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检查组的吉普车开进了四水镇。
一共两辆车，下来五个人。为首的冯组长五十多岁，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但眼神很锐利。吴副组长是个精瘦的中年人，一下车就开始观察镇政府的建筑和周边环境。另外三个组员两男一女，都提着公文包。
周明远带着镇干部在门口迎接。暄后，冯组长直奔主题：
“周明远同志，我们这次来，主要是了解四水镇‘三反’运动的开展情况，同时检查一些群众反映的问题。希望你们积极配合。”
“一定配合。”周明远点头，“会议室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领导请。”
会议室的桌子上摆着茶水，还有一摞摞准备好的材料：生产报表、会议记录、学习笔记、账本副本……按照小吴送来的那本册子的提示，周明远把材料分门别类放好，既齐全又不显得刻意。
“周明远同志，听说你现在主持镇里工作？”
“是的。魏莱同志停职反省期间，由我临时负责。”
“魏莱同志的问题，你们镇党委是怎么认识的？”
这个问题很关键。周明远按照和魏莱商量好的口径回答：“魏莱同志工作积极，有热情，但在方法上存在急躁冒进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去年推广甜菜种植时，没有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造成了一些损失。镇党委已经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她也认识到了错误，正在认真反省。”
回答中肯，既承认错误，又不过分贬低。笔记本上记了几笔，又问：
“群众对她的评价怎么样？”
“大部分群众认为她是个好干部，就是性子急了点。”周明远说，“特别是她在解决镇里吃水问题、组织支前生产方面，大家是认可的。”
冯组长点点头，转向吴副组长：“老吴，你那边有什么要问的？”
吴副组长翻开账本：“周明远同志，铁工厂的账目，我们初步看了下，有些地方不太清楚。比如这个‘特殊材料采购’项目，支出了一百二十元，但后面没有明细。”
“吴组长，那是采购一批特种钢料的费用。当时是为了试制一批水利闸门的部件，需要高强度的材料。采购是通过县物资局走的，票据在另一本附册里，我这就拿来。”
他起身从文件柜里取出附册——这是张铁匠连夜整理的，每一笔支出都有对应的票据和说明。吴副组长接过，一页页仔细看，时而皱眉，时而点头。
“这些票据……保存得很完整啊。”他看似随意地说。
“张铁匠做事仔细。”周明远说，“他说铁工厂的每一分钱都是国家的，必须清清楚楚。”
“张铁匠这个人，群众反映怎么样？”
“老张是个老实人。”周明远说，“在铁工厂干了三十年，技术好，责任心强。就是有时候太较真，得罪过一些人。”
“哦？得罪了谁？”
“比如去年有几个人想从铁工厂赊钢材私用，老张坚决不同意，那些人就记恨上了。”周明远顿了顿，“这次‘三反’运动中，也有人反映他‘账目混乱’，但我们核查后，发现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主要是那些人心里有气。”
这话说得巧妙：既解释了为什么有人告状，又暗示告状的人动机不纯。吴副组长看了周明远一眼，没再追问。
上午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检查组问得很细，但周明远准备充分，回答得滴水不漏。中午在镇政府食堂简单用餐后，下午检查组开始找个别干部谈话。
第一个被叫去的是郑怀远。
郑怀远走进谈话室时，手心里全是汗。但想起魏莱的嘱咐，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冯组长和吴副组长都在，还有一个女组员做记录。
“郑怀远同志，坐。”冯组长很客气，“你在四水镇卫生所工作几年了？”
“三年零四个月。”
“群众对卫生所的工作评价不错。”冯组长翻开一个笔记本，“但我们接到反映，说卫生所的药品管理有问题。有这回事吗？”
该来的还是来了。
郑怀远深吸一口气：“冯组长，药品管理确实有疏忽。今年三月，药房丢了一支盘尼西林，我们没及时发现，也没上报。这是我的失职。”
主动承认错误，态度诚恳。冯组长和吴副组长对视一眼。
“丢了？怎么丢的？”
“不知道。”郑怀远摇头，“药房晚上锁门，窗户完好，但第二天清点时发现少了一支。我们内部排查过，没查出结果。”
“为什么不报警？”
“当时……”郑怀远苦笑，“当时觉得一支药报警兴师动众，而且前线急需药品，我们不想给上级添麻烦。所以就自己承担了损失，从我们两口子的工资里扣钱补上了。”
这话半真半假。药确实丢了，他们也确实想过扣工资补，但后来匿名送来的那支药解决了问题。不过检查组不需要知道后半段。
冯组长沉吟片刻：“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问题吗？”
“还有就是药品短缺。”郑怀远借机反映实际困难，“特别是消炎药和疟疾药，库存只够维持一个月。夏天是传染病高发期，我们很担心。”
