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沉默了片刻，目光低垂，仿佛在凝视着自己那片混沌的过去。然后，他缓缓抬起头，眼神里依然平静。
“顾医生，”他的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我明白风险。但比起未知的风险，我更无法忍受的，是像现在这样在一片虚无中活着。知道自己有过去，却不知道那是什么；拥有本能和知识，却不清楚来源。这种悬空的感觉，比面对任何已知的真相更折磨人。”
“我需要知道根在哪里，否则，‘刘军’或者‘向晨’，都只是没有意义的符号。”
说到这里，刘军拿出一个普通的黑色手机。
“另外，顾医生，”他的声音恢复了之前的平稳，但多了一份不容置疑的郑重，“在我去苏黎世期间，甚至在之后可能更长的、处理我个人‘历史遗留问题’的时间里，我需要一个可靠的联络点。一个只属于我，也只认识你的联络点。”
顾清妍的目光落在那部小小的黑色手机上。它没有品牌标志，塑料外壳，看起来像街边通讯店最便宜的那种。
“这部手机，”刘军继续解释道，语速不快，确保每个字都被听清，“号码只有你我知道。它不会用来进行日常通话，也不会保存任何联系人。它的唯一作用，是在我认为有绝对必要、且情况紧急时，发送一条信息，或者，在极端情况下，拨打一次电话。”
“为什么是我？”顾清妍问，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因为我们之间足够信任。”
顾清妍凝视着他，看到了不容置疑的决心。她轻轻呼出一口气，接过手机，语气恢复务实：“我明白了。你计划什么时候动身？”
“自然是越快越好。我需要尽快去苏黎世。”
“对了，”顾清妍追问，考虑得非常周到，“那你打算以什么理由申请签证？旅游？如果停留时间较长，移民官可能会质疑。你需要一个合理的行程计划，哪怕是表面的。”
这确实是个实际困难。
一个失忆的人，很难编造出毫无破绽的旅行计划。
同时，时间限制也是一个问题。
“旅游签证最快，但通常停留期短，且行程单需要详细，移民官对单纯旅游却计划长期停留的申请人会格外警惕。这对你需要时间慢慢寻找线索的目的来说，限制太大，也容易引人怀疑，不太合适。”
她首先排除了最简单的选项。
“学习或学术交流签证，”她继续分析，“需要学校录取通知书或官方邀请函，准备周期长，且对你目前的身份和状态来说，临时操作难度极高，可操作性太差。”
她略作停顿，目光柔和地看向刘军，说出了最可能也是最优的选项：
“目前来看，商务签证是相对最理想的选择。”
她详细解释原因：“商务签证允许的停留时间通常比旅游签更长，也更灵活，符合你‘需要时间进行调查’的需求。但现在最重要的，商务活动需要一个合理的由头和一个可靠的邀请方”
“你想好通过哪种渠道申请吗？”
离开了静岸咖啡厅后，刘军坐在车里思索了一阵。
对他而言，商务签证最合适不过。
但目前能有这个‘商务渠道’无非就几处。
顾鸿生的项目？这个念头刚起就被压下。
顾鸿生虽然当初极力邀请自己作为顾问参与赴苏黎世的高务考察，但他认可的是allen这个身份，而不是‘刘军’这个身份。而且，当时为避免身份穿帮已明确拒绝，此时回头，意图太过明显，不可取。
更主要的，刘军骨子里的骄傲也让他不愿用这个不属自己的身份。
通过顾浩博的公司？这似乎是最顺理成章的选择。顾氏集团业务真实，出具邀请函易如反掌。但刘军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顾浩博不是易与之辈，自己刚与关璐“结束”，转头就通过顾氏渠道前往瑞士，势必会引起顾浩博的深度揣测和关注。这无异于将不必要的聚光灯引到自己身上，甚至可能波及关璐，动摇合作初定的局面。
而且，在顾浩博眼里，这个操作明显是舍近求远，你‘未婚妻’关璐不是有公司吗？而且海外也有业务，怎么反而跑到我这里来要出国的渠道？这不合逻辑。
那么，关璐的公司？
这个念头让刘军的心绪有了一丝滞涩，并非余情未了，而是出于一种‘各自安好’的理性，以及更深层次的、对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的预判。
在她的世界里，或者说在她的商业逻辑里，她可能会将件事在价值交换的框架下去衡量。刘军几乎可以预见，如果他此刻回头，向关璐提出需要其公司出具商务邀请函以协助办理签证，这件事在关璐的认知中，极有可能被解读为一种新的交易信号。
因此，尽管关璐的渠道可能是最“便捷”的选项之一，但在刘军的权衡中，却是代价最高、后患最大的选择。它牵扯到尊严、身份、情感和安全的全面风险，远非一纸邀请函所能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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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处，就是通过何莹莹家族公司的渠道了。
他相信，自己找到何莹莹，请她帮这个忙，她肯定会答应。
但风险更大。
他想了想，再度否决。
所有的关系他都想了一遍之后，他也得出一个事实。在这些关系的背后，都明确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
‘身份’问题。
