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其后勤。” 主角的声音愈发冰冷，仿佛凝结着北地的寒霜。他拿起一份由东宫属官秘密整理的、关于曹文诏部近月粮草拨付与消耗的粗略记录，那薄薄的几页纸，却似乎重逾千钧，承载着数千将士的生死和一支强军的陨落。“账面拨付，依照兵部核准之数，尚且不足六成。而这六成，多为陈年霉米，沙石掺杂，甚至不乏以糠麸充数者。” 他的手指点着记录上触目惊心的标注，“这些‘粮饷’，从太仓库发出，经漕运，转陆路，再至督师行辕，最后分发至各营，经手官吏胥役，层层克扣，雁过拔毛！待运抵前线，真正能分配到士卒手中的，能有三成，便已是洪承畴严加督责、曹文诏亲自盯着的‘万幸’了！”
他抬起眼，目光似乎穿透了宫殿的墙壁，看到了那些面黄肌瘦、盔甲歪斜的士兵，他们手中的刀枪，不是因为战斗而卷刃，而是因为饥饿而颤抖。“曹部之所以如此急于求战，甚至不顾警示，一头扎进湫头镇，未必全为争功贪赏，其中恐怕亦有‘就食于敌’，乃至不得不劫掠地方，方能维系军队不即刻溃散的无奈！”
这不是为曹文诏开脱，而是在陈述一个更加冰冷、更加普遍的现实。一支饿着肚子的军队，没有理想，只有本能。
王承恩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既有对军纪败坏的不满，也有更深层次的怜悯，他补充道：“殿下明察。老奴……确实听闻，曹部军纪，尤其是在陕西流动作战后期，确实不佳，所过之处，百姓怨声载道，言其‘与贼无异’，鸡犬不宁。此虽为大恶，不容宽宥，然追根溯源，亦是粮饷长期不继，逼出来的祸患。当兵吃粮，天经地义。无粮则饥，饥则生乱，乱则抢掠，自古皆然，虽圣贤亦难遏之。” 他的话语带着一种阅尽世事的沧桑与无奈，点破了这残酷的循环。
陈子龙更是扼腕叹息，语气中充满了士人对国事糜烂至此的痛心与愤懑：“朝廷为剿贼御虏，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已是竭泽而渔，民怨沸腾，田野萧然。然即便如此，太仓库依然空空如也，前线将士依然饥寒交迫！这钱粮，并非全无征收，而是在那征收、转运、仓储、分配的漫长链条中，被无数蠹虫、硕鼠吞噬殆尽！臣尝闻，有粮道官员，勾结地方，以次充好，倒卖军粮；有仓场大使，虚报损耗，中饱私囊；甚至押运官兵，亦参与偷盗分肥！前线将士骨瘦如柴，而后方仓场却是鼠雀盈屋，肥了那些蛀虫！此等情景，何其荒谬，又何其可悲！长此以往，恐官军不为贼所破，亦将自溃于饥馑！”
（主角内心：无后勤，不军队。这是铁律！一支连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的军队，你能指望他们保持多高的士气和战斗力？又能指望他们遵守多严格的军纪？当抢劫从违纪行为变成生存手段时，这样的军队，与那些他们要去剿灭的流寇，在行为上还有何本质区别？甚至，因为披着官军的皮，拥有制式武器，他们的掠夺往往更具组织性、破坏性，因而更失民心！这简直是自毁长城的愚蠢行径！朝廷是在用自己的手，把百姓推向流寇那边！）
主角放下那份沉重的记录，在书房内踱步，烛光将他的身影拉得忽长忽短，如同此刻他心中翻腾的思绪。
“这不仅仅是个贪腐问题，”他停下脚步，目光扫过王承恩和陈子龙，“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崩溃。我们来细细拆解这把‘饥饿的刀锋’是如何锻造出来，又如何反过来切割大明肌体的。”
“首先，是源头的枯竭与扭曲。”主角沉声道，“朝廷加征‘三饷’，本已是剜肉补疮。但你们可知，这些加派的饷银，从下达之日起，就走上了歧路。地方官吏视其为敛财的良机，在征收过程中，巧立名目，火耗、脚耗、票钱……层层加码，实际征收数额往往远超朝廷定额。而这些多征收的部分，大部分并未进入国库，而是流入了各级官吏的私囊。等到了需要拨付军饷时，国库空虚，只能拖欠、打折。这就形成了一个荒谬的局面：百姓承受了远超法定数额的盘剥，苦不堪言；而朝廷和军队，却依然得不到足够的给养。民心与军心，在这一出一入之间，丧失殆尽。”
