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18日，惊蛰已过，春分未至。
四水河上的冰层开始发出呻吟般的断裂声。每天清晨，河面都会新增几道漆黑的裂缝，像大地的伤口在缓慢绽开。到了正午，阳光照在冰面上，冰层下的河水汩汩流动，水声透过冰面传来，闷闷的，像是大地的心跳。
魏莱站在新筑的水坝上。坝体经历了整个冬天的考验，冻胀裂缝很少，秦木匠用石灰掺糯米浆修补过的地方依然牢固。坝后的蓄水区，冰面比河道其他地方薄，已经能看见底下幽绿的水在流动。
“最多十天。”王老栓拄着拐杖站在魏莱身边——他的腿保住了，但留下了终身残疾，走路一瘸一拐，“十天之内，冰全化开，水就能进渠。”
“渠都清淤了吗？”魏莱问。
“清了。”王老栓指着远处，“四个村，二十四条支渠，总长三十里。男女老少齐上阵，干了半个月。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太费鞋。”王老栓苦笑，“淤泥里都是芦苇根、碎石头，布鞋三天就磨穿。好些人家，一双鞋补了又补，舍不得扔。”
魏莱看着远处渠道上忙碌的人影。确实，大多数人脚上都是破烂的布鞋，有的用草绳绑着，有的露着脚趾。在零下的气温里，踩在冰水泥泞中，那种刺骨的冷，他体验过。
“铁工厂那边，犁铧打完了吗？”
“昨天刚打完第五十副。”王老栓说，“张小锤说，有了顾老板送的车床，现在一天能打五副，质量还更好。就是”
“又‘就是’什么？”
“就是原料不够了。”王老栓叹气，“顾老板捐的二十吨生铁，打犁铧用了一半，修农具用了一些，剩的不多了。咱们自己炼的土钢，产量低，质量也跟不上。”
问题总是接踵而至。
魏莱走下坝坡。坝脚下，医疗小组搭的帐篷还没撤——军区医院的三位医生决定再留一个月，帮四水镇培训出第一批合格的卫生员。陈伊伊现在是实际上的卫生所负责人，郑怀远成了她的副手。
帐篷里，陈伊伊正在给一个孩子包扎手臂。孩子是在清渠时被碎玻璃划伤的，伤口不深，但很长。
“以后小心点。”陈伊伊动作轻柔，“你爹娘攒点布票做双鞋不容易，你要是受伤了，他们更心疼。”
孩子咬着嘴唇点头。
魏莱站在帐篷外等。陈伊伊忙完出来，额头上都是细汗。她穿着白大褂，但里面还是那件藏青色的棉袄，洗得发白。
“累了吧？”
“还好。”陈伊伊擦了擦汗，“今天看了十七个病人，五个外伤，八个感冒，四个营养不良。李秀兰的孩子有点肺炎，我让她住下了。”
“能治好吗？”
“有药就能。”陈伊伊说，“但药不多了。部队医院留下的药，撑不到夏天。”
又是一个“不够”。
魏莱忽然觉得，合作社就像个永远填不满的坑。挣一点，花两点；解决一个问题，冒出三个问题。
“伊伊，你觉得咱们能成吗？”
陈伊伊看着他，认真地说：“魏莱，你知道我父亲日记里，最让我震撼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不是那些矿藏数据，而是他在1945年写的一句话。”陈伊伊望着远处的水坝，“他说：‘中国之难，不在外敌，不在贫穷，而在人心涣散。若能将千万人心聚成一股绳，纵有万难，亦可破之。’”
她转头看着魏莱：“你现在做的，就是在聚人心。你看王老栓，腿瘸了还天天往坝上跑；你看张铁匠，为了赶犁铧，在炉子边睡了七天；你看李秀兰，背着孩子来上工，孩子病了也不肯休息这些人为什么拼命？”
她顿了顿：“因为他们信你。信跟着你能过上好日子。”
魏莱喉咙发紧。
“所以，”陈伊伊握住他的手，“别问能不能成。问，就是能。因为不成的代价，是辜负这些信你的人。”
正说着，镇口方向传来汽车喇叭声。不是卡车，是小轿车——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这在1954年的东北农村，是绝对的稀罕物。
车上下来三个人。为首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着呢子帽，手里拄着文明棍。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一个提着公文包，一个拿着笔记本。