所有这些路径，都迫使他继续依赖或纠缠于“allen”这个虚构身份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而他现在想要做的，正是要与这一切彻底割裂，以“刘军”或未来可能寻回的“向晨”的身份，去进行一场只关乎自身真相的探寻。
他需要的不是一张通过“旧关系”办理的签证，而是一个能让他摆脱所有过往关联、以一个干净崭新的起点前往苏黎世的方案。这个方案必须与“allen”的世界毫无瓜葛。
他吐了一口气，暂时放下这些念头。
签证的难题，像一团找不到线头的乱麻，被他暂时搁置在脑海的角落。他深知，继续纠结于这些走不通的死路毫无意义，需要等待一个破局的契机。而眼下，一个更实际、更紧迫的问题需要立即解决——今晚住哪儿？
回原来自己租住地片场附近的老旧小区？
还是住酒店，临时落脚，可以随时动身。
几乎不需要权衡，刘军心里立刻有了答案——酒店。
他需要的是绝对的机动性和某种他下意识需要的‘隐匿性’。
酒店意味着随时可以抽身离开，不留下任何长期的租赁合同或固定住址记录，这符合他目前“随时准备出发”的过渡状态。
很快，刘军驾车离开医科大学区域，没有选择市中心繁华地段的星级酒店，而是刻意在城乡结合部找到一家管理相对宽松、不需要严格身份登记的中档商务酒店，用现金预付费的方式，先开了一个为期一周的房间。
办理入住后，他没有停留，立刻驾车前往市区一家大型购物中心。他需要购置一些符合“商务人士”身份的、得体的行头和一个新的行李箱。
在商场里，他高效地挑选了几件休闲商务风格的衬衫、长裤、几件西装、夹克以及必要的内衣鞋袜，全部选择低调的色系和常见的品牌，力求融入人群而不引人注目。
随后，他又买了一副无度数的平光眼镜，假发，假胡须及相关的物品，整个过程目标明确，动作利落，如同在执行一项准备工作。
回到酒店房间，他将新购置的衣物整理好。夜幕已经降临，城市华灯初上。他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灯火，签证的难题再次浮上心头。所有基于过去“allen”身份的路径都被否决，他必须开辟一条全新的、完全属于“刘军”或未来“向晨”的通道。
“也许我可以靠自己。”
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逐渐清晰。
既然依赖现有关系行不通，那么最根本、也是最干净的方法，就是以真实的“刘军”这个身份，去找到一份能提供赴欧商务机会的正规工作。通过应聘进入一家与欧洲有实质业务往来的公司，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职位，然后以公干的名义前往欧洲，前往苏黎世。这样获得的签证，背景清晰，目的正当，与过去的恩怨瓜葛彻底无关。
当然，这需要时间，而且成功率未知。
现实的壁垒也冰冷地横亘在眼前，他手头拥有的，仅仅是一张名字为“刘军”的身份证。没有学历证明，没有学位证书，没有过往的工作履历和推荐信，在这个凡事讲求背景调查和资质认证的时代，他几乎是一个“透明人”。
任何一家正规公司的hr，在面对这样一个“三无”人员时，恐怕连面试的机会都不会给。
然而，这种在常人看来近乎绝望的处境，并没有让刘军产生多少焦虑。一种深植于本能的冷静让他清晰地认识到：文凭和学历只是敲门砖，甚至是遮羞布。在真实的能力和结果面前，它们的重要性会大打折扣。
他失去的只是证明过去的纸张，但那些构成他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敏锐的思维、精准的判断、沉稳的气场、以及在金融法律领域那些仿佛与生俱来的知识和谈判本能——并未随之消失。这些才是他能与这个世界进行价值交换的真正筹码。
他需要的不是一个按部就班、论资排辈的职位，而是一个能让他直面挑战、用实际能力证明价值的机会。也许是某个急需解决棘手跨境纠纷的项目，也许是某个面临巨大风险需要立刻评估的并购案总有一些特殊的情境，更看重一个人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而非纸面上的光鲜履历。
“关键在于找到那个缝隙，然后，抓住它。”
他默默地想。这需要耐心，需要蛰伏，更需要一丝运气。但比起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不可靠的他人恩赐或危险的交易，他宁愿选择这条虽然艰难，却每一步都踏在自己能力之上的路。
而且，这‘找工作’这事绝不能在本地做。
“allen”这个身份在南江的商圈里已有一定认知度，很容易遇到熟人，一旦被顾浩博、关璐甚至何家那边的人察觉，势必引发不必要的猜测和麻烦。
他的目光投向更远的南方。
海城，或者鹏城。
这两个国际化程度高、外贸企业云集的沿海大都市，机会更多，环境也更陌生，足以让他这个“刘军”隐没在茫茫人海中，从头开始。那里有无数需要拓展欧洲业务的公司，正是他实施新计划的最佳地点。
“先南下，站稳脚跟，再图机会。”
他心中定下了初步方案。
虽然这比直接获取签证要耗费更多时间，但却是目前能想到的、最稳妥且能彻底摆脱过去的方案。这趟苏黎世之行，注定不会一蹴而就，他必须做好长期准备的打算。
决心已定，他感到一种久违的清晰。接下来的日子，他需要利用住在酒店的便利，尽快规划南下的行程，并开始通过网络留意海城或鹏城相关的招聘信息。一场以真实身份进行的、目标明确的远征，即将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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