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一院的老住院部三楼，是全院护士最不愿轮值的地方。这栋建国初期建的红砖楼，墙皮斑驳得像老人脸上的皱纹，走廊里永远飘着一股消毒水和霉变混合的怪味，即使盛夏也凉得刺骨。林晓第一次值三楼夜班时，护士长特意把她拉到一边，压低声音嘱咐：“凌晨两点到四点别查307房，听到任何声音都别开门；如果看到穿蓝布衫的老太太扶着墙走，别跟她说话，更别给她指路。”
林晓刚毕业三个月，仗着年轻气盛没当回事，只当是老员工吓唬新人的把戏。她换好护士服，推着治疗车走进三楼走廊，声控灯随着脚步声忽明忽暗，投在墙上的影子扭曲成各种怪异的形状。走廊尽头的时钟滴答作响，指针刚过十一点，整层楼就只剩下她和几个重症病人的呼吸声。
第一个诡异的迹象出现在十二点刚过。林晓正在护士站核对医嘱，忽然听到治疗车的轮子滚动声从走廊东侧传来。她抬头望去，空荡荡的走廊里，下午她用过的治疗车正自己朝着307房的方向移动，车轮碾过地板缝隙，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林晓的心猛地一沉，想起护士长的话，攥着病历本的手指关节泛白。她壮着胆子喊了一声：“谁在那儿？”
治疗车应声停下，斜斜地停在305房门口。林晓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发现车斗里的血压计正自己跳动着，水银柱忽高忽低，像是在测量不存在的脉搏。她慌忙把治疗车推回护士站，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这时才注意到护士站的窗户上，不知何时多了一道淡淡的手印，五指清晰，指缝里还沾着些许暗红色的泥渍。
凌晨一点半，护士站的电话突然响起，尖锐的铃声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刺耳。林晓颤抖着接起电话，听筒里没有人声，只有一阵微弱的、像是布料摩擦的“沙沙”声，夹杂着若有若无的叹息。她正要挂电话，忽然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清晰的脚步声，一步步逼近，仿佛打电话的人就在电话线另一头的天花板上。
“喂？请问是哪个病房？”林晓强装镇定地问。
脚步声停了，紧接着是一个苍老的女声，沙哑得像是砂纸磨过木头：“307房，我疼……要换药。”
林晓的头皮瞬间炸开。她清楚地记得，307房三天前刚空出来，上一个病人是位患肺癌晚期的老太太，上周在病房里咽了气，死的时候正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她颤抖着翻看病历本，307房的登记页上，“出院日期”一栏用红笔写着“死亡”，旁边还画着一个小小的十字。
电话那头的叹息声越来越近，带着一股浓重的中药味，仿佛要从听筒里溢出来。林晓猛地挂了电话，双手撑在桌子上大口喘气，抬头却看见护士站的玻璃门外，站着一个佝偻的身影。正是那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她的脸贴在玻璃上，五官被挤压得扭曲变形，浑浊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林晓，嘴角还挂着一丝暗红色的液体。
“小姑娘，给我换下药吧，伤口疼得厉害。”老太太的声音隔着玻璃传进来，带着黏腻的水汽。
林晓吓得说不出话，只能死死地攥着门把手，看着老太太慢慢抬起手，露出手腕上一道狰狞的伤口——那是上周抢救时，护士为了扎针划开的，深可见骨。老太太的手指在玻璃上慢慢滑动，留下一道水痕，水痕里竟然掺着细小的血珠。
就在这时，走廊尽头的声控灯突然全灭了，只有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发出微弱的光，把老太太的影子拉得老长。林晓听到身后传来治疗车滚动的声音，回头一看，治疗车正自己打开抽屉，里面的纱布和碘伏瓶一个个跳出来，整齐地摆放在桌面上。她猛地想起护士长的话，闭紧眼睛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耳朵，嘴里不停念叨着“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不知过了多久，她感觉身上的寒意渐渐退去，耳边的脚步声和叹息声也消失了。她慢慢睁开眼睛，护士站的玻璃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手印，治疗车也好好地停在角落，抽屉紧闭。她看了一眼时钟，正好凌晨四点，窗外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第二天交班时，林晓惊魂未定地把昨晚的事告诉护士长。护士长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褪色的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递给她。那是二十年前的护士值班记录，字迹已经模糊，上面写着：“1998年7月12日，夜班护士张桂兰，在307房为患者换药时突发心梗去世，患者为肺癌晚期患者李桂英，同日凌晨死亡。”