王承恩凝重地点头：“老奴在司礼监，常看到地方请求缮免（免除赋税）或报告民变的奏疏，皆言民生凋敝。而兵部、户部则为军饷匮乏，互相推诿争吵不休。两相对照，可知殿下所言非虚。此乃竭天下之力，而不能养一兵之怪象。”
“其次，是运输环节的‘万花筒’式腐败。”主角继续深入，语气中带着一丝讥讽，“即便有那么一部分粮饷侥幸从中央拨出，通往战场的道路，也绝非坦途。漕运，陆路转运，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关卡，每一个关卡都有一群饿狼。漕工勒索，河道官员索取‘常例’，押运军官克扣‘漂没’（谎称运输途中损耗），地方州县索取‘协济’、‘打点’……一项物资，从出发地到目的地，重量和价值可能只剩下出发时的一半，甚至更少。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贪墨，而是成体系、成惯例的分肥！曹文诏的粮草，恐怕还没出潼关，就已经被各类‘神仙’刮掉了一层厚厚的油水。”
陈子龙愤然道：“此等行径，无异于资敌！无异于杀我将士！朝廷并非没有法度，然法不行，则奸生。监察御史往往与之沆瀣一气，或畏于地方势力，不敢深究。以至于贪墨公行，竟成常态！”
“第三，是分配环节的‘私兵化’与不公。”主角指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有限的粮饷运抵督师或巡抚行辕后，如何分配，又成了新一轮的博弈和腐败。将领们各显神通，巴结上司，贿赂文官，为自己麾下的部队争取更多的份额。像曹文诏这样的客军，人生地不熟，背后没有强大的地方督抚支持，在分配中往往吃亏。而洪承畴即便想公平，也常常受到各种掣肘。更可怕的是，‘家丁’制度的存在。将领们普遍将资源向自己的家丁倾斜，普通营兵则备受苛待。这导致军队内部也极度不公，家丁或许还能勉强果腹，普通士兵则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这样的军队，何来凝聚力？何来战斗力？一旦遇伏，那些饥肠辘辘的普通士兵，还有多少意志力去死战？”
“最后，”主角的声音带着一种沉重的穿透力，“当抢劫成为生存手段，这支军队的性质就变了。他们不再是为了保境安民而战，而是为了自己的肚子而战。他们与流寇的区别，或许只在于一面旗帜和一身号衣。这样的军队，打不了硬仗，打不了逆风仗。顺风时或许还能保持阵型，一旦陷入湫头镇那样的绝境，饥饿和长期积累的不满会瞬间摧毁他们的斗志。曹文诏的个人勇武，在那样的环境下，挽救不了大局。因为他的军队，从根子上，已经因为饥饿而烂掉了。”
书房内再次陷入长久的沉默。三人仿佛都看到了那支曾经骁勇的军队，在饥饿和腐败的双重侵蚀下，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湫头镇的终局。那血色黄昏，不仅是军事的失败，更是整个帝国后勤、财政、吏治体系总崩溃的祭品。
王承恩最终幽幽一叹，说出了那句古老的真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戎’之一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不济，纵有孙吴之将，亦难为无米之炊啊。”
主角没有回答，但他的眼神更加坚定。他知道，未来若要编练新军，后勤保障，必须作为最优先、最核心的环节来抓，必须建立一条独立、高效、廉洁的补给线，哪怕最初规模很小。这，或许是他能从曹文诏鲜血中汲取的，最宝贵的教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