“这个问题我们记下了。”冯组长说，“还有，你和魏莱同志关系怎么样？”
“魏书记很关心卫生所的工作。”郑怀远说，“经常来了解情况，帮我们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比如协调镇里给我们增加了两个床位，还组织群众帮忙修缮了病房。”
“她有没有通过你做过什么……不合规的事？”
郑怀远心里一紧，但脸上保持平静：“没有。魏书记做事很讲原则，每次来都是公开的，说的也都是工作上的事。”
冯组长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让郑怀远离开了。
接下来是张铁匠。这个独臂老铁匠走进谈话室时，身上还带着车间的铁锈味。他说话直接，问什么答什么，说到账目问题时，他甚至拿出了自己手写的明细表，一笔笔解释。
“吴组长，你看这笔。”他用唯一的手指着账本，“买焦炭的钱，比市价低了百分之五。因为是我直接去矿上拉的，省了中间商。这笔省下的钱，我记在这里，用来给工人发高温补贴了。”
“高温补贴？有文件依据吗？”
“没有。”张铁匠坦率地说，“但夏天炉子跟前五十多度，工人流汗像流水。我看不下去，就从节省的成本里拿出一点，给大家买点绿豆、白糖，熬汤喝。这事我请示过周明远，他同意的。”
吴副组长看向周明远，周明远点头：“确实有这事。我认为张铁匠做得对，工人身体是本钱，不能为了省钱把人累垮。”
“但这不符合财务规定——”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张铁匠突然激动起来，“吴组长，你在办公室算账，不知道车间里有多热！去年就有个学徒中暑晕倒，差点没救过来！从那以后我就想，就算违反规定，我也得让工人们喝上口绿豆汤！”
他说得脸红脖子粗，独臂在空中挥舞。那种发自内心的愤慨，让检查组的人都沉默了。
最后冯组长摆摆手：“好了，张铁匠同志，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以后这类开支，最好还是按规定走程序。”
“只要规定能让工人喝上绿豆汤，我就走程序！”张铁匠气呼呼地走了。
谈话继续。李铁柱、王福贵、还有其他几个干部都被叫去谈了话。每个人都按照事先的准备，给出了“真实但不致命”的回答。检查组问得很细，但始终没有找到明显的突破口。
下午四点，检查组提出要见李建国。
“李建国同志是战斗英雄，我们想听听他对镇里工作的看法。”冯组长说。
周明远心里咯噔一下，但表面平静：“好，我去安排。”
李建国拄着拐杖来到镇政府时，院子里已经围了一些乡亲。大家听说战斗英雄回来了，都想来看看。李建国穿着旧军装，胸前挂着军功章，虽然少了一条腿，但身板挺得笔直。
冯组长亲自到门口迎接，握着他的手：“李建国同志，辛苦了！祖国和人民感谢你！”
“为人民服务！”李建国声音洪亮。
谈话室里，冯组长让李建国坐下，还特意给他倒了水。
“建国同志，你在战场上立了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冯组长说，“这次找你谈话，主要是想了解一些情况。你刚回来，对镇里可能不太熟悉，但正因为刚回来，看问题可能更客观。”
“冯组长请问。”
“你对镇领导班子的工作，有什么看法？”
李建国想了想，说：“我刚回来，了解不多。但听我爹说，镇里这几年变化很大。通了水，修了路，支前任务也完成得好。特别是魏书记，虽然我没见过她，但听说她为了镇里的事，没少操心。”
“哦？你听说她哪些事？”
“比如解决吃水问题。”李建国说，“我娘说，以前吃水要走二里地去挑，现在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井。还有组织妇女做军鞋、缝棉衣，我爹说去年冬天前线战士能穿上棉衣，有四水镇一份功劳。”
这些都是事实，而且是检查组无法否认的事实。
冯组长点点头：“那有没有听到什么……不太好的反映？”
李建国露出为难的表情：“冯组长，我说实话，我刚回来，听到的都是好话。可能有些人有意见，但没当着我的面说。”
“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我挂着军功章吧。”李建国笑了笑，“大家可能觉得，跟我这个伤残军人说领导的坏话，不合适。”
这话说得巧妙——既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没听到负面反应，又暗示如果有人现在来说坏话，那动机就值得怀疑。
冯组长和吴副组长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无奈。
这个战斗英雄，说话滴水不漏。
谈话又持续了半小时，李建国始终保持着那种“我知道的不多，但我相信组织”的态度。最后冯组长只好让他离开。
李建国拄着拐杖走出镇政府时，院子里围观的乡亲们自发地鼓起掌来。不知谁喊了一声：“建国，好样的！”
李建国停下脚步，转身对着乡亲们，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那个独腿挺立、军礼标准的身影，在夕阳下像一尊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