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常说，九十年代的东北深山里，藏着比老林子雾气还邪乎的东西。这话我打小听到大，直到一九九四年那个飘着雪沫子的冬天，才真正懂了其中的分量。那年我十七，刚辍学跟着我叔在长白山脚下的林场做临时工，住的是场部废弃的红砖房，一排五间，我们占了最东头两间，中间三间空着，最西头住了个看林的老头，姓王，大伙儿都叫他王把头。
林场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就飘起了鹅毛大雪，山风跟狼嚎似的，整夜在窗棂上刮得呜呜响。红砖房的墙薄，夜里得裹着两层棉被，即便这样，后半夜还是能冻得缩脖子。我叔是个糙汉子，白天带着我去山上扛木头，晚上回来就着咸菜喝二锅头，喝完倒头就睡，打雷都吵不醒。我年纪小，觉轻，总在半夜被奇怪的声音吵醒——像是有人用指甲刮墙，又像是女人的低低啜泣，断断续续的，从中间那三间空房飘过来。
我跟我叔说过这事，他嚼着花生米瞥我一眼：“山里风大，吹得窗框响，小孩子家家别瞎想。”可我明明听得真切，那声音不是风声，更像是从空房的炕洞里钻出来的，黏糊糊的，缠在耳朵边上甩不掉。
王把头是个怪人，六十来岁，背有点驼，脸上刻满了皱纹，眼神却亮得吓人。他很少跟人说话，每天天不亮就背着猎枪上山，傍晚才回来，身上总带着一股淡淡的腥气。有一次我在井边打水，撞见他在烧什么东西，火光映着他的脸，显得阴森森的。我凑过去看，他猛地把火踩灭，冷冷地说：“少打听不该知道的。”从那以后，我见了他就绕道走。
十二月初的一天，我们在山上伐木，我叔不小心崴了脚，肿得跟馒头似的，没法上山干活。场部的医务室没人，王把头不知从哪儿冒出来，递给我叔一瓶黑乎乎的药膏：“抹上，三天就好。”我叔将信将疑地抹了，没想到第二天肿胀就消了大半，三天后真的能下地走路了。我叔挺感激，拎着两瓶二锅头去谢他，回来后脸色却不太好，对我说：“那老王头邪门得很，屋里摆着个木头牌位，上面没写字，就画着一只狐狸。”
这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东北的老人都知道，狐狸是仙家，山里的人家大多敬着，可把狐狸牌位摆在家里的，要么是“出马”的，要么是跟仙家有渊源的，都不是普通人。我想起那些半夜的怪声，心里越发发毛。
没过几天，我叔又去山上干活，让我留在家里劈柴。天快黑的时候，雪下得越来越大，我劈完柴准备进屋，却看见中间那间空房的门开了一条缝，里面透出微弱的光。我明明记得早上出门时，所有空房的门都是锁着的，场部的钥匙只有我叔和场长有。好奇心压过了恐惧，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顺着门缝往里看。
屋里没点灯，那点光是从炕洞那边透出来的，昏昏暗暗的。炕上坐着一个女人，穿着一身红棉袄，头发乌黑，垂到肩膀上。她背对着门，身形纤细，手里好像在摆弄着什么。我屏住呼吸，想看清她的样子，突然她猛地转过头来——那张脸白得像纸，眼睛却又大又亮，瞳孔是浅浅的琥珀色，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说不出的诡异。
我吓得魂都飞了，转身就往自己屋里跑，心脏砰砰直跳，后背全是冷汗。进屋后我赶紧插上门，靠在门后大口喘气。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敢从窗户缝往外看，那间空房的门已经关上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天晚上，我叔回来后，我把这事跟他说了，他脸色铁青，骂道：“你小子是不是看错了？空房里怎么会有人？”我说看得清清楚楚，那女人的眼睛特别吓人。我叔沉默了半天，从床底下翻出一把砍柴刀，放在枕头边：“以后晚上别出去，不管听见什么动静都别开门。”
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从那天起，半夜的怪声越来越频繁，有时还会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敲三下，停一下，再敲三下，听得人头皮发麻。我叔也听到了，他不再说我瞎想，只是每晚都握着砍柴刀睡觉。有一次，敲门声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我叔忍无可忍，猛地拉开门，外面却空无一人，只有漫天飞雪和呼啸的山风。
更诡异的是，我们屋里的东西开始莫名其妙地失踪。先是我的一双棉鞋，明明放在炕边，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接着是我叔的酒壶，前一晚还放在桌子上，醒来后就没了踪影。我们在屋里翻遍了，都没找到。王把头得知后，只说了一句：“别惹它，它想要的东西，给它就是了。”
我叔脾气倔，不服气地说：“什么东西这么猖狂，我倒要看看。”当天晚上，他把一把镰刀放在桌子上，故意不关灯，坐在炕上盯着门口。我吓得缩在被子里，不敢出声。后半夜，门“吱呀”一声开了，一股冷风灌了进来，吹得油灯忽明忽暗。我看见一个红影从门口飘进来，正是那天在空房里见到的女人。她走到桌子前，拿起镰刀，转身就往外走。
