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的冬日清晨，天色亮得很迟。还不到八点，窗外依然是一片深沉的靛蓝色，只有东方天际透出一丝微光。
刘军与陈磊在酒店餐厅用过简单的早餐，两人皆已换上了正式的深色西装。陈磊的眼镜擦拭得锃亮，刘军则将衬衫袖口整理得一丝不苟。
无需多言，一种临战前的沉静默契在两人之间流淌。
他们提前二十分钟抵达位于慕尼黑市郊科技园区的kreon tech总部。
这是一栋线条冷峻的玻璃幕墙建筑，在冬日的天光下显得理性而低调。前台接待核实预约后，一位女士——索菲娅，一位约莫四十岁、笑容标准、英语流利的德国人——将他们引至三楼的一间会议室。
会议室宽敞明亮，长条会议桌一侧已经坐了三人。居中是一位头发花白、面容严肃的老者，戴着厚重的黑框眼镜，正是cto奥利弗·施密特博士（dr oliver schidt）。
他左手边是一位略显年轻的技术总监，右手边则是一位法务代表。
桌面上已经摆好了打印精美的演示文稿、笔记本电脑，以及冒着热气的咖啡。简单的寒暄和介绍后，会议迅速进入正题。
他的英语带着清晰的德语口音，语速平缓，逻辑严密，配合着精美的幻灯片和预先录制的系统演示视频，将他们的“自适应流式数据异常检测框架”阐述得如同一件精密的瑞士钟表——每一个齿轮都严丝合缝，运行完美。
陈磊听得极其专注，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关键词和技术参数。
刘军则姿态放松地靠在椅背上，目光平静地追随着演示，偶尔端起咖啡杯轻啜一口，仿佛只是一位耐心的倾听者。
演示持续了约一个小时。施密特博士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属于创造者的矜持满意，他看向刘军和陈磊：
“以上就是我们核心技术的概要。不知二位有何问题？”
按照昨晚的推演，陈磊用英语首先开口，就几个具体的技术实现细节和参数优化范围进行了提问。
他的问题专业、深入，显示出绝非门外汉。
然而，当陈磊的问题渐渐触及算法在不同数据质量标准下的性能边界时，刘军敏锐地捕捉到，对方技术总监的语速略微加快，而奥利弗·施密特博士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时机到了。
“施密特博士，”刘军放下咖啡杯，身体微微前倾，双手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他的声音不高，使用的却是带着微妙瑞士德语韵味的标准德语，瞬间将全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
“非常感谢清晰全面的演示。贵司技术的严谨性和前瞻性，令人印象深刻。”
他先给予肯定，随即精准切入：“正如陈经理刚才探讨的，在受控环境和理想数据流下，贵司框架的表现堪称卓越。然而，我们睿驰关注这项技术，是希望将其应用于现实世界的智慧城市场景。这意味着数据来源将是极度异构、充满噪声且动态变化的。”
刘军用标准德语流利地说着，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清晰、到位，带着一种在正式商务场合不多见的、近乎本地人的自然韵律。这与他此前沉默倾听的形象形成了微妙的反差。
他能清晰地分辨出，刘军的德语并非教科书式的标准，也不是普通德国地区的口音，而是带着一种…更微妙的东西，尤其是在某些元音的发音和语调的轻微起伏上，隐隐指向瑞士德语区那种特有的、介于标准德语和地方方言之间的地道感。
在如此专业的国际商务场合，遇到一位能操持如此地道德语（且隐隐有瑞士背景）的亚洲年轻高管，这本身就足以引起他的额外注意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亲切感。
这种语言上的“意外”，在心理层面瞬间打破了之前纯粹的、冷冰冰的“技术展示-接受”模式，为后续的交流注入了一层难以言喻的个人色彩和更高的关注度。
会议室里的其他人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微妙的变化。
索菲娅脸上的职业笑容更真诚了些。技术总监的坐姿也似乎更挺直了一点。陈磊则保持着他专业的神色，但内心对刘军的评估再次悄然上调——他知道刘军懂德语，甚至可能是瑞士德语，但没想到能在这种正式谈判中运用得如此自然、有分量，这显然远超“语言技能”的范畴，更像是一种深植于本能的文化工具运用。
刘军似乎并未察觉自己语言带来的额外效应，或者说，他精确计算并期待了这种效应。
他略微停顿，目光扫过对方三人，继续用平稳清晰、带着那种独特韵律的德语描述昨晚与陈磊构思的那个“压力测试”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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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接入的数据流中，混杂了来自十年前部署的旧传感器的、带有随机延迟和丢包的信号；同时涌入未经标准化处理的、来自不同供应商的协议数据包；并且在午间高峰时段，因某个外部事件，某些关键节点的数据流量突然出现十倍以上的非典型峰值”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在虚空中比划，仿佛在勾勒出一幅混乱而充满挑战的数据图景。他的德语描述精准、形象，甚至使用了几个在工程技术讨论中常用的、略带口语化的比喻，让这个复杂的技术假设听起来更加生动和紧迫。