周明远瘸着腿迎上去：“请问”
“我是省农村工作部的调研员，姓杨，杨守仁。”老者声音洪亮，“来了解四水镇合作社试点情况。魏莱同志在吗？”
魏莱快步上前：“杨老您好，我就是魏莱。”
杨守仁上下打量他，目光锐利：“嗯，比我想象的年轻。走吧，找个地方说话。”
会议室里，杨守仁坐在主位，两个年轻人在旁边记录。魏莱、周明远、陈伊伊坐在对面。
“魏莱同志，你的报告我看了。”杨守仁开门见山，“自筹资金，土法炼钢，改良农具，修建水利很有想法。省里也很重视，特地派我来实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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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领导关心。”
“先别谢。”杨守仁摆手，“我这个人，喜欢挑毛病。你们这个合作社，有三个问题。”
他伸出三根手指：“第一，土地入股分红，这个比例怎么定的？百分之三十按地，百分之七十按劳？依据是什么？会不会伤害地多劳少的中农利益？”
“第二，工厂利润反哺农业，这个‘反哺’是永久性的还是过渡性的？如果工厂将来发展壮大了，农业是不是要永远依赖‘反哺’？这会不会削弱农业自身的造血能力？”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杨守仁盯着魏莱，“你们搞的这些，和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怎么衔接？粮食产量增加了，是全部卖给国家，还是留一部分自己分配？如果国家征购任务和你们的分配计划冲突，听谁的？”
三个问题，刀刀见血。
魏莱深吸一口气，开始回答。
关于土地分红比例，他拿出了详细的测算数据——根据四水镇历年产量，模拟了不同比例下的分配结果，证明30-70是最能平衡各方利益的。
关于反哺机制，他展示了三年过渡期的规划——第一年50，第二年40，第三年30，之后稳定在20。“这不是输血，是造血。用工业利润改良土壤、兴修水利、购买良种，让农业自己强起来。”
关于统购统销，他早有准备：“杨老，我们算过。去年四水镇总产粮十八万斤，上交公粮四万斤，留种一万斤，剩余十三万斤。按人均三百斤口粮算，刚好够吃，没有余粮。”
“但今年，”他翻开账本，“我们目标产量是二十五万斤。除去公粮、种子，剩余二十万斤。按人均三百斤，只需十二万斤。剩下的八万斤，我们计划：两万斤作为储备粮，一万斤用于养猪养鸡（发展副业），五万斤卖给国家。”
杨守仁眉毛一挑：“卖给国家？按什么价？”
“统购价。我们不会私卖。”魏莱说，“但希望国家能考虑，用部分售粮款返还化肥、农具等生产资料，支持我们再生产。”
杨守仁沉默了很久。
两个年轻人笔尖沙沙作响。
“魏莱同志，”杨守仁终于开口，“你考虑得很细。但你要知道，国家政策是刚性的。统购任务一旦下达，必须完成。如果你们把粮食都投入再生产了，到时候完不成任务，谁来负责？”
“我们计算过，不会影响任务。”
“计算是计算，天灾呢？虫害呢？”杨守仁摇头，“年轻人，我搞农村工作三十年了，见过太多‘计划赶不上变化’。你们的想法很好，但太理想化了。”
气氛有些僵。
陈伊伊忽然开口：“杨老，我能说两句吗？”
杨守仁看向她：“这位女同志是”
“陈伊伊，卫生所医生。”
“哦，陈医生。你说。”
“杨老，您说得对，计划赶不上变化。”陈伊伊声音平静，“但正因为有变化，才需要计划。四水镇过去是没计划的——靠天吃饭，丰年饿不死，灾年饿死人。现在有了计划，虽然可能出错，但至少有了方向。”
她顿了顿：“我父亲常说，治病不能怕复发，要一次比一次治得好。合作社也一样，不能怕出问题，要在解决问题中前进。”
杨守仁看着她，眼神柔和了些：“你父亲是”
“陈文渊。留日医学生，1948年去世了。”
“陈文渊”杨守仁喃喃，“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是不是在伪满时期”
