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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康！你胡说什么？！”田国富脸涨得通红，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李达康，“你这是污蔑！是人身攻击！我完全是出于工作，实事求是地向常委会汇报！”
“实事求是？”李达康毫不退缩，反而靠向椅背，脸上露出一种近乎轻篾的表情，“如果你田国富所谓的‘实事求是’就是这种水平，这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春秋笔法，那我李达康，作为受害者家属，作为京州市委书记，我只能表示严重质疑！并且，保留向更上级机关、直至中央，反映情况、要求重新调查的权利！”
这句话分量极重，等于直接威胁要越级上告。会议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哎！达康书记！言重了，言重了！”沙瑞金连忙再次打圆场，脸色也严肃起来，“国富同志，你也是！汇报情况要客观全面，不要掺杂个人倾向！用词要准确！”
高育良此时也缓缓开口，声音一如既往的平稳，带着调解的意味：“瑞金书记说得对。达康同志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国富同志的汇报可能……嗯，在细节和措辞上，确实不准确。这件事，不光我们常委们关心，汉东的干部群众关心，上面也在关注。我们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务必做到不偏不倚，实事求是。既要对事情本身有个经得起检验的结论，也要给受伤的同志、给达康书记、给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田国富被沙瑞金和高育良接连“敲打”，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悻悻地坐下，嘟囔道：“沙书记，高书记批评的是。我……我刚才可能介绍得不够全面细致。”
李达康却不打算就此放过，他冷冷道：“既然田书记觉得自己介绍不清楚，那就别费口舌了。相关的调查材料、证据清单、包括现场勘查报告、行车记录仪视频、涉案人员笔录，应该都整理成卷了吧？每人发一份，让大家自己看，自己判断。免得经过某些人‘加工’过的二手信息，误导了常委会的决策！”
“李达康，你……”田国富又想发作。
沙瑞金抬手制止了他，面色沉静地环视一周，最终点了点头：“也好。眼见为实。秘书处，把准备好的g45事件初步调查材料摘要，给每位常委发一份。大家先看材料，我们再接着讨论。”
工作人员立刻行动起来，将一份份装订好的材料分发到每位常委面前。翻动纸张的沙沙声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淅。每个人都低下头，开始阅读。李达康拿起材料，目光迅速扫过，脸色越发冰冷。沙瑞金看似平静地翻阅着，手指却无意识地在某一页上停留了片刻。高育良看得仔细，不时推一下眼镜。田国富则有些心不在焉，不时抬眼偷瞄一下其他人的反应。
会议室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声音和沉重的呼吸声。常委们逐页阅读着材料摘要，表情各异。李达康快速扫完最后几页，将材料“啪”地一声合上，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
李达康抬起头，目光如同冰锥般扫过全场，最后定格在沙瑞金和田国富脸上。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压抑到极致的、冰冷刺骨的力度：
“材料，大家都看完了吧？里面的时间线、审批记录、通讯录音、现场勘查结论、还有那些惨不忍睹的照片……事实，就白纸黑字摆在这里！还需要我一条条复述吗？”
他略微停顿，让那份沉重的“事实”压在每个人心头，然后语速加快，语气陡然变得激烈：
“侯亮平！从头到尾，就是违规！违法！乱纪！非法激活调查、违规实施所谓‘劝返’、在高速公路上危险驾驶、最终酿成恶性事故！这个案子的每一个环节，都清清楚楚地写着四个字：滥用职权！目无法纪！这样的行为，发生在一个省反贪局局长身上，简直是天大的讽刺！这样的反贪局，这样带头违规违纪的局长，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还有脸面代表法律去调查别人吗？！”
这一连串的质问，如同重锤，直接砸向省反贪局乃至其上级省检察院的合法性根基。
沙瑞金的眉头紧紧皱起，他必须制止这种扩大化的指责。他抬起手，声音沉稳但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达康书记！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欧阳菁同志受伤，你作为家属，有情绪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讨论问题要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不能因为个人的问题，就否定整个反贪局的工作，否定整个政法战线同志们的努力！这不符合辩证法，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李达康毫不退让，他身体前倾，手指点着桌上的材料，目光锐利地逼视沙瑞金：“沙书记，我也想就事论事！可这事明摆着！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上级领导的正式批准文档！他侯亮平凭什么就敢激活调查？谁给他的权力？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仅仅凭一个在押人员的口供——甚至这份口供的真实性都存疑——的情况下，他就敢调动车辆、擅作主张去抓人？谁给他的胆子？！”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带着积压已久的愤懑和质疑：“他一个小小的反贪局局长，为什么敢如此肆无忌惮？如此目无组织、目无纪律？背后到底是谁在给他撑腰？还是说，在我们汉东省，在某些人眼里，规章制度、办案程序，根本就是一张可以随意撕毁的废纸？！”
这几句质问极其尖锐，几乎是在暗示侯亮平背后有更高层的纵容或默许，甚至影射了沙瑞金作为新书记对局面的掌控不力。
沙瑞金的脸色明显沉了下来，他没有直接回答李达康，而是将目光转向了田国富，那眼神里带着压力和催促。
田国富知道必须硬着头皮上了。他清了清嗓子：
“达康书记，你先消消气，听我说。首先，关于‘抓捕’的问题，材料里和我们的调查都显示，反贪局当时对欧阳菁同志采取的行动，在法律程序上的定性，确实是‘请其返回配合调查问询’，而不是‘抓捕’或‘采取强制措施’。这一点，执法记录仪的录音和当时通话记录可以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