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归迷途
我叫陈树根，家住柳树沟。新完夲鰰颤 耕芯醉快我们村到镇上有条老路，顺着河岸走，七里地，一个钟头能到。可老辈人传下话：天黑莫走老路，月圆莫走河边——要走的，得在太阳落山前回来。
为啥？老路邪性。不是路不平，是路上有“鬼打墙”。
1999年秋天，我十四岁，在镇上念初二。那天是九月十五，农历八月十六，月亮圆得像个银盘子。我因为补课放学晚，走到村口时，天已经擦黑了。
同村的刘小海骑自行车先走了，他回头喊：“树根，快点！今儿个十五，老路上不安生！”
我应了一声，加紧脚步。可走到岔路口时，我犯了难：左边是新修的机耕路，绕远，得多走三里地；右边是老路，近，但得沿着河边走。
月亮已经升起来了，照得地上明晃晃的。我心想，月亮这么亮，怕啥？就走老路吧。
刚走上老路，我就后悔了。
路两边的柳树长疯了，枝条垂下来，在风里晃来晃去，像无数只手在招摇。月光从树枝缝里漏下来，在地上投出斑斑点点的影子，那些影子也在动，扭曲着，变幻着。
更怪的是，路上太静了。没有虫鸣，没有蛙叫，连风声都停了。只有我的脚步声，沙沙，沙沙，在寂静里传得老远。
走了约莫一里地，我看见路边有棵老柳树——这树我认识，树干上有个树瘤，像张人脸。每次走老路，我都以它为标记，过了这树，就走到一半了。
我加快脚步，想着快点过去。
可走了十来分钟，抬头一看，那棵老柳树又出现在前方。
二、循环开始
我以为眼花了，揉揉眼睛再看——没错，就是那棵树，树瘤上那张“脸”正对着我，树身微微向左倾斜，树根裸露在外面，像枯瘦的手指抓着地面。
“见鬼了”我嘟囔着，心里开始发毛。
我记着爷爷说过的话：要是走夜路碰到鬼打墙，不能慌，更不能跑。得点根烟，或者撒泡尿，破了那“障眼法”。
我掏出火柴——那会儿小孩都随身带火柴，点炮仗玩。划了一根，火光一闪，灭了。又划一根，刚燃起来，“噗”一声又灭了，像是被人吹熄的。
第三根，火柴头直接掉了，根本划不着。
我头皮发麻，解开裤子想撒尿。可奇怪的是，明明憋得慌，却一滴也尿不出来，小腹又胀又痛，像有什么东西堵着。
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这次我盯着那棵老柳树，一步一步数着步子。从树边走过时，我还特意摸了摸树皮——粗糙，潮湿，沾着夜露。
走了一百步，我回头，老柳树已经在身后了。心里一松，转过身继续走。
可走了不到五分钟，前方又出现了那棵老柳树。
这次它离我更近了，而且树身好像转了方向——原本朝左倾斜，现在朝右了。树瘤上那张“脸”的表情也变了，原本是闭着嘴，现在咧开了，像是在笑。
我腿一软，差点坐地上。
三、树下石碑
我知道不能再走了。爷爷说过，鬼打墙分三种：第一种是让你在原地转圈；第二种是让你永远走不到头；第三种最恶——让你一次比一次接近“那个地方”。
我现在遇到的，恐怕就是第三种。
我背靠着一棵树坐下，想等天亮。月亮慢慢移到中天，月光更亮了，可照在老路上，却泛着惨白的光，像铺了一层霜。
就在这时，我听见水声——不是河水的哗哗声，是“滴答，滴答”的声音，很有节奏，像水珠滴在石头上。
声音从老柳树方向传来。
我壮着胆子走过去，借着月光，看见老柳树底下有个东西在反光。凑近一看，是块石碑，半截埋在土里，露出来的部分刻着字，但被青苔糊住了。
我用手擦掉青苔，字迹露出来——不是正经碑文，是歪歪扭扭的刻痕，像用小刀划的：
“张秀娥，庚申年生，戊寅年卒。冤。”
庚申年是1920年，戊寅年是1938年。这姑娘死的时候才十八岁。
我正琢磨着，滴答声又响了。低头一看，石碑的顶端在滴水——不是露水，是暗红色的液体，顺着碑身流下来，流到“冤”字上，把那个字染成了血色。
我吓得往后一跳，却撞到了什么东西。
回头一看，是个人。
四、河边的女人
那是个年轻女人，穿着旧式的蓝布褂子，梳着一条长辫子，辫梢系着红头绳。她背对着我，站在河边，面朝河水。
月光照在她身上，可她没有影子。
“你”我声音发颤。
女人慢慢转过身。她的脸很清秀，但苍白得像纸，嘴唇也没有血色。最怪的是她的眼睛——没有瞳孔，只有两个黑洞，深不见底。