“是的。他在日占区工作过，但暗中帮助过抗联。”
杨守仁点点头，没再追问。他站起身：“这样吧，我在四水镇住三天。不只听你们说，还要看，要问群众。”
“欢迎。”魏莱说。
接下来的三天，杨守仁像个幽灵一样在四水镇游荡。
他去铁工厂，看车床怎么运转，问工人一天干多久，工资怎么算。他去水渠工地，看农民怎么清淤，问家里几口人，口粮够不够。他去卫生所，看陈伊伊怎么治病，问药从哪里来，多少钱。
他甚至还去了王老栓家，坐在土炕上跟老人唠嗑。
“老王，你这腿”
“修坝伤的。”王老栓卷着旱烟，“不碍事，瘸了也能干活。”
“后悔吗？”
“后悔啥？”王老栓笑了，“要没这个坝，开春浇不上水，一亩地少收三十斤。一千亩就是三万斤，够多少人吃？我这条腿，值。”
杨守仁沉默了。
第三天晚上，他主动找魏莱谈话。地点不在会议室，在魏莱的办公室。
“魏莱同志，这三天，我看到了很多。”杨守仁抽着烟斗，“看到你们的难处——缺钱，缺料，缺药，什么都缺。也看到你们的劲头——再难也要干。”
他吐出一口烟：“但我还是要说，你们太冒险了。省里把你们当典型，是好事也是坏事。成了，是经验；败了，是教训。而你现在走的每一步，都像在走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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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莱给他倒水：“杨老，我知道风险。但四水镇没有退路。退回去，还是那个穷得叮当响的穷山沟。往前闯，至少有一线希望。”
“希望”杨守仁重复这个词，“是啊，希望。农村最缺的就是希望。土改给了农民地，但光有地不够，要有技术，要有组织，要有方向。”
他放下烟斗：“这样吧，我回去写报告，如实反映情况。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别蛮干。多请示，多汇报。省里既然把你们当试点，就会给你们一定自主权，但这个权，要用在正道上。”
“我明白。”
杨守仁起身要走，忽然想起什么：“对了，你们那个陈医生她父亲的遗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魏莱心头一紧：“杨老指的是”
“我年轻时在东北抗联待过，听说过一个叫陈文渊的大夫，给咱们送过药品和情报。”杨守仁说，“如果他真是那位陈大夫，他的遗物里，可能有对国家有用的东西。”
这话说得含蓄，但魏莱听懂了。
“陈医生确实在整理父亲遗物。如果有发现，我们会及时上报。”
“好。”杨守仁深深看了他一眼，“记住，有些东西，不是你们一个镇能承担的。该交的时候，要交。”
送走杨守仁，魏莱站在院子里，久久不动。
月亮很圆，照得雪地一片银白。远处，铁工厂的炉火还亮着，叮当声隐约传来。更远处，水坝在月光下像一条沉睡的巨兽。
陈伊伊走过来，给他披上大衣：“杨老说什么了？”
“他说，你父亲的遗物，可能很重要。”
陈伊伊沉默片刻：“魏莱，我昨晚又看了一遍日记。父亲提到，山本郁夫死前，把最重要的资料藏在了一个‘只有开拓团老人知道的地方’。”
“开拓团老人”
“对。当年日本在东北搞‘开拓团’，迁来几十万移民。战后大部分被遣返，但有一些留了下来，散落在各地。”陈伊伊说，“父亲怀疑，山本把资料交给了某个可靠的开拓团成员保管。”
“那这个人还在四水镇吗？”
“可能不在镇里，但在附近。”陈伊伊说，“我这几天打听过，靠山屯那边，有个姓金的老头，是朝鲜族，但日语很好。有人看见他家里有日文书籍。”
魏莱心念急转：“靠山屯孙猎户！”
孙猎户是本地老户，熟悉山里每一寸土地。如果真有个隐居的开拓团老人，他一定知道。
“明天我去找孙猎户。”
“我也去。”陈伊伊说，“带上父亲的日记，有些细节只有我能看懂。”
第二天一早，两人去了靠山屯。
屯子在山坳里，二十几户人家，房子都是土坯茅草顶。孙猎户家在屯子最里头，三间破草房，院里挂着几张兽皮。
