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露过后，京都的秋意愈发浓重，西郊那处挂着“经济战略研究办公室”牌子的院落里，却丝毫不见萧瑟之气，反而弥漫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感。香江金融稳定应急小组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就在这里召开。沉明远坐在主位上，指尖轻点着面前的文档，声音沉稳有力：“从今天起，前置防御全面激活，我们要在国际资本动手之前，织牢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会议桌的另一侧，周瑾将一份《专项外汇资金调度方案》推到众人面前：“经央行批准，3000亿专项外汇干预资金已完成划拨，分三批存入香江金管局指定的离岸账户，这笔资金将作为香江联系汇率制度的压舱石，一旦汇率出现异常波动，可随时入市干预。”话音刚落，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补充道：“跨境金融监管协作机制也已搭建完毕，内地与香江的外汇交易数据、股市持仓变动、国际资本流向，实现了实时共享，每一笔超过500万美元的跨境资金流动，都会第一时间触发预警。”
接下来的数月里，一场低调却声势浩大的布局，在香江股市悄然展开。应急小组联合内地社保基金、四大国有银行，通过数十个匿名离岸账户，分批吸纳恒生指数成分股中的蓝筹股——汇丰控股、长江实业、香港电讯等标的，均被纳入建仓名单。。”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熬了三个通宵，设计出一套复杂的衍生品对冲组合：通过买入港元兑美元的远期合约，锁定汇率波动风险；同时在恒指期货市场创建适量空单，对冲股市下行压力，一买一卖之间，将潜在风险消弭于无形。
就在应急小组紧锣密鼓构筑防御工事的同时，华耀资本的海外抄底行动，也已悄然拉开序幕。1996年10月，周瑾带着一支五人投资团队，登上了飞往新加坡的航班。此行对外宣称是“考察东南亚投资环境的学术调研”，实则肩负着为国家攫取战略资产的重任。团队的足迹遍布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四国，白天穿梭于矿山、港口、工厂，晚上则在酒店房间里连夜分析数据，灯光常常亮到凌晨。
他们很快发现，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正处在虚假繁荣的泡沫之中——房地产价格飙涨，股市指数屡创新高，矿产、港口等内核资产的估值被炒到了天上去。但在这片喧嚣之下，却藏着不少被低估的优质标的。新加坡港务集团旗下的一家货柜码头公司，因管理层决策失误，陷入了现金流危机，股价连续三个月阴跌；泰国的一家老牌橡胶企业，坐拥万亩橡胶园，却因国际橡胶价格低迷，濒临破产；马来西亚的一家锡矿公司，矿产储量丰富，却因资金链断裂，不得不贱卖股权求生。
“就是它们了。”周瑾指着报告上的三个标的，眼中闪过锐利的光芒，“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硬资产，现在的低迷只是暂时的，等危机过后，价值必然翻倍。”
华耀资本的收购动作，如同春雨润物般悄无声息。通过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的多层离岸架构，资金被层层洗白，最终以“海外战略投资者”的身份，与标的公司展开谈判。没有大张旗鼓的签约仪式，没有媒体的追踪报道，一切都在私下里秘密进行。短短半年时间，华耀资本斥资8亿元，拿下新加坡货柜码头公司20的股权；耗资5亿元，收购泰国橡胶企业30的股份；又用7亿元，揽下马来西亚锡矿公司15的股权。每一笔交易都精准踩在估值洼地，每一次签约都做得滴水不漏。
在东南亚布局的同时，华耀资本也没有放过香江市场的机会。1997年3月，香江中环的一栋甲级写字楼因业主资金链断裂挂牌出售，周瑾得知消息后，立刻指示团队出手。经过多轮谈判，最终以10亿元的价格将其收入囊中——这个价格，比市场价低了足足三成。两个月后，又以3亿元的代价，拿下了香江一家中小型银行5的股权，成为其第七大股东。至此，华耀资本的初始50亿元资金，已用去33亿元，手中握有的，全是兼具战略价值与升值潜力的优质资产。
这大半年里，沉明远的身影频繁出现在香江的政务大厅与金融机构。凭借着在国际金融界的威望，以及与香江财政司、金管局高层的深厚交情，他为应急小组的各项措施扫清了障碍——跨境监管数据的共享、社保基金入市的合规审批、专项外汇资金的账户开立，每一项都离不开他的协调。而周瑾则成了“空中飞人”，平均每个月都要往返京都与香江两次，一方面与香江金管局负责人会面，分析最新的市场动向，调整应对方案；另一方面与香江本地财团代表座谈，倾听他们的诉求，争取到了一批爱国商人的暗中支持。
1997年6月30日，香江的街头挂满了紫荆花旗，空气中弥漫着喜庆与期待的气息。距离香江回归，只剩最后一天。
周瑾站在维多利亚港的岸边，望着海面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百感交集。他的身后，是灯火璀灿的中环，是华耀资本买下的那栋写字楼；他的眼前，是波涛汹涌的海面，是即将到来的金融风暴。
沉明远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小瑾，我们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接下来，就看那些国际游资，敢不敢来了。”
周瑾握紧拳头，目光望向远方：“老师，他们一定会来。这场仗，我们必须赢。”
夜色渐深，应急小组的监测屏幕上，国际资本的流动数据开始出现异常波动。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首的对冲基金，已经在香江外汇与股市市场，悄悄创建了空单头寸。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关乎香江命运、关乎国家尊严的金融决战，即将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