“站住！”我叔大喝一声，抄起枕头边的砍柴刀就追了出去。我也赶紧爬起来，跟在后面。外面雪下得正紧，那红影跑得飞快，转眼就冲进了中间的空房。我叔一脚踹开门，屋里却没人，只有炕洞还在微微发光。我叔在屋里翻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到，却在炕角发现了一堆东西——我的棉鞋、他的酒壶，还有好几样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像是女人的发簪、绣花鞋，都蒙着一层灰。
就在这时，王把头扛着猎枪跑了过来，大喊道：“别碰那些东西！”我叔愣了一下，问：“老王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王把头叹了口气，说：“这房子以前住过一个猎户，他老婆是‘出马’的，供奉的是长白山的狐仙。后来猎户上山打猎，再也没回来，他老婆就守着这房子，没过几年也没了。有人说她是跟着狐仙走了，也有人说她死在了山里。这些年，总有人说在这附近见过穿红棉袄的女人，就是她。”
我叔皱着眉说：“她为什么老来我们屋里拿东西？”王把头说：“狐仙讲究缘分，她大概是看上你们了，想跟你们结个善缘。你们要是顺着她，啥事没有；要是跟她对着干，可有你们好受的。”
我叔不信邪，说：“什么狐仙不狐仙的，我看就是有人装神弄鬼。”他说着，拿起炕角的绣花鞋，就要往地上摔。王把头急忙拦住他：“万万不可！这是狐仙的信物，你要是毁了，它会发怒的。”我叔不听，一把推开王把头，将绣花鞋扔在地上，狠狠踩了几脚。
就在这时，屋里的油灯突然灭了，炕洞的光也消失了，整个屋子变得漆黑一片。一股刺骨的冷风从炕洞里钻出来，带着浓浓的腥气。我们听到一阵尖锐的叫声，像是狐狸的嘶吼，又像是女人的哭喊，听得人耳膜生疼。王把头大喊道：“快跑！它发怒了！”
我们赶紧往外跑，刚跑出房门，就看见院子里站着一只巨大的白狐，足有半人高，眼睛是琥珀色的，在雪夜里闪闪发光。它盯着我们，发出低沉的嘶吼，声音里充满了愤怒。我叔吓得腿都软了，手里的砍柴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王把头赶紧放下猎枪，从怀里掏出一把香，点燃后插在雪地里，对着白狐拜了三拜，嘴里念念有词。白狐盯着香看了一会儿，嘶吼声渐渐小了，转身跑进了山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王把头松了口气，对我们说：“你们惹大祸了，这是狐仙的真身，它修行几百年了，要是真发起怒来，我们谁也活不了。”我叔脸色惨白，说：“老王头，那现在怎么办？”王把头说：“只能去给狐仙赔罪。明天一早，我们带着祭品，去山脚下的狐仙庙拜拜，希望它能消气。”
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酒、肉、水果，跟着王把头去了山脚下的狐仙庙。那庙很小，就一间屋子，里面供奉着一尊狐狸雕像，眼睛也是琥珀色的，跟我们昨晚见到的白狐一模一样。王把头点燃香烛，让我们跪下磕头。我和我叔不敢怠慢，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拜完狐仙，我们回到林场，中间那间空房的门再也没开过，半夜也听不到怪声了。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可没过几天，我叔就出事了。那天他上山干活，不小心从山坡上滑了下来，摔断了腿。场部派车把他送到县里的医院，医生说伤得很重，可能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我在医院照顾我叔，他躺在病床上，懊悔地说：“都怪我，当初不该不听老王头的话，不该得罪狐仙。”我看着他痛苦的样子，心里也挺难受。这时，王把头打来电话，说他已经给狐仙烧了纸钱，求它保佑我叔平安。还说狐仙已经消气了，让我叔好好养伤，以后不要再不敬仙家了。
我叔在医院住了三个月，腿慢慢好了，虽然走路还有点跛，但总算是能站起来了。出院后，我们再也没回那个林场，我叔也再也不敢说不信邪的话了。
后来我听人说，那个林场没过几年就废弃了，有人说在半夜还能看到穿红棉袄的女人在空房附近徘徊，也有人说见过一只巨大的白狐从山里跑出来，钻进那排红砖房。还有人说，王把头退休后，并没有离开林场，而是守着那间狐仙庙，直到去世。
九四年的冬天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可我至今还记得那只琥珀色眼睛的白狐，还记得穿红棉袄的女人，还记得王把头说过的话。东北的深山里，藏着太多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那些关于狐仙的传说，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老辈人用亲身经历换来的教训。
现在想想，如果当初我叔没有踩碎那只绣花鞋，如果我们能顺着狐仙的意思，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灾祸。狐仙讲究恩怨分明，你敬它一尺，它敬你一丈；你要是得罪了它，它也绝不会善罢甘休。有些东西，就算你不信，也不能不敬，这大概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敬畏之心吧。
直到现在，我再也没去过长白山脚下的那个林场，也再也没见过穿红棉袄的女人和那只白狐。但我知道，它们一定还在那里，守着那片深山，守着那些古老的传说，提醒着人们，要对未知的事物保持一份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