，笑了：“陈司长说你沉稳，果然。不过该立威的时候也要立威，技术科不能总是一潭死水。厂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
“轧机效率低？”王恪试探着问。
“对！”李副厂长一拍大腿，“650轧机，理论小时产量十五吨，实际只有八吨。加热炉能耗高，轧辊损耗快，停机检修频繁。这些问题年年提，年年解决不了。”
“我可以去看看吗？”
“当然，今天你主要就是熟悉情况。”李副厂长站起身，“走，我带你去技术科，然后你自己去车间转转。明天上午开个技术科会议，你主持。”
两人下楼到二层，走到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
门牌上写着“技术科”。推门进去，房间挺大，有五张办公桌，靠墙是一排文档柜和图纸柜。三男一女正在办公，看见李副厂长进来，都站起身。
“给大家介绍一下。”李副厂长声音洪亮，“这位是王恪同志，工业部任命的技术科科长。麻省理工留学回来的，以后咱们厂的技术工作，就由他负责。”
屋里安静了几秒。
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男人最先开口：“欢迎王科长，我是张明远，副科长。”
“张工您好。”王恪上前握手。
张明远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油污，是典型老技术工人的手。他表情平静，但眼神里有一种审视。
另外三人也依次自我介绍：
“刘建军，技术员，负责设备图纸。”
“孙秀英，技术员，负责工艺文档。”
“陈志刚，技术员，负责质量检验。”
都是三十岁上下年纪。刘建军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孙秀英齐耳短发，看起来很干练；陈志刚膀大腰圆，象个工人多过技术员。
“王科长刚来，先熟悉情况。”李副厂长对张明远说，“老张，你带王科长去车间转转，把厂里的情况介绍一下。”
“好的厂长。”张明远点头。
李副厂长又交代几句，便离开了。
办公室里气氛有些微妙。
张明远回到自己座位，拿起一个笔记本：“王科长想先看哪个车间？”
“从轧钢车间开始吧。”王恪说。
“好。”张明远站起身，对另外三人说，“你们忙自己的，我陪王科长去车间。”
两人走出办公楼，朝厂区深处走去。
“王科长在国外学的是机械工程？”张明远边走边问。
“对，主要方向是机械设计和制造工艺。”
“那轧钢工艺接触过吗？”
“学过一些基础理论，实际生产经验确实欠缺。”王恪坦诚地说，“以后要多向张工请教。”
张明远的表情缓和了些：“轧钢这行，理论是一回事，实际操作是另一回事。咱们厂这台650轧机，是1948年从日本人手里接收的，老掉牙了，但还得用。”
说话间，他们走进轧钢车间。
巨大的空间，高耸的屋顶下，一台庞大的轧机正在工作。通红的钢坯从加热炉出来，在辊道上输送，进入轧机后被挤压、延展，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热浪扑面而来，空气中弥漫着氧化铁皮的气味。
工人们在机旁操作，个个满脸油污，汗水浸湿了工装。车间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看见张明远，走过来打招呼。
“张工！这位是……”
“新来的王科长。”张明远介绍。
“王科长好！”车间主任姓周，嗓门很大，“您可来了！这台破机器，天天出毛病，我们车间都快被它折腾疯了！”
“周主任，具体什么情况？”王恪问。
“问题多了去了！”周主任如数家珍，“辊道对不齐，钢坯经常卡住。轧辊轴承寿命短，一个月就得换。压下系统不灵，厚度控制不准。还有这加热炉，烧的煤比别的厂多三成，温度还上不去……”
王恪一边听，一边观察轧机运行。
他的感知无声展开，复盖整个机组。在普通人眼里，这只是台轰鸣的机器；但在王恪眼里，每一个零部件的运动轨迹、受力状态、温度分布，都清淅可见。
问题确实很多。
辊道电机功率不足，导致输送速度不稳定。
轧辊轴承座的润滑结构设计不合理，导致润滑油泄漏严重。
压下螺丝的螺纹磨损，导致间隙过大。
加热炉的耐火材料老化，保温性能差……
这些都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问题，但在这个年代，缺乏检测手段，缺乏分析工具，工人们只能凭经验摸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我能看看图纸吗？”王恪问。
“有有有！”周主任从车间办公室抱来一摞图纸，摊在桌子上。
图纸是手绘的，线条工整，但已经很旧了，边角磨损。王恪一张张翻看，速度很快。张明远在旁边看着，起初以为他只是装样子，但很快发现不对——王恪看图的专注度，以及偶尔提出的问题，都表明他确实懂。
“这张总装图上的公差标注，和零件图对不上。”王恪指着一处。
张明远凑过去看，果然如此：“这是老问题了，日本人留下的图纸就有错误，我们一直没改过来。”
“加热炉的烟道设计也有问题。”王恪翻到另一张图，“这个弯角太急，导致烟气回流，影响了燃烧效率。”
周主任听得眼睛发亮：“王科长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们烧炉的老刘头也这么说，但他讲不出道理！”
“这些都可以改进。”王恪合上图纸，“不过需要时间。”
