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上午九点，三辆军绿色吉普车驶入四水镇。
车身上溅满了泥雪，显然是一路奔波而来。打头的那辆车挂着地区行署的牌照，第二辆是军分区的，第三辆则是省公安厅的。车队没有直接去镇政府，而是在主街上缓缓行驶，像是在观察这个刚刚经历风波的小镇。
街边的群众停下手中的活计，好奇地张望。孩子们追着车跑，被大人拉回去。几个老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眯着眼睛看车队经过，低声议论着什么。
魏莱带着镇领导班子，已经等在镇政府门口。他们昨晚接到正式通知：联合调查组由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杨国栋带队，成员包括军分区保卫处副处长老马、省公安厅三科科长陆明，还有两个干事和两个警卫员。
吉普车停稳，车门打开。第一个下来的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中等身材，穿着深蓝色中山装，戴眼镜，脸上没什么表情。这就是杨国栋。
“杨主任，欢迎来到四水镇。”魏莱上前握手。
杨国栋的手很凉，握得不紧不松，恰到好处。“魏书记，久仰。路上不好走，来晚了。”
“不晚不晚，一路辛苦了。”
第二个下车的是个军人，五十岁左右，国字脸，浓眉，肩章上是两杠两星——中校。他下车后先环视四周，目光锐利如鹰。这是军分区保卫处的马副处长。
“魏书记。”老马敬了个礼，动作标准利落，“奉命前来调查敌特破坏铁路案件。”
魏莱回礼：“马处长，感谢军分区对四水镇工作的支持。”
第三个下车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穿着公安制服，但没戴帽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下车后没有立刻过来，而是从车里拿出一个公文包，仔细检查了一下锁扣，这才走过来。省公安厅的陆明科长。
“陆科长。”魏莱伸出手。
陆明握手很快，一触即分，同时递过来一张介绍信：“魏书记，省厅领导对此次事件高度重视。这是我的介绍信和工作证。”
公事公办，滴水不漏。
魏莱把三人请进会议室。会议室已经重新布置过，墙上挂着四水镇行政区划图和铁路沿线地图，长桌上摆着茶水、笔记本和钢笔。
“各位领导一路辛苦，先喝口茶，暖暖身子。”周明远作为副书记，负责接待工作。
杨国栋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没喝，先开口：“魏书记，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吧。时间紧，任务重。上级要求我们三天内完成初步调查，一周内提交完整报告。”
“理解。”魏莱点头，“需要我们怎么配合，请指示。”
“先介绍一下基本情况。”杨国栋从公文包里掏出笔记本，“从1月14日晚上开始，把整个事件的经过，详细说一遍。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魏莱看向周明远。周明远会意，打开准备好的材料，开始汇报。
他讲得很系统：从1月初省城专家组来检查开始，讲到检查组离开后孙志刚等人的异常活动，讲到1月14日晚敌特破坏铁路的企图，讲到民兵队和西北接应人员的联合行动，讲到薛永丰落网、样品安全转移。
汇报持续了四十分钟。周明远语气平稳，数据准确，时间、地点、人物、过程，清清楚楚。该说的一字不落，不该说的（比如黑土项目的真实性质、样品的具体用途）一句不提。
杨国栋听得很认真，不时在本子上记几笔。马副处长靠在椅子上，双手抱胸，眼睛一直盯着墙上的地图。陆明则翻看着周明远提供的材料，对照着汇报内容。
汇报结束后，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材料准备得很充分。”杨国栋首先开口，“但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西北来的接应人员，他们的具体身份和任务是什么？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出现在四水镇？”
来了。第一个关键问题。
魏莱早有准备：“接应人员是西北某科研单位的保卫干部，具体单位涉密，我不便多说。他们的任务，是护送我们镇耐火材料项目的一批样品去西北做进一步检测。这是王振华主任离开时建议的，也是省工业厅技术处认可的程序。”
他把王振华抬出来，既是事实，也是一种策略——让调查组知道，这件事有省厅领导背书。
“样品？”陆明抬起头，“什么样的样品，需要西北派人来接？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运输吗？”
“样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魏莱斟酌着用词，“是我们镇在耐火材料研究方面的一些创新成果。西北科研单位对此感兴趣，愿意提供更专业的检测设备和技术指导。至于为什么派人来接……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吧，具体我不清楚。”
这话半真半假。真的是样品确实有特殊性，假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派人来接——魏莱当然知道，但他不能说。
“第二个问题，”杨国栋继续，“敌特薛永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为了破坏铁路，还是为了抢夺样品？或者两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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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讯记录，薛永丰的主要目标是样品。”魏莱说，“他误以为样品还在砖窑工棚，所以制定了抢夺计划。破坏铁路是为了制造混乱，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他为什么对样品这么感兴趣？”马副处长突然开口，声音低沉，“一个普通乡镇的耐火材料样品，值得他冒这么大风险？”
这个问题很尖锐。魏莱心里清楚，马副处长在怀疑样品的重要性被低估了。
“我们也觉得奇怪。”魏莱坦然承认，“但审讯中薛永丰没有交代具体原因。他只是反复强调，样品‘很有价值’，‘上级催得急’。我们推测，可能是他的上线对样品有某种误解，或者……样品本身确实有我们不知道的特殊性。”
这话说得很有技巧。既承认了反常，又把原因推给了敌特方面的“误解”，同时暗示自己也不完全清楚。
杨国栋看了马副处长一眼，后者微微点头，不再追问。
“第三个问题，”杨国栋转向下一个关键点，“孙志刚、钱有才等人的问题。他们一个是留党察看的干部，一个是县工业局副局长，为什么会和敌特勾结？你们平时没有察觉吗？”
这个问题更敏感。周明远想回答，魏莱抬手制止，自己开口：
“这个问题，我要做检讨。作为镇党委书记，我对干部的教育管理抓得不够紧，对异常情况的敏感性不够强。”
他先承担责任，然后才解释：“孙志刚的问题，我们去年就发现了，也向县里做了汇报。县纪委给了他留党察看处分，调离了四水镇。至于他后来如何与薛永丰勾结，我们确实不知情——他已经不是四水镇的干部了。”
“钱有才呢？”陆明追问，“他是县工业局副局长，分管技术创新，应该和你们有工作往来。你们没有发现异常？”
“有发现，但证据不足。”魏莱实事求是，“钱有才在检查组来之前，多次给我们的项目设置障碍。我们向县里反映过，但没有确凿证据，只能保持警惕。这次他亲自参与行动，被我们当场抓获，这才坐实了他的问题。”
回答得有理有据，既承认了工作中的不足，又说明了客观困难。
杨国栋在本子上记了几笔，然后合上本子：“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调查组要开展以下工作：第一，实地勘察现场，包括砖窑、老君庙、铁路沿线；第二，查阅所有相关文件材料；第三，分别找相关人员谈话；第四，提审在押人员。魏书记，请你们配合。”
“一定全力配合。”魏莱表态，“周副书记会全程陪同，协调各方面工作。”
会议结束。调查组被安排到镇政府旁边的招待所休息，下午开始正式工作。
送走调查组，周明远松了口气：“书记，刚才好紧张。那个马副处长，眼睛像刀子似的。”
“他是搞保卫工作的，职业习惯。”魏莱说，“倒是那个陆明，省公安厅来的，说话不多，但每句都问在点子上，不简单。”
“那我们……”
“按计划行事。”魏莱平静地说，“该提供的材料都提供，该说的实情都说。但涉及黑土项目核心机密的部分，一个字都不能透露。这是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