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递上去的第五天,林凡接到了陈菲的电话。
那时他正在工地上看挡墙砌筑。三天时间,墙体已经长到两米高,青灰色的石面在秋阳下泛着坚实的光泽。赵老板蹲在墙顶,亲自调整一块石材的位置——那石头侧面有个微小的凸起,别人看来无所谓,但他坚持要磨平。
“林凡,你搞什么名堂?”
电话里陈菲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林凡听得出其中的急迫。背景音里有隐约的键盘敲击声和打印机运转声,应该是在办公室。
“什么搞什么名堂?”林凡走到稍远些的地方。
“刘家坳的修路申请报告!”陈菲声音更低了,“你知道这报告现在在哪儿吗?在我们处长的办公桌上!处长把我叫去问,说这报告谁写的,我说我不知道。结果他说,落款是你!”
林凡心里一紧:“报告流转这么快?”
“快?”陈菲几乎要气笑了,“林凡,你是不是以为递份报告就是往信箱里一扔?这报告先是到了县交通局,局办一看,直接转市局。市局觉得涉及专项规划,又转到省厅。现在就在我们农村公路处的案头上!”
她顿了顿:“关键不是流转得快,关键是——这报告谁让你写的?”
“刘家坳村委会委托我起草的。”林凡尽量让声音平静,“我是驻村干部,协助村里向上反映情况,合规合理。”
“合规合理?”陈菲吸了口气,“林凡,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年底了!各单位都在关账,明年预算都分配得差不多了。这时候递一份要修三条支线的报告,你知道多少钱吗?初步估算就得小两百万!钱从哪儿来?”
林凡没说话。他看着远处的挡墙,赵老板已经从墙顶下来了,正跟工人比划着说什么。
“还有,”陈菲继续说,“报告里的那些例子——李老三翻车、王奶奶的核桃、刘大爷的腿、二娃的鞋——写得确实感人。但你想过没有,把这些具体问题写得这么细,等于是在打脸。打谁的脸?打‘村村通’工程的脸,打基层工作的脸!领导看了会怎么想?”
“事实就是这样。”林凡说。
“事实当然是这样!”陈菲的声音终于忍不住提高了些,“可有些事实适合写进报告,有些不适合!你应该用宏观数据,用模糊语言,用‘部分群众反映’这种表述!而不是指名道姓,算具体账!”
她缓了缓语气:“林凡,我知道你是好心。可你想过没有,这份报告可能根本到不了能拍板的领导手里,就在某个环节被压下了。就算到了,领导批个‘请有关部门研究’,转一圈,没下文了。可你的名字留在了上面——一个刚下基层的年轻干部,替村里写报告要钱,还写得这么这么尖锐。”
林凡沉默了一会儿:“陈菲,谢谢你的提醒。但报告已经递了,落款也是我自愿写的。”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叹息:“你就倔吧。我听说,处长可能要找你谈话。”
“找我?”
“你是报告的起草人,落款人,又是驻村干部。总要了解情况的。”陈菲说,“你做好准备。说话注意方式。”
挂了电话,林凡站在原地。山风吹过来,带着工地上的尘土气息。
老刘从村委会方向走过来:“林局长,电话打完了?脸色咋不太好?”
“没事。”林凡收起手机,“老支书,报告递上去了。”
“真的?”老刘眼睛一亮,“上头怎么说?”
“还在流转,没那么快。”林凡没说陈菲电话的内容,“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您。”
“那就好,那就好。”老刘搓着手,“俺知道这事儿急不得,但有个盼头就好。”
他看向工地:“您看,这挡墙砌得多好。赵老板是真上心了,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磨。”
的确。经过这些天的砌筑,挡墙已经初具规模。六十米长,两米高,笔直得像一条沉睡的石龙。石材之间的砂浆缝均匀细腻,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灰白色。
更让林凡触动的是村民们的参与。每天都有七八个村民自愿来工地,跟着工人学手艺。虽然做得慢,但极其认真。他们砌的石头,赵老板会专门检查,耐心指导。
“这是咱自己的路。”一个村民曾这样对林凡说,“以后走在这路上,俺能指着某块石头说:看,这是俺砌的。”
这种参与感,比任何动员都有效。
中午吃饭时,林凡把陈菲电话的事告诉了赵老板。两人坐在一堆砂石料旁,端着饭盒。
赵老板听完,扒拉了几口饭,才说:“林副局长,这事儿是我连累你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赵老板放下饭盒,“要不是我出那档子事,您也不会来刘家坳。不来刘家坳,就不会写这报告。”
林凡摇摇头:“两码事。”
“是一码事。”赵老板很认真,“我干了二十年工程,见过太多领导。有的领导,事情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反正干好了功劳不大,干坏了责任不小。有的领导,像您这样的,是真想把事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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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顿了顿:“可林副局长,想把事干成的人,往往吃亏。”
林凡看着他:“那你觉得,我该不该写这报告?”