“能改进就好，能改进就好！”周主任搓着手，“王科长，您可得帮我们想想办法！这个月生产任务又加了，完不成要扣奖金的！”
“我尽量。”王恪说。
在轧钢车间待了一个多小时，王恪又去了其他车间：锻造车间、机加工车间、热处理车间、装配车间……
每个车间都有自己的问题：老式锻锤基础松动、车床精度丧失、热处理炉温控不准……
张明远一路陪同，起初是公事公办的态度，但随着王恪不断指出问题，他的眼神渐渐变了。这个年轻的留学生，不是纸上谈兵的花架子。
中午，两人在厂食堂吃饭。
食堂很大，能容纳几百人同时就餐。工人们排队打饭，主食是窝头和米饭，菜是白菜炖豆腐和炒土豆丝，每人还有一小块咸菜。
王恪和张明远找了个角落坐下。
“王科长今天看的，都是厂里的老大难问题。”张明远吃着窝头，缓缓说道，“有些问题存在十几年了，不是不想解决，是解决不了。”
“为什么？”王恪问。
“没钱，没材料，没技术。”张明远苦笑，“厂里每年那点维修经费，只够修修补补。要改造设备，得向上级打报告，批不批还不一定。至于技术……咱们这些人，大多是旧社会过来的，没受过系统教育，自己摸索着干。”
这话说得实在。
王恪沉默了一会儿，说：“张工，我刚来，情况不熟。以后技术科的工作，还需要您多支持。”
“你是科长，我听安排。”张明远说，但语气比上午软了些。
“不是谁听谁的。”王恪认真地说，“我们都是为了把厂里的技术工作搞好。您经验丰富，我理论还行，咱们互补。技术科不是谁的一言堂，大家商量着来。”
张明远抬起头，看着王恪，好一会儿才说：“王科长这话实在。”
“明天开会，我想先讨论轧机改造的事。”王恪说，“从小改小革开始，见效快的先做。比如辊道对齐的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你有思路？”
“有点想法，还需要和大家讨论。”
张明远点点头，没再多说。
吃完饭，王恪回到技术科办公室。
下午，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开始整理思路。从系统空间调出相关资料——不是2025年的先进技术，而是1950年代国际上成熟的轧钢技术。
他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解决问题，又不显得太超前。
最后，他画了几张草图：
一张是辊道对齐的调整工装，用简单的杠杆原理，可以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微调辊道位置。
一张是轧辊轴承座的密封改进方案，用常见的毛毡和皮革组合密封，成本低效果好。
一张是加热炉烟道的小改造，增加一个导流板……
都是小改进，但恰恰是这些“小问题”，长期困扰着生产。
画完图，他又写了一份简要说明。用的是这个时代技术文档的格式和语言，力求通俗易懂。
下班铃响时，王恪刚好写完。
他收拾好东西，走出办公楼。厂门口，工人们如潮水般涌出，自行车铃声、说笑声混成一片。
推车出厂门时，他看见许大茂在门口等着。
“王科长！”许大茂小跑过来，“第一天上班怎么样？”
“还行，熟悉熟悉情况。”
“张工没为难您吧？”许大茂压低声音，“那老家伙，仗着自己资历老，平时谁都不放在眼里。”
“张工很专业，教了我很多。”王恪淡淡地说。
许大茂一愣，随即笑道：“那是那是，张工技术是没得说。王科长您大气！”
两人并肩骑车回家。
路上，许大茂又开始喋喋不休地介绍厂里的人际关系：哪个领导有什么癖好，哪个车间主任和谁不对付，哪个女工和谁搞对象……
王恪安静听着，偶尔应一声。
回到95号院，天已经擦黑。
王恪刚停好车，就听见中院传来贾张氏的声音：“哎哟，王科长下班了？第一天上班累不累啊？”
“还行。”王恪推车进东跨院。
“王科长！”贾张氏跟到院门口，“你家就一个人，做饭多麻烦。要不以后就在我家搭伙？一个月给十块钱就行！”
王恪脚步一顿，转身看着贾张氏。
贾张氏脸上堆着笑，但眼神里是算计。
“不用了贾大妈，我自己会做。”王恪平静地说，“而且厂里有食堂，中午可以在厂里吃。”
“食堂哪比得上家里饭……”贾张氏还想说。
“谢谢您的好意，真的不用。”王恪打断她，推车进门，把门关上了。
门外传来贾张氏的嘟囔：“不识好歹……”
王恪摇摇头，开始生火做饭。
煤球炉子不好点，他费了些功夫才生着火。煮了一锅面条，就着咸菜吃了。
晚饭后，他坐在灯下，继续完善明天的会议材料。
窗外，四合院渐渐安静下来。
偶尔有孩子的哭声，大人的呵斥声，还有收音机里传出的戏曲声。
这就是1950年的夜晚，平静，简单。
王恪放下笔，走到窗前。
他看着院子里那两盆新买的菊花——今天下午回来时在胡同口买的，花农说是晚菊，能开到十一月。
月光下，黄色的花瓣微微颤动。
第一天过去了。
技术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明天要开会，要面对那些可能不服气的同事，要提出改进方案，要开始真正改变这个老厂。
每一步都要稳，都要准。
不能急，但也不能太慢。
王恪深吸一口气，关灯休息。
躺在床上，他最后回想了一遍今天的所有细节：
李副厂长的期望，张明远的审视，车间主任的急切，工人们的疲惫……
还有厂里那些极待解决的问题。
明天，就从最简单的辊道对齐开始。
一点一点来。
改变，就从这些小处开始。
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