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的黄昏，我在旧书店里看着那本残破的吴氏族谱，手指停在“吴天佑”这个名字上。
与王家有姻亲，民国二十七年举家南迁。
书店老先生见我盯着那页纸发呆，慢悠悠地说：“吴家啊当年可是省城有名的绸缎商。吴天佑娶了王守仁的女儿，两强联姻，风光得很。”
“老先生知道吴家南迁后去了哪里吗？”
老先生摇摇头：“这就不清楚了。只听老人说过，吴家走得匆忙，像是避祸。有人说去了广东，有人说去了福建，还有人说是去了南洋。”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前些年，好像有个姓吴的人回来过。”
我心头一震：“什么时候？您记得吗？”
“大概七八年前吧。”老先生回忆着，“是个五六十岁的人，也来我这里找过族谱。他说他是吴家后人，想查查祖上的事。”
“他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
“名字记不清了。”老先生说，“但模样我还记得——个子挺高，戴眼镜，说话带着南方口音。他说他在深圳做生意，这次回来是替父亲了却心愿。”
“什么心愿？”
老先生摇头：“他没说。只是翻看了族谱，抄了些东西，又问了问当年吴家老宅的位置。后来就走了，再没见过。”
我心中快速思索。七八年前，五六十岁，南方口音，深圳做生意这些信息，和王爱民描述的吴建国对得上吗？
王爱民说，十年前吴建国突然来家里找王爷爷，两人在书房谈了很久，后来脸色都不好地离开了。
时间差不多对得上。
如果这个来书店的人就是吴建国，那他七八年前回来查族谱、问老宅位置，可能是想了解家族历史。而十年前去找王爷爷，可能是想问当年的事。
但两人谈崩了。
为什么？
我向老先生道了谢，抄下吴氏族谱上吴天佑这一支的信息，离开了书店。
天色已晚，华灯初上。文化街的店铺都亮起了灯，古色古香的建筑在夜色中显得格外静谧。
我走在回医馆的路上，心里盘算着下一步。
现在知道了吴家南迁，知道有吴家后人七八年前回来过，还知道这个后人可能在深圳。
但深圳那么大，怎么找？
而且，就算找到了，对方会告诉我当年的真相吗？
回到医馆时，周老先生正在给一个感冒的病人开方子。看到我回来，他点点头，继续写方。
等病人走了，周老先生才问：“今天又去查资料了？”
“嗯。”我把今天的发现简单说了说。
周老先生听完，沉默了一会儿：“三钱，你有没有想过，有些真相，知道了未必是好事？”
“我想过。”我说，“但如果不查清楚，王奶奶家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个转经筒的事也解决不了。而且我觉得那个女子的怨魂，也需要一个真相才能安息。”
“你想怎么做？”
“我想至少弄清楚她为什么要报复吴家。”我说，“如果吴家真有对不起她的地方，那也算是因果报应；但如果其中另有隐情，她的怨恨可能就”
周老先生叹了口气：“你想怎么做？”
“我想去一趟深圳。”我说，“找找吴家后人。”
“深圳那么大，你怎么找？”
“从吴建国入手。”我说，“他是知青，和王爷爷是战友。如果他现在在深圳，应该会有一些线索。我可以问问其他知青，或者查查当年的知青名单。”
周老先生看着我，眼神复杂：“三钱，你才十八岁。这些事，本不该你来承担。”
“但已经牵扯进来了。”我说，“周爷爷，您教过我，医者要有仁心。现在王奶奶家‘病了’，那个女子的怨魂也‘病了’，我想试着‘治’。”
周老先生没再劝我，只是说：“要去深圳，得有盘缠。你那些钱够吗？”
我算了算。之前王富贵给的两千块，加上平时攒的一些，大概有三千多。去深圳的火车票，硬座的话几百块，住宿可以找便宜的旅馆，应该够用。
“够了。”我说。
“那你去吧。”周老先生说，“但记住，一个星期内必须回来。不管找不找得到，都要回来。”
“好。”
第二天，我开始做准备。先去火车站买了去深圳的硬座票，后天出发。然后去了趟档案馆，查当年的知青资料。
省档案馆的地方志办公室，一个中年女管理员听说我要查知青名单，有些为难：“这些资料涉及个人隐私，不能随便查。”
我解释道：“我是想找一位老知青，他可能知道一些我家族的历史。他叫吴建国，大概五六十岁，当年应该是在北大荒插队。”
管理员想了想：“这样吧，你写个申请，说明情况。如果领导批准，我可以帮你查查。”
我写了申请，等了两个小时，终于得到了批准。
管理员带我来到档案室，翻出一摞泛黄的档案。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省城知青上山下乡的名单和分配记录。
我们一页页翻找。北大荒的知青名单很多，按年份和学校排列。找了将近一个小时，我终于在一个名单里看到了“吴建国”这个名字。
“找到了！”我指着那一行字。
下面有家庭住址：省城东大街吴家巷17号。
还有家庭成员：父吴世昌，母林秀珍。
