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15日，下午四时二十分。
四水镇火车站笼罩在细密的秋雨中。这座由日本人修建、解放后扩建的小站，站台上挤满了四百余人。雨丝斜织，打在人们褪色的蓝布工装、补丁摞补丁的棉袄上，打在妇女们顶在头上的麻袋片，打在孩子们仰起的、脏兮兮的小脸上。
魏莱站在站台最前方。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左胸别着一枚褪色的“渡江战役纪念章”。雨水顺着他的帽檐滴落，划过脸颊上那道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疤——那是今年二月鹤唳峰爆炸时，飞石留下的印记。他的左手习惯性地微蜷，那是1948年辽沈战役留下的旧伤，每逢阴雨天便会隐隐作痛。
但此刻他站得笔直。
身后，是四水镇的核心骨干：周明远撑着破油纸伞，伞面已经补过三次；张铁匠的独臂袖管空荡荡地随风轻摆；李建国拄着拐杖——他的左腿在铁路保卫战中中了弹片，骨头虽接上了，走路仍有些跛；卫生所的郑怀远扶着怀孕七个月的妻子苏婉如；秦木匠带着十几个老工人，手里攥着粗糙的木工工具
所有人都沉默着。
他们在等一趟从省城开来的专列。车上，是鹤唳峰事件中牺牲的十二位同志——包括四水镇民兵王石头、县公安队两名干警、军分区加强排的三名战士，以及夜鹰。
那个真名叫陈默的西北特派员，那个在爆炸前一刻将魏莱推出隧道的年轻人，那个留下“星火不灭”遗言便消失在火光中的身影。
雨越下越大。
铁轨在雨水中泛着冷光。远处传来汽笛声，悠长而嘶哑，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平原上哀鸣。
列车缓缓进站。
没有鲜花，没有乐队，只有雨水敲打铁皮车厢的沉闷声响。车门打开，六名军人抬下第一口棺木——普通的松木棺材，刷着暗红色的漆，棺盖上放着一顶军帽。
然后是第二口、第三口
当第六口棺木被抬下时，抬棺的战士脚下一滑，棺木倾斜。魏莱一个箭步冲上前，用肩膀顶住棺木一角。雨水混合着棺木上的泥水，浸透了他的肩膀。
“小心。”他的声音沙哑。
战士抬头，看到魏莱肩章上的少校衔——虽然已转业三年，魏莱仍保留着军籍。战士眼眶一红，咬紧牙关站稳。
十二口棺木在站台上一字排开。
周明远上前，展开一份名单，开始念名字。每念一个名字，人群中就响起压抑的啜泣——王石头的母亲晕倒了，被妇女们扶住；夜鹰的棺木前，李建国松开拐杖，用那只完好的腿支撑着，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魏莱走到每一口棺木前，鞠三次躬。
轮到夜鹰的棺木时，他停顿了很久。棺盖上除了军帽，还有一枚磨损严重的五角星徽章——那是西北某基地的标识。魏莱想起二月那个雪夜，这个年轻人在指挥部里说：“魏书记，我接到的命令是，必要时用生命保护你和矿藏资料。”
“你做到了。”魏莱低声说，手指拂过冰冷的棺木。
最后一口棺木是空的——里面只放了一套染血的军装，属于在爆炸中尸骨无存的地质队员刘工。他的妻子抱着三岁的孩子，孩子不懂发生了什么，伸手去抓棺木：“爸爸睡里面吗？”
这句话击溃了许多人的防线。
哭声终于爆发出来，混合着雨声，在站台上回荡。那不是嚎啕大哭，而是压抑了半年之久的悲恸——从二月爆炸到现在，四水镇人忙着善后、重建、应对调查，直到此刻，才真正有机会为逝者送行。
魏莱转身面向人群。
他举起右手，不是敬礼，而是握拳抵在左胸——这是四水镇民兵队的誓言手势。
“同志们。”他的声音不大，但在雨声中清晰可辨，“今天，我们送十二位战友回家。他们当中，有我们的乡亲，有远道而来的同志，有丈夫，有父亲，有儿子。”
“他们为什么牺牲？”
人群安静下来，只有雨声。
“为了四水镇地下埋着的矿藏，为了国家将来需要的东西，为了——”他停顿，“为了我们这些人，能继续往前走。”
“鹤唳峰的矿洞塌了，铀矿暂时挖不了了。有人问我，值吗？十二条命，换一个塌了的矿洞？”
魏莱的目光扫过每一张脸：“我今天回答：值。因为他们守住的不是矿，是底线——敌特想炸就炸、想抢就抢的底线；是他们用命告诉那些藏在暗处的人：四水镇，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
