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建国，今年七十一岁了。
这把老骨头，当年在青藏高原上摔打过，在昆仑山口守过边防。现在的年轻人，看那些恐怖片，什么贞子、笔仙，觉得那叫吓人。其实啊，真正的恐惧，不是那些张牙舞爪的特效，而是当你身处绝境，理智告诉你“不可能”，但你的眼睛、耳朵，甚至是皮肤的触感，都在疯狂地向你证明“那是真的”。
今天，我就把压在心底五十年的一件事，原原本本讲给你们听。这事儿，我只在退伍前的保密教育会上含糊其辞地提过一句，被领导严厉批评了，说我动摇军心。但我知道，那天晚上，跟我一起的还有三个战友，他们都跟我一样，带着这个秘密活了大半辈子。
那是1976年的冬天，我当时是兰州军区某汽车团的一名运输兵。我们的任务，是给驻守在昆仑山口的边防连运送越冬物资。
昆仑山那地方，你们没去过的人想象不到。海拔四千多米，空气稀薄，零下四十度是常态。那里被称为“万山之祖”，但在我们当兵的眼里，那就是“鬼门关”。路是在悬崖上炸出来的，一边是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底下全是碎石和冻得硬邦邦的冰河。
那年冬天特别冷，大雪封山封得早。我们那趟车，一共是五辆解放牌卡车，我开的是三号车。带队的是老班长，叫王铁山，一个陕西汉子，脸上全是高原红，平时话不多，但特别护犊子。
出事那天，我们本来应该在下午四点就到达兵站休息的。但走到离山口还有三十公里的一个弯道时，头车的发动机坏了。那时候的车，性能哪有现在这么好？加上缺氧，修起来特别费劲。
等我们把车修好，天已经完全黑透了。
老班长看了看天，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他说：“兄弟们，这鬼天气，夜里走‘死人沟’太危险，咱们就在这路边凑合一宿吧，等明天天亮了再走。”
我们都没意见。那时候的兵，吃苦是家常便饭。我们把车停在背风的地方，五辆车围成一个圈，大家挤在驾驶室里，裹着皮大衣，准备睡觉。
我那天可能是因为白天喝了点雪水，肚子不太舒服，翻来覆去睡不着。大概是半夜两点多，我实在憋不住了，就披上大衣，拿着手电筒，想找个背风的地方方便一下。
刚下车，一股寒气就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月亮被云遮着，只有几颗星星，风呜呜地吹着，像女人在哭。
就在我解决完生理问题，准备回车里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一种声音。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声音，不是风声，也不是狼叫。那是……“嘀嘀哒，嘀嘀哒”的军号声。
我愣了一下。这荒无人烟的昆仑山口，除了我们这几辆车，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来的军号声？
我以为是我耳朵冻坏了，产生了幻听。我揉了揉耳朵，仔细听了听。
没错，就是军号声。而且听那调子，是我们部队的“集合号”。
“谁在吹号？”我心里嘀咕了一句。难道是哪个战友恶作剧？但这时候吹集合号，除非是有紧急任务，或者是遭遇了敌人。
我下意识地举起手电筒，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照过去。
那是一片空旷的雪原，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划出一道惨白的光柱，照在地上厚厚的积雪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什么都没有。
只有雪，还有被风吹起的雪雾。
可那军号声，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仿佛那个吹号的人，就在离我不到五十米的地方。
我心里有点发毛了。这时候，旁边的二号车驾驶室门开了，老班长披着大衣钻了出来。他也是一脸疑惑，显然也听到了。
“建国，你听到了吗？”老班长压低声音问我。
“听到了，班长，是集合号。”我回答道，声音有点发颤。
老班长没说话，他从怀里掏出了那把老式的“五四式”手枪，上了膛。他的动作很熟练，但我能看到他的手背上青筋暴起。
“别出声，跟我来。”老班长说完，猫着腰，顺着声音的方向摸了过去。
我也不敢一个人待在车里，只好硬着头皮跟在老班长身后。
那军号声还在响，而且不仅仅是军号声了。紧接着，我听到了整齐的脚步声。
“啪、啪、啪、啪……”
那是很多人在齐步走的声音，踩在雪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那声音非常整齐，就像阅兵式上的方阵一样。
可是，当我们借着微弱的星光看过去时，前面的雪地上依然空空如也。
没有影子，没有脚印，只有那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在寂静的雪夜里回荡，听得人头皮发麻。
“班长，这……这是什么？”我紧紧抓着手里的工兵铲，手心全是汗。
老班长没有回头，他只是死死地盯着前方，嘴里低声骂了一句：“操他娘的，是阴兵借道。”
“阴兵借道”这四个字，我以前只在老家听村里的老人讲过。说是在一些大凶之地，或者是战争年代死过很多人的地方，有时候会看到死去的士兵排着队走过。老人说，遇到这种事，千万不能出声，不能直视，更不能挡路，否则会被带走。
我当时虽然是个唯物主义的军人，但那一刻，看着眼前这诡异的一幕，我脑子里的所有理论都崩塌了。
那脚步声越来越近，甚至我能感觉到地面在微微震动。与此同时，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和硝烟味，混合着腐烂的尸体味，猛地钻进了我的鼻子里。
那味道太真实了，真实得让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差点吐出来。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幕。
在那片空无一物的雪地上，突然出现了一排排模糊的黑影。
那些黑影穿着破旧的军装，看样式，不像是我们现在的解放军，倒像是几十年前的国民党军队，或者是更老的款式。他们一个个面无表情，脸色惨白，眼神空洞，手里拿着步枪，正迈着整齐的步伐，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
他们的脚明明踩在雪地上，但雪地上竟然没有留下任何脚印！