“在这种情况下，”施密特博士，目光坦然却带着不容回避的探究，依旧使用德语，“贵司的算法，第一个会‘抱怨’或者说出现性能陡降的模块会是哪里”
一连串用精准、地道德语提出的问题，并非天马行空的刁难，每一个都基于对数据处理流程的深刻理解，直指从实验室到真实战场的关键跃迁障碍——系统的“弹性”和“可维护性”。
德语作为共同语言，无形中缩短了提问者与回答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但也使得问题本身显得更加直接、切中要害，几乎无法用外交辞令轻易回避。
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那位技术总监的笔停在了笔记本上。法务商务代表似乎犹豫了一下，但看到施密特博士的神情，又保持了沉默。
刘军的问题不仅刁钻，而且是用一种他感到“舒适”和“亲切”的语言提出的，这使得他无法简单地将其视为“来自东方的、不懂技术的商务人士的胡搅蛮缠”。
相反，这更像是一位潜在的专业同行，在用他熟悉的“语言”（包括德语和技术语言），进行一场严肃的、值得认真对待的技术质询。
“这是一个非常具体且具有挑战性的假设。”施密特博士缓缓开口，同样用德语回应，语速比之前回答陈磊问题时稍慢，但更加字斟句酌，显示出高度的重视。
“我们的框架在设计时确实考虑了鲁棒性（robtheit）。但如你所说，极端混杂和突发峰值是压力测试的极限情况。预处理层的自适应解析器会首先承受压力，它依赖一个动态规则库，在遇到无法解析的协议或异常数据格式时，会触发降级处理并报警”
他开始详细解释，但刘军和陈磊都听出来了，他的解释在触及具体指标时依然带着德国人特有的严谨和保守。
然而，与之前可能存在的敷衍不同，他现在是在真正尝试解释其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甚至提到了几个他们内部测试中遇到过的、类似的边缘案例。
僵持点依然存在，但博弈的层面提升了。
对方不再能轻易用“标准答案”或“责任条款”来搪塞。
他们必须在一个更专业、更“内部”的语境下，与刘军进行博弈。这使得陈磊后续的英文技术追问（关于动态规则库更新机制等）更加有力，仿佛两人在用不同的“语言”进行着精妙的配合攻击。
谈判的气氛，从最初单方面的技术展示，彻底转变为一场双向的、高强度的专业技术与风险评估对话。法务商务代表的发言频率降低了，因为许多技术风险点已经被摆在台面上深入讨论，超出了单纯法律条款能覆盖的范围。
刘军依旧不急于逼迫对方立刻让步。他用地道的德语撕开技术面纱、建立专业对话渠道的目的已经超额完成。
他再次开口，语气缓和但目光清明，切换回英语以确保陈磊能完全跟上：“施密特博士，我完全理解，任何技术从实验室到大规模应用，都需要一个磨合与适配的过程。我们今天提出这些情景，并非质疑，而是出于对成功落地的共同关切。预先评估风险，是为了共同设计更稳固的合作模式。”
他看了一眼陈磊，陈磊会意，将话题再次引向联合研发和场景数据共享的可能性。
上午的会议在一种比预期更深入、但也更务实的氛围中告一段落。
离开会议室走向餐厅的走廊上，陈磊压低声音用中文对刘军说：“你的德语…效果惊人。不仅仅是语言，是那种…感觉。施密特看你的眼神不一样了。下午参观实验室，他可能会给我们看一些更实质的东西。”
刘军微微颔首，目光平静。使用德语（尤其是带有瑞士背景的德语）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他精心计算的一步。这不仅是为了打破僵局，更是一种无声的身份暗示和试探。
在慕尼黑，在靠近苏黎世的地方，使用这种语言，如同在深水中投入一颗发光的石子，他不仅在观察kreon tech的反应，内心深处，或许也在期待，或者警惕着，这片土地本身能给他什么样的回响。
下午的实验室参观，在一种比上午更深入、更“内部”的氛围中进行。
或许是刘军地道的德语和精准的技术质询赢得了奥利弗·施密特博士更多一分的认可，这位严肃的cto亲自带领他们参观了核心的算法测试平台和部分非涉密的研究区域。
陈磊如鱼得水，与对方的技术人员就具体的测试用例、仿真环境搭建进行了深入交流，不时在笔记本上飞速记录。
刘军则更多扮演观察者的角色，他沉稳的目光扫过那些闪烁的服务器机柜、复杂的可视化大屏，以及工程师们专注讨论的神情，脑海中同步构建着关于这家公司技术实力、研发文化和潜在薄弱点的立体画像。
他能感觉到，施密特博士在展示某些“不那么完美”的调试过程或遗留问题挑战时，比上午坦诚了许多。这是一种建立在初步专业尊重基础上的、有限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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