“该!”赵老板毫不犹豫,“太该了!您知道吗,我这几天晚上睡不着,老在想。我以前干工程,也想把活干好,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现在我知道了,缺的就是这个——为了那些用路的人着想。”
他指着远处的山村:“我以前修路,想的是这条路能让我赚多少钱。现在修这条路,我想的是,这条路能让王奶奶的核桃多卖多少钱,能让李老三少摔几次,能让二娃少走多少冤枉路。”
“这有区别吗?”林凡问。
“有!”赵老板的眼睛亮起来,“区别大了!以前是生意,现在是是功德。”
他说出“功德”两个字时,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坚定。
林凡笑了。这是他这些天来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
下午,他接到了第二个电话。是市交通局办公室打来的,通知他明天上午九点到市局,有关领导要了解刘家坳修路的情况。
语气很官方,听不出情绪。
挂掉电话,林凡知道,该来的总会来。
晚饭后,他一个人在村委会整理材料。把刘家坳的基本情况、道路现状、村民诉求,还有那份报告的背景,都梳理了一遍。
他想起陈菲的话:“说话注意方式。”
方式。他当然知道该用什么方式——谦逊,谨慎,多谈困难,少提要求,把问题归结为客观条件限制,把希望寄托于领导关怀。
这是最安全的方式。
可然后呢?然后领导点点头,说些“情况了解了,会研究”的套话,报告在文件堆里沉睡,山里的路还是那条路。
窗外,工地上的灯又亮了。赵老板在带着夜班工人养护新砌的墙体。灯光下,那些石头一块挨着一块,沉默而坚实。
林凡忽然想起老刘说的那句话:“等路修好了,俺要在这儿立块碑。不写名字,就写:此路修于某年某月,修路者,众。”
众。
不是某个人,是众人。
那这份报告,也不该只是他林凡的报告。它是刘家坳四百多口人的声音,是那些走山路摔断腿的人的声音,是那些核桃卖不上价的人的声音,是那些孩子天不亮就起床赶路的声音。
他只是代笔。
代笔,就要把那些声音原原本本地传递出去。而不是把它们修饰、美化、稀释成安全的公文语言。
夜深了,林凡推开村委会的门,走到院子里。
秋夜的天空极高,星星密得像是撒了一把碎盐。山风很凉,吹得人头脑清醒。
他想起大学时,导师说过一句话:“为官者,当为生民立命。”
那时候他只觉得这话很宏大,很遥远。现在,站在刘家坳的星空下,他忽然明白了这话的重量。
生民。就是王奶奶,李老三,刘大爷,二娃。
立命。就是让他们有条好走的路。
就这么简单。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周凯。
“林凡,听说你搞了份大报告?”周凯的声音带着惯有的笑意,“可以啊,下基层没多久,就弄出这么大动静。”
“只是反映情况。”林凡说。
“反映情况也得看时机。”周凯说,“年底这时候,各部门都在做总结、报成绩。你这报告一递,等于说‘村村通’还有死角,基层工作还有不足。领导看了会怎么想?”
又是同样的话。林凡没接。
“不过话说回来,”周凯话锋一转,“你这报告写得确实扎实。数据详实,案例生动,我看了都感动。要是换个时间递,说不定真能成。”
“现在递就不行?”
“现在递”周凯顿了顿,“难。但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我在厅里认识几个人,或许能把报告转到更合适的领导那儿。”
林凡警觉起来:“周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报告已经按程序走了,就让它走程序吧。”
“程序?”周凯笑了,“林凡,你还是太天真。程序是人走的,走哪条程序,走到谁那儿,都是有讲究的。你这报告要是走普通程序,八成就在某个处室压箱底了。但如果”
“不用了。”林凡打断他,“谢谢。”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行吧。”周凯的声音淡了些,“那你自求多福。对了,提醒你一句,明天去市局,说话小心点。有些领导不喜欢太有想法的年轻人。”
挂了电话,林凡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星空无声,群山沉默。
这个世界有一套自己的运行规则。有些人精通规则,如鱼得水;有些人挑战规则,头破血流;更多的人,在规则里挣扎,寻找一点缝隙,一点可能。
他该选哪条路?
回到屋里,林凡翻开笔记本。本子上密密麻麻记满了这些日子在刘家坳的所见所闻。
他翻到某一页,上面是他刚来时记的:
“刘家坳,行政村,辖4个自然村,412人。主干道为土路,雨季无法通车。三个自然村未通公路。”
短短几行字,背后是四百多人的生计。
他又翻到报告草稿的那几页。那些具体的人名,具体的损失,具体的期盼。
如果明天,他选择“安全”的方式,把这些具体稀释成模糊,把这些期盼弱化为“希望”,那么这份报告,就失去了它最珍贵的东西——真实。
而真实,有时是最危险的力量。
凌晨一点,林凡合上笔记本。他做了决定。
明天,他不会说套话。他会说真话。
说王奶奶的核桃,说李老三的伤,说刘大爷的腿,说二娃的鞋。
说那些走四个小时山路上学的孩子。
说那些因为路不好而破碎的希望。
如果因此被认为“太有想法”,那就这样吧。
如果因此被批评“不懂规矩”,那就这样吧。
至少,他替那些不会写报告的人,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
至少,他没有辜负这份“代笔”的责任。
窗外的工地,灯还亮着。
那条路,正在一砖一石地生长。
而他的心路,也在今晚,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岔路口。
他选择了那条更难走,但更对得起良心的路。
就像山里的人,明知山路险,还是要走。
因为那是回家的路。
也是通向希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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