领头的是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腰间挂着一把指挥刀，手里拿着一面破破烂烂的旗帜。他走到离我们大概十米远的地方，突然停下了脚步。
然后，他缓缓地转过头，看向了我和老班长藏身的地方。
那一刻，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那个军官的脸，惨白得像一张纸，没有一丝血色。他的眼睛里没有瞳孔，只有一片浑浊的白。他就那样死死地盯着我们，嘴角似乎还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
我感觉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整个人都僵住了，动都动不了。
老班长突然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用力掐了我一下，然后把我往身后一拉，自己挡在了我前面。
“别看他的眼睛！趴下！”老班长吼了一声，声音都变调了。
我赶紧趴在雪地上，把头埋进雪里，不敢再看。
耳边的脚步声、军号声、还有那种诡异的呼吸声，就在我们头顶上方经过。我能感觉到一股冰冷的气流从身上扫过，那感觉就像有人用冰冷的手摸了我的脖子一下。
我死死地咬着牙，浑身颤抖，连大气都不敢出。
不知道过了多久，那声音终于慢慢远去了，消失在风雪中。周围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风吹过的呜呜声。
我趴在雪地上，过了好一会儿，才敢抬起头。
老班长依然保持着刚才的姿势，背靠着一块大石头，手里紧紧握着枪，指关节都发白了。他的额头上全是冷汗，在零下四十度的气温下，瞬间结成了白霜。
“班……班长，走了吗？”我颤声问道。
老班长没有立刻回答，他先是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确认什么都没有了之后，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瘫坐在雪地上。
“妈的，捡回一条命。”老班长的声音带着深深的疲惫和恐惧。
我们俩互相搀扶着，回到了车队。
其他几个战友也都醒了，他们显然也听到了刚才的动静，一个个脸色苍白，缩在驾驶室里不敢出来。
看到我们回来，一个年轻的新兵蛋子带着哭腔问：“班长，刚才那是什么啊？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敌人偷袭呢。”
老班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闭嘴！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今晚的事，谁也不许往外说！谁要是敢乱说，我就把他扔在这昆仑山口喂狼！”
老班长的语气非常严厉，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我们都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
那一晚，我们再也没人敢睡觉了。我们五个人挤在一辆驾驶室里，点着蜡烛，一直坐到天亮。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赶紧发动车子，一路狂奔，直到看到了边防站的红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到了边防站，我们把物资卸了。吃饭的时候，边防站的站长，一个姓刘的老兵，看我们一个个脸色不对，黑眼圈重得像熊猫，就问老班长：“铁山，你们昨晚是不是在‘死人沟’附近过夜了？”
老班长愣了一下，点了点头：“是啊，车坏了，没办法。”
刘站长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他叹了口气，说：“哎，那地方邪门得很。几十年前，马步芳的部队在那里跟红军打过一仗，死了好多人。后来，又有一支勘探队在那里失踪了。晚上经常能听到军号声和脚步声。你们没事吧？”
老班长勉强笑了笑：“没事，刘站长，我们命大。”
刘站长看了看我们，没再多说什么，只是从柜子里拿出了几瓶白酒，递给我们：“来，喝点，压压惊。这昆仑山上的邪祟，就怕这一口。”
我们那天都喝了很多酒，喝得酩酊大醉。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那个路段夜宿过。而且，只要一听到军号声，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打哆嗦。
退伍后，我回到了老家，结婚生子，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我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段记忆会慢慢模糊。
但是，它没有。
尤其是到了阴雨天，或者是冬天刮大风的夜晚，我总能在睡梦中听到那熟悉的“嘀嘀哒”的军号声，还有那整齐划一的脚步声。
我也去看过医生，医生说我是得了“战后创伤综合征”，是幻觉。
幻觉？
如果是幻觉，那老班长呢？那几个战友呢？
前几年，我们几个老战友聚了一次。酒过三巡，有人忍不住提起了当年昆仑山口的事。
老班长已经头发全白了，他喝了一口酒，沉默了很久，才说了一句：“那天晚上，那个军官……我认识他。”
我们都愣住了，问他怎么回事。
老班长叹了口气，说：“那是我爷爷。他当年就是跟着马步芳的部队，死在昆仑山口的。我小时候见过他的照片，虽然隔了几十年，但那张脸，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听到这里，我们所有人都沉默了。
那天聚会散了之后，我心里就一直堵得慌。
我知道，有些东西，科学是解释不了的。昆仑山口那一夜，我们遇到的，到底是什么？
是死去的灵魂还在重复当年的战斗？还是那片古老的土地，记录下了曾经发生过的惨烈一幕，在特定的时间里回放？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那以后，我对那片高原，对那些未知的东西，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深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