听明来意，孙猎户皱眉：“金老头？是有这么个人。住在后山沟里，独门独户，很少下山。说是朝鲜族，但说话带关东口音。”
“能带我们去见见吗？”
孙猎户看看魏莱，又看看陈伊伊，点头：“行。但那老头怪得很，不一定肯见人。”
山路难行。积雪未化，踩上去咯吱作响。走了约莫一个时辰，在一个背风的山坳里，看见一间低矮的木屋，屋顶压着厚草，烟囱冒着细细的青烟。
孙猎户上前敲门。
许久，门开了条缝。一张布满皱纹的脸露出来，约莫七十多岁，眼睛很小，但很亮。
“金大爷，是我，孙猎户。”
门开大了些。老人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腰板却挺直。他看看孙猎户，又看看魏莱和陈伊伊，眼神警惕。
“啥事？”
魏莱上前：“金大爷，我们是四水镇的。想跟您打听点事。”
“四水镇”老人眼神闪烁，“我老了，啥也不知道。”
陈伊伊轻声说：“金大爷，我父亲叫陈文渊。您认识吗？”
听到这个名字，老人身体明显一震。他死死盯着陈伊伊，看了足足一分钟。
“你你是陈先生的女儿？”
“是。”
老人眼眶忽然红了。他打开门：“进屋说吧。”
木屋里很简陋，但收拾得干净。土炕上铺着苇席，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地图——仔细看，是日文标注的满洲地图。
老人烧了水，给每人倒了一碗。手在发抖。
“陈先生他还好吗？”
“他1948年去世了。”陈伊伊说。
老人闭上眼睛，两行浊泪流下来：“可惜了陈先生是好人救过我的命”
他讲起了往事。
1945年春，金老头（那时还叫金成浩）是开拓团的翻译。一次随山本郁夫勘探队进山，遇到山洪，他摔下悬崖，腿骨折断。是陈文渊坚持要救他，在山里守了他三天三夜，治好了他的伤。
“山本教授对陈先生很器重，但也防着他。”老人回忆，“因为陈先生是中国人，山本不信他。但有些事，又不得不靠陈先生——比如解读地质数据，分析矿样”
“金大爷，”陈伊伊拿出父亲的日记，“您看看这个。”
老人戴上老花镜，翻看日记。当看到“七点星图”那页时，他的手停住了。
“这个山本教授死前，让我保管过一份。”
魏莱和陈伊伊对视一眼，心跳加速。
“东西在哪？”
“埋了。”老人说，“山本教授说，这东西太重要，不能落在任何人手里。他让我埋在一个地方，等将来等日本光复满洲时，再挖出来。”
他苦笑：“现在我知道，等不到了。满洲是中国的，永远都是。”
“埋在哪里？”魏莱问。
老人站起身，走到墙边，指着地图上一个点：“这里。鹰嘴崖。”
鹰嘴崖——四水镇西十五里，一处险峻的悬崖。本地人很少去，传说有狼群出没。
“具体位置呢？”
“我说不清。但我能带你们去。”老人看着陈伊伊，“陈先生救过我的命，我把东西交给他的女儿，也算赎罪了。”
三人当即决定，马上去鹰嘴崖。
孙猎户要跟去，被魏莱拦住：“孙叔，这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您帮我们保密就行。”
“我明白。”孙猎户点头，“那你们小心。鹰嘴崖那边路险，还有狼。”
金大爷换了双结实的鞋，带了把柴刀。三人沿着山脊往西走。
山路越来越陡。积雪覆盖下的岩石很滑，好几次陈伊伊差点摔倒，被魏莱拉住。金大爷虽然年纪大，但山里走惯了，脚步很稳。
两个时辰后，鹰嘴崖出现在眼前。
那是一处突出的悬崖，形状像鹰嘴，下面就是数十丈深的峡谷。崖壁上光秃秃的，只有几丛枯草在寒风中颤抖。
“在崖顶。”金大爷指着上面，“山本教授说，要埋在最险的地方，这样才安全。”
攀崖是个技术活。魏莱让陈伊伊和金大爷在下面等，自己一个人上。
他用绳子绑在腰间，另一头拴在崖边的大树上，一点点往上爬。崖壁结了冰，手摸上去刺骨的冷。左手旧伤开始疼，但他咬紧牙关。
爬到一半时，脚下岩石松动，整个人往下滑了一截。绳子勒进腰间，疼得他闷哼一声。
“魏莱！”陈伊伊在下面喊。
“没事！”他回应，继续向上。
终于爬到崖顶。平台不大，约莫两丈见方，中间有块巨石。金大爷说，东西就埋在巨石下面。
魏莱用带来的铁锹挖。冻土很硬，挖了半个时辰，才挖下去三尺深。铁锹碰到硬物——是个铁皮箱子。