“现在，矿藏由国家接管，专家正在评估。我们四水镇，要回到自己的路上——种地，炼铁，盖房子，养孩子，过日子。”
“但日子怎么过？”他提高声音，“还像以前一样，面朝黑土背朝天，靠天吃饭？还是走一条新路？”
人群中，张铁匠的独臂举起：“魏书记，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对！”李建国拄着拐杖喊。
魏莱点头：“好。那我宣布三件事。”
“第一，牺牲同志的家属，由镇里负责赡养。孩子上学，镇里出学费；老人看病，卫生所免费；每月定额粮食补贴，只要四水镇还在，这个承诺就在。”
“第二，从今天起，四水镇要建三样东西：一座烈士陵园，就在镇西山坡上，让牺牲的同志看着我们怎么把日子过好；一所正规小学，不能让孩子当文盲；一座联合加工厂，把咱们的黑土、木头、铁，变成能卖钱的东西。”
“第三，”他深吸一口气，“我要组建‘四水镇建设委员会’。不光是干部参加，每个村推举两个代表，工厂、学校、妇女、民兵，都要有人。大事小事，大家一起商量。我魏莱一个人，扛不起四水镇的明天。”
雨渐渐小了。
夕阳从云层缝隙中透出，照在十二口棺木上，照在人们湿漉漉的脸上。
送葬队伍出发了。棺木被装上马车，覆盖着崭新的红旗——那是周明远连夜去县里申请的。队伍缓缓走向镇西山坡，那里已经挖好了十二个墓穴。
魏莱没有跟随。
他留在站台上，看着空荡荡的铁轨。周明远走过来，递给他一支卷好的旱烟。
“抽一口吧，去去寒。”
魏莱接过，点燃。辛辣的烟雾冲进肺里，他剧烈咳嗽起来——2025年的他从不抽烟。
“老周，”他咳嗽平息后说，“我昨晚做梦了。”
“梦见啥？”
“梦见二十年后，这里变成了一座城市。有楼房，有工厂，有学校，孩子们穿着干净的衣服上学。”魏莱望着雨后的彩虹，“然后梦醒了，还是这个破站台，这场秋雨，这十二口棺材。”
周明远沉默片刻：“魏书记，你信命吗？”
“以前不信。”
“现在呢？”
魏莱吐出一口烟：“现在我信——信人得跟自己命争。四水镇的命，不该只是个种地吃粮的穷地方。”
远处传来隐约的哀乐声。
周明远说：“县里通知，余景天的案子移交中央了。他背后那张网，比咱们想得深。”
“查出来多少？”
“省工业厅一个副厅长，科委两个处长，还有北京某个部委的司局级。余景天本人，抗战时期在日本留过学，1946年回国，一直潜伏。”
魏莱想起那个戴金丝眼镜、左手小指缺一截的男人。在最后的审讯中，余景天说：“魏书记，你赢了这场，赢不了整局。历史的车轮，不是几个人能挡住的。”
“他在牢里还说了什么？”
“说要见你一面。”
“不见。”魏莱掐灭烟头，“死去的十二个人，没机会见他。我凭什么见？”
夕阳完全沉下去了。
站台亮起昏暗的电灯——今年春天刚通的电，电线杆还是秦木匠带人一根根立的。
魏莱转身：“回去吧。明天开始，干活。”
两人沿着泥泞的土路往镇里走。路过铁工厂时，里面传来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张铁匠的儿子张小锤在带人修补春耕农具。路过卫生所，看到郑怀远扶着大肚子的苏婉如在散步。路过镇小学的工地，地基刚挖了一半，因为雨季停了工。
生活还在继续。
就像黑土地上的野草，烧光了，来年春天还会长出来。
走到镇政府门口——那座日军留下的炮楼改造的二层小楼时，周明远忽然说：“魏书记，陈医生来信了。”
魏莱脚步一顿：“说什么？”
“她说西北那边项目推进顺利，赵卫国已经成了技术骨干。她还问”周明远从怀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问四水镇怎么样了，问你脸上的伤好了没。”
信纸在暮色中泛黄。
魏莱没有接：“你替我回信，说一切都好。伤好了，镇子也在重建。让她安心工作。”
“还有，”他补充，“告诉她，我我们，都很想她。”
周明远点头，把信收回怀里。两人沉默着走进办公楼。一楼会议室还亮着灯，建设委员会的第一次筹备会将在明早召开。桌上摊着四水镇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画满了标记——规划的工厂区、扩建的居民区、新建的学校、待修的水渠
魏莱站在地图前，看了很久。
窗外的秋虫开始鸣叫。远处山坡上，新坟前插着的白幡在晚风中飘动。
他拿起红色铅笔，在地图中央——四水镇的位置，画了一个圈。
“就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