“小兄弟，”她开口了，声音细细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能帮我个忙吗？”
我往后退，腿却不听使唤：“什什么忙？”
“我掉了个东西在河里，”她指着黑沉沉的河水，“是个银簪子，我娘留给我的。你能帮我捞上来吗？”
我摇头：“我不会水。”
“不深的，”她笑了，笑容很古怪，嘴角咧开，眼睛却一动不动，“就在岸边，一伸手就能够着。”
说着，她往河里走了一步，水淹到了脚踝。又走一步，淹到了小腿。河水在她周围荡开涟漪，一圈一圈，可奇怪的是，没有水声。
“你看，不深吧？”她回头看我，身体继续往河里走，水已经淹到了腰。
我突然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水鬼找替身，会骗人下水。等你也淹死了，它就能投胎了。
“我不去！”我转身就跑。
可跑了几步，又回到了老柳树下。那个女人不见了，石碑还在，顶端的红水还在滴，“滴答，滴答”，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五、第三个我
我知道遇到大麻烦了。爷爷说过，鬼打墙要是碰上“东西”跟你说话，那已经不是普通的鬼打墙，是“索命墙”——不要你迷路，要你命。
我咬着牙，从书包里掏出半截粉笔——那是数学课用的。爷爷还说过，要是实在没办法，就用石灰或者粉笔在地上画个圈，人坐在圈里，等鸡叫。
我哆哆嗦嗦地画了个圈，刚画完，粉笔就断了。我赶紧跳进圈里，盘腿坐下，闭上眼睛，心里默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念了不知多少遍，耳朵里忽然听见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人的，一轻一重，从老路两头传来。轻的脚步声从东边来，重的从西边来，都在朝我靠近。
我睁开一条缝，差点叫出声——
从东边走来一个人，穿着和我一样的衣服，背着和我一样的书包，连走路的姿势都一模一样。那是另一个“我”。
从西边也走来一个人，也是“我”，但脸上没有表情，眼神空洞，像个木偶。
两个“我”走到圈外，停住了，齐刷刷地转过头，看着我。
圈里的我浑身发抖，想喊，嗓子眼像被堵住了。想动，身子沉得像压了石头。
东边的“我”开口了，声音和我一模一样：“出来吧，咱们一起回家。”
西边的“我”也说：“出来吧，外头冷。”
我拼命摇头，把眼睛闭紧。可眼皮自己睁开了——不是我想睁，是有股力量在掰我的眼皮。
我看见那两个“我”开始绕圈走，一左一右，逆时针方向，脚步整齐划一。他们一边走一边唱，唱的是我们村里失传的童谣：
“月婆婆，亮堂堂，小孩儿走夜路莫慌张一回头，鬼遮眼，二回头，鬼拍肩，三回头哟命不长”
童谣反反复复，声音越来越尖，最后变成了女人的声音，正是刚才河边那个女人的声音。
六、石碑下的手
我不知道被围了多久。月亮开始偏西了，月光斜斜地照下来，把圈里圈外照得明暗分明。
那两个“我”还在转圈，但速度慢了，动作也僵硬了，像发条快走完的玩具。
就在我以为要熬过去时，圈里的地面突然塌陷了。
不是真的塌陷，是土变软了，像流沙一样往下陷。我想跳出去，可腿陷在土里，拔不出来。土已经淹到了大腿。
更恐怖的是，土里伸出了手——不是骷髅的手，是完好的人手，苍白浮肿，指甲缝里塞满黑泥。一只手抓住了我的左腿，另一只手抓住了右腿，用力往下拽。
我低头看，土里浮出一张脸，正是石碑上那个名字：张秀娥。她睁着眼睛，眼珠是混浊的白色，直勾勾盯着我。她的嘴一张一合，没有声音，但我读懂了唇语：
“下来陪我”
我拼命挣扎，可越挣扎陷得越快。土已经淹到了腰。那两个转圈的“我”停下来，站在圈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像在看一场戏。
绝望中，我忽然想起爷爷还说过一句话：鬼怕血，特别是童子血。
我咬破舌尖——真疼，嘴里一股腥甜。我“噗”地一口，把血水喷在土里那些手上。
“嘶——”一阵白烟冒起，那些手像被烫到一样缩了回去。土也停止了塌陷。
我趁机爬出坑，连滚爬爬往外跑。这次，老柳树没有再现。我一路狂奔，不知跑了多久，终于看见了村口的灯火。
七、十八年冤