箱子不大，长一尺，宽半尺，锈迹斑斑。锁已经坏了，一撬就开。
里面是几卷油布包裹的东西。打开，第一份是完整版的“七点星图”，比陈文渊摹绘的详细得多，每个点都标注了坐标、深度、矿种预估。
第二份是山本郁夫的研究笔记，日文，字迹潦草。魏莱看不懂，但能看出有很多数据、图表。
第三份是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致未来发现者”。
信是用中文写的：
“余乃日本京都大学地质学教授山本郁夫。若君见此信，想必日本已败，满洲已重归中国。余有一言，望君谨记：
余在满洲勘探十年，发现此地矿藏之丰，世所罕见。然最珍贵者，非铀，非铁，非煤，而是一种伴生于放射性矿脉中之特殊结晶。余命名为‘星尘’。
此物具有奇异特性：常温超导、能量放大、物质稳定其价值，远超当前人类认知。若用于武器，可造灭世之器；若用于民生，可启万世之福。
余本欲将此发现献于帝国，然目睹日军暴行，心灰意冷。故藏匿资料，望后世有德者得之，用于正道。
然余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故设一障眼法：对外宣称发现大型铀矿，实则‘星尘’方为真宝。望后来者，勿为表象所惑。
资料中有一份‘星尘’样本，封于铅盒。此物有放射性，慎处之。
愿此发现，终能造福人类，而非带来灾祸。
山本郁夫绝笔
昭和二十年三月二十日”
信纸在魏莱手中颤抖。
星尘常温超导能量放大
这些词，超越了这个时代的认知。但魏莱懂——2025年的他，知道超导材料意味着什么，知道能源革命的钥匙长什么样。
如果这是真的
他把信和资料小心收好，原样封回铁箱。然后对着箱子深深鞠了一躬。
山本郁夫，这个日本学者，在军国主义的疯狂中，保留了一个科学家最后的良知。
下山时，天色已晚。
金大爷看着魏莱背上的箱子：“找到了？”
“找到了。”魏莱说，“金大爷，谢谢您。”
“不用谢我。”老人摇头，“这些东西是好是坏，难说啊。”
回到四水镇，已是深夜。
魏莱和陈伊伊关上门，仔细研究资料。星图、数据、笔记还有那个小小的铅盒。
铅盒打开，里面是几粒灰白色的晶体，只有米粒大小，但拿在手里，能感觉到微微的暖意——不是放射性发热，是一种奇异的能量波动。
“这就是星尘？”陈伊伊小心地用镊子夹起一粒。
“别碰！”魏莱制止，“有放射性。”
“父亲日记里提到过，伴生矿物中有一种‘不明结晶’，检测时仪器读数异常。”陈伊伊说，“应该就是这个。”
两人沉默地看着那些晶体。
在煤油灯下，它们泛着微弱的荧光，像真正的星辰碎片。
“现在怎么办？”陈伊伊问。
魏莱思考良久：“两件事。第一，资料和样本，必须上交国家。这已经超出四水镇能处理的范围了。”
“第二呢？”
“第二，”他看着陈伊伊，“在交上去之前，我们要复制一份关键数据。不是为自己，是为四水镇——如果这东西真像山本说的那么重要，将来开发时，四水镇不能只做旁观者。”
“可这会不会”
“不谋私利，但要为四水镇争取应得的利益。”魏莱说，“比如，将来如果建矿场，四水镇的人要有工作机会；如果搞研究，四水镇的年轻人要有学习机会。这是咱们应得的——因为这些矿藏，就在咱们脚下。”
陈伊伊点头：“我同意。但怎么交？交给谁？”
“杨守仁。”魏莱说，“他级别够，人看起来也正派。而且，他认识你父亲。”
“什么时候交？”
“等他回省城时，我们跟他一起去。”魏莱做出决定，“这事不能瞒，也瞒不住。越早让国家知道，越安全。”
那晚，两人都没睡。
陈伊伊抄录关键数据，魏莱整理资料。窗外，四水镇的夜很安静，只有风声和偶尔的狗吠。
而那个小小的铅盒，静静躺在桌上。
里面的晶体，像沉睡的眼睛。
它们见证过日军的疯狂，见证过一个科学家的挣扎，见证过八年的埋藏。
现在，它们将见证一个新的时代。
只是这个新时代，会是什么样子？
没人知道。
但魏莱知道，从今夜起，四水镇的命运，将和这些“星尘”紧紧绑在一起。
星火在黑夜里燃烧。
有些光在地上，有些光在地下。
而有些光，来自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