笔记本里还夹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护士穿着白色制服，笑容温和，而她身边站着的患者，正是昨晚林晓看到的那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护士长叹了口气：“张护士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和你一样大。她走的时候还攥着换药盘，说李老太的伤口还没处理好。从那以后，每个值夜班的护士都见过她们。”
林晓看着照片，后背一阵发凉。她忽然想起昨晚治疗车上整齐摆放的纱布和碘伏，想起老太太手腕上那道和抢救记录里一模一样的伤口。护士长拍了拍她的肩膀：“别怕，她们只是被困在这儿了。以后凌晨两点到四点锁好护士站的门，别接电话，就没事。”
本以为知道了缘由就能安心，可接下来的夜班，诡异的事情变本加厉。那天林晓提前锁好了护士站的门，把安全出口的灯调到最亮。凌晨两点，她听到307房传来敲门声，不是敲房门，而是敲墙壁，“咚、咚、咚”，节奏均匀，像是有人在用指甲抠墙。
她透过护士站的窗户望去，307房的门虚掩着，里面透出微弱的烛光。一个穿白色护士服的身影正坐在病床边，背对着走廊，手里拿着换药碗，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谣。病床的被子鼓鼓囊囊的，像是躺着一个人，被子边缘露出一截蓝布衫的袖子。
林晓的心跳得像要蹦出胸腔，她认出那个白色身影穿的是二十年前的老式护士服，和照片里的张桂兰一模一样。这时，那个白色身影忽然转过头，朝着护士站的方向笑了笑——那是一张和林晓一模一样的脸，只是脸色苍白如纸，嘴角挂着一丝诡异的弧度。
“小妹妹，过来帮忙啊，李老太的伤口还没好呢。”“林晓”的声音从走廊里飘过来，带着甜腻的笑意。
林晓吓得瘫坐在椅子上，看着“自己”慢慢走过来，手里的换药碗里盛着暗红色的液体，滴落在地板上，发出“嘀嗒”的声响。走到护士站门口，“自己”停下脚步，指了指林晓的胸口：“你的护士证呢？张桂兰的证还在这儿呢。”
林晓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前，护士证还在，只是证套上不知何时多了一道划痕，像是被指甲划的。这时，307房的病床上传来老太太的咳嗽声，“自己”转身走回病房，嘴里嘟囔着：“快点换药，不然就来不及了……”
那天之后，林晓大病了一场，请假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她想过辞职，但刚毕业的她需要这份工作。回到医院时，护士长给她换了个岗位，去门诊输液室，不用再值夜班。林晓本以为能就此摆脱，但她发现，有些东西一旦缠上，就再也甩不掉了。
门诊的工作很清闲，可林晓总在输液室的镜子里看到奇怪的影子。有时是穿蓝布衫的老太太站在输液架后面，有时是穿白色护士服的身影在走廊里飘过。更让她害怕的是，她开始频繁地做噩梦，梦见自己坐在307房的病床边，给老太太换药，而老太太的脸慢慢变成了她的样子，笑着说：“你替我留在这儿吧，我想出去看看。”
有天中午，林晓正在给一个小男孩扎针，忽然听到身后有人说：“小姑娘，手法不对啊，应该扎这里。”她回头一看，是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正站在她身后，指着小男孩的手背。林晓吓得手里的针头掉在地上，小男孩的妈妈不满地皱起眉头：“护士，你怎么回事？”
等林晓回过神来，老太太已经不见了，周围的人都说没看到什么老太太。小男孩的手背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淡淡的针孔，和二十年前张桂兰给李老太扎针的位置一模一样。
林晓终于崩溃了，她找到护士长，哭着说要辞职。护士长沉默了很久，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木盒，里面装着一本泛黄的护士证，照片上的张桂兰笑容灿烂。“这是张护士的遗物，”护士长说，“她去世后，她的家人把这个交给医院，说她最爱的就是护士这份工作。二十年来，她一直被困在三楼，因为她放心不下李老太，也放不下这份工作。”
护士长打开护士证，里面夹着一张纸条，是张桂兰的字迹：“李老太无儿无女，临终前说想看看天安门。我答应她，等她好一点就带她去。可我没做到。”
林晓看着纸条，眼泪流了下来。她忽然明白，这不是恐怖的鬼魂作祟，而是两个未了的心愿在纠缠。那天下午，林晓买了两张去北京的明信片，一张写着张桂兰的名字，一张写着李桂英的名字，地址都填了市一院老住院部307房。她把明信片放在307房的窗台上，对着空无一人的病房说：“张护士，李老太，我帮你们寄了明信片，天安门很漂亮，你们放心吧。”
那天晚上，林晓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站在307房的门口，看着张桂兰扶着李老太慢慢走出来，两人都穿着干净的衣服，脸上带着笑容。她们走过走廊时，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然后慢慢变淡，消失在走廊尽头。张桂兰回头朝她挥了挥手，嘴里说着什么，林晓没听清，但她知道，那是在说谢谢。
从那以后，市一院老住院部三楼的夜班再也没有出现过诡异的事情。护士们说，凌晨两点到四点，偶尔会听到307房传来轻轻的笑声，像是两个老朋友在聊天。林晓没有辞职，她留在了医院，每次路过老住院部三楼，都会朝307房的方向望一眼。她知道，那两个未了心愿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安息。而那本泛黄的护士证，被她放在了护士站的抽屉里，提醒着每一个新来的护士，这份职业里最珍贵的，是责任与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