回到家，我高烧三天，说胡话，梦里全是那张苍白的脸和那些手。爷爷守了我三天三夜，第四天我醒来时，他眼睛熬得通红。
我把经历一五一十说了。爷爷听完，长叹一声：“造孽啊那张秀娥，我认得。”
爷爷说，张秀娥是隔壁张庄的闺女，1938年秋天，日本人打过来，村里人都跑反（逃难）。秀娥和家里人走散了，夜里一个人走老路回村，结果再没回去。
后来有人在河边找到了她的鞋，都说她掉河里淹死了。可尸体一直没找到。
“那碑是谁立的？”我问。
爷爷摇头：“不知道。但老辈人说，秀娥死得冤，魂困在老路上，每年都要找人替她。所以老路才闹鬼打墙。”
“那那我还能走老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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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爷爷带着我，还有村里的几个老人，去了老柳树下。石碑还在，但上面的红水不见了，“冤”字也恢复了原样。
爷爷在碑前烧了纸，上了香，然后说：“秀娥姑娘，当年的事，村里对不住你。今天给你立个规矩：每年清明、中元，村里人都来给你烧纸。只求你放过孩子们，别再缠着老路了。”
说完，他让我给石碑磕了三个头。
说也奇怪，从那以后，老路真的清净了。虽然夜里还是没人敢走，但再没听说谁碰到鬼打墙。
八、月圆之夜
我平安活到了三十岁，娶妻生子，在城里安了家。可每年八月十六，我都会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又走在老路上，前面是那棵老柳树，树下站着张秀娥。
她不再恐怖，只是静静站着，望着村子的方向。梦里她对我说：“我想回家。”
今年中秋，我带着十岁的儿子回村。八月十六那晚，儿子非要去看月亮，我拗不过，带他去了村口。
月亮又圆又亮，儿子指着老路方向：“爸，那儿有个人。”
我心里一紧，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老路上空荡荡的，只有月光如水。
“什么样的人？”我问。
“一个阿姨，穿蓝衣服，梳长辫子，”儿子说，“她对我笑，还招手呢。”
我浑身汗毛倒竖，拉起儿子就往回走。回到家，儿子说困了，倒头就睡。半夜，我听见他在梦里说梦话：
“阿姨，我帮你找我帮你找簪子”
我猛地坐起，冲到儿子房间。他睡得正香，可手里紧紧攥着个东西——借着月光，我看清了，是一根银簪子，簪头刻着梅花，已经发黑了。
我从没在家里见过这东西。
第二天，我问儿子簪子哪来的。他迷迷糊糊地说：“昨晚梦里那个阿姨给的，她说这是她娘留给她的，现在用不着了，送给我将来的媳妇。”
我把簪子拿到镇上，找了银匠看。银匠一看，脸色就变了：“这簪子起码埋地下六十年了。你看这黑，不是锈，是血沁进去的。”
我手一抖，簪子差点掉地上。
如今，簪子还锁在我家抽屉里。我不敢扔，也不敢留。每年八月十六，我都要回村，在老柳树下烧纸。可我再也不敢在月圆之夜靠近老路。
儿子渐渐大了，去年他问我：“爸，为什么你每年都去给一个不认识的人烧纸？”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也许，有些债，一代人还不起，就得代代还。
也许，张秀娥等的从来就不是一个替身，而是一个记得她的人，一个肯为她烧一炷香、磕一个头的人。
老路还在，柳树还在，石碑还在。
月光下，如果你仔细听，还能听见那首童谣：
“月婆婆，亮堂堂，小孩儿走夜路莫慌张”
只是现在，再也没有小孩敢在月圆之夜走那条老路了。
除了我儿子——去年八月十六，我半夜醒来，发现他不在床上。找到他时，他正站在村口，面朝老路，一动不动。
我喊他，他回头，眼神空洞，说：
“爸，那个阿姨说她找到簪子了，现在，该找别的东西了。”
我问找什么。
儿子咧嘴笑了，笑容很古怪：
“她说还差一个陪她说话的人。”
这话让我脊背发凉。
因为爷爷临终前说过，张秀娥死的时候，肚子里还有个三个月大的孩子。
一尸两命。
她要找的，也许从来就不是一个替身。
而是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