吴世昌这个名字我在族谱上见过，是吴天佑的孙子，王守仁的外孙。
那么吴建国就是吴世昌的儿子，吴家的后人。
档案里还有返城记录：1975年因病返城，安排在省城纺织厂工作。
“他后来呢？”我问，“有没有调动记录？”
管理员继续翻找，找到了一份1985年的调动记录：“吴建国，1985年调往深圳特区，单位是深圳外贸公司。”
深圳外贸公司。这应该就是他后来在深圳的工作单位。
我记下这些信息，向管理员道了谢。
离开图书馆时，已经是下午三点。阳光正好，街道上人来人往。
我有种感觉，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回到医馆，我开始收拾行李。周老先生默默地看着我，最后拿出一个信封：“拿着。”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千块钱。
“周老先生，我”
“出门在外，多带点钱。”周老先生说，“遇到困难，别硬撑。记得打电话。”
我心里一暖：“谢谢周老先生。”
出发前的晚上，我告诉李心谣和宋南乔我要去深圳几天。让她们玩够了就赶紧回家，两个女孩都很惊讶，问我去深圳做什么。
“办点事。”我说得含糊，“很快就回来。”
“那你小心啊。”李心谣说，“深圳那么远，一个人注意安全。”
“我知道。”我说，“你们在省城也注意安全。”
挂了电话，我又想起那个转经筒。它还在我房间里，该怎么处理？
我想了想，决定带上它。也许在深圳，能找到懂藏传佛教的人看看。
第二天清晨，我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去深圳的火车。
硬座车厢里人很多，气味混杂。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色，心里有些忐忑。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城市。
但我没有退路。
火车开了二十多个小时，第二天中午才到达深圳。
走出火车站，热浪扑面而来。深圳的天气比省城热得多，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海风味。高楼大厦林立，街道上车水马龙，一切都显得陌生而繁忙。
我按照地址，找到了深圳外贸公司。这是一栋二十多层的大楼，看起来很有气派。
走进大厅，前台小姐礼貌地问：“先生，请问您找谁？”
“我找吴建国先生。”我说，“他以前在这里工作。”
前台小姐查了查记录：“吴建国他十年前就辞职了。您有预约吗？”
“没有。”我说，“我是他老朋友的儿子，从省城来的，有重要的事想找他。”
前台小姐犹豫了一下：“这样吧，我帮你问问人事部，看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她打了个电话，说了几句，然后挂断：“人事部说，吴建国退休后搬去了惠州。他们那里有他儿子的电话，你可以联系看看。”
她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我道了谢，在附近找了个公用电话亭，拨通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喂？”
“您好，我找吴建国先生。”
“您是哪位？”
“我是从省城来的，姓赵。”我说，“有些事想请教吴老先生，关于他年轻时候的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爸身体不好，不太见客。您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这件事可能比较复杂。”我说，“涉及到一些家族往事。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当面和吴老先生谈谈。”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那个声音说：“你在深圳？”
“对，刚下火车。”
“这样吧，你告诉我地址，我去接你。我们在惠州，开车过去要一个多小时。”
我报了火车站附近的地址，然后在电话亭旁边等着。
大约一个小时后，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面前。车窗降下，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探出头：“是赵先生吗？”
“是我。”
“上车吧。我是吴建国的儿子，吴明。”
这正是：
雨后黄昏访旧坊，残编谱牒认沧桑。
昔年绸贾联姻贵，乱世南迁避祸忙。
客访书斋询故址，言归粤海续遗章。
行囊载梦鹏城去，欲解尘封一段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