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五年十一月，金城的寒风卷着沙砾掠过盐池，董牧的案头摊着两份文书：一份是洛阳传来的诏书，另一份是贾诩抄录的《州牧诏》。
诏书里，他因镇压田乐叛乱、稳定河西之功，被晋为“使持节、护羌校尉”，领凉州牧属官，食邑增至五千户；而那份《州牧诏》更刺眼——灵帝采纳刘焉建议，“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总揽一州军政”，这道诏书，像一把钝刀，悄然割开了东汉王朝的肌体。
“少将军，”钟繇捧着新铸的印信进来，铜印上“护羌校尉”四字泛着冷光，“朝廷新制，州牧秩中二千石，可自辟掾属。您虽暂为州牧属官，却掌凉州西部军政，实为半个州牧了。”
董牧指尖划过《州牧诏》上的名字：刘焉为益州牧，黄琬为豫州牧，刘虞为幽州牧。这三人都是列卿出身，奉旨总领一州，与他这种靠战功崛起的边将不同，却同样意味着——地方将从此掌握军政财三权。作为一个穿越者，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中央的缰绳，彻底松了。
三日前，韩遂余党田乐勾结湟中羌胡叛乱，正是冲着朝廷新制而来。这叛将原是韩遂帐下别部司马，趁董牧接旨之际，裹胁临羌城的羌胡部落，妄图夺回盐池控制权。
董牧的平叛之战打得干脆利落：张绣的西凉铁骑奔袭一日夜，断了叛军粮道；庞德的陇右枪卒以“鱼鳞阵”攻破临羌东门；阎行的湟中骑则按兵不动，只将七个响应叛乱的羌胡部落首领首级悬于帐前——“敢叛者，田乐便是榜样”。
此刻，临羌城头的血迹尚未冻透，成公英已带着羌胡质子跪在城下。这些质子都是各部落首领的嫡子，被董牧编入“归义营”，名义上是随营学习汉法，实则是人质。
“少将军，”成公英递上降书，“烧当、先零等十二部皆愿纳岁贡：战马千匹，牛羊万头，盐引五百石。”
董牧接过降书，忽然想起中平元年黄巾初起时，西凉羌胡趁乱劫掠，朝廷只能派董卓、皇甫嵩轮番征讨，却始终不能根治。
如今他以“护羌校尉”之名，恩威并施，竟让桀骜的羌胡主动纳质，这背后，既是铁骑的威慑，更是朝廷权威衰落的反衬——当中央无力控制边地，能镇住局面的武将，自然成了实际的掌权者。
“告诉各部落，”董牧将降书推给钟繇存档，“盐池互市照常，但需按新制登记户籍，敢藏匿叛党者，连坐三族。”
钟繇在旁补充：“按州牧新制，河西十二城的赋税可自留三成，充作军饷。今年盐池岁入预计可达百万钱，足够扩编五千骑兵了。”
董牧望向西方的祁连山。凉州牧虽尚未到任，但朝廷的意图已很明显：让他这个“护羌校尉”先稳住河西，为州牧到任铺路。只是这乱世将至，所谓“州牧”，不过是给割据者的一张名帖罢了。
金城的捷报传到河北时，巨鹿郡的黑山正飘着雪。张燕的帐内，篝火映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红点——那是他麾下的黑山军各部，大者两三万，小者数千，散布在冀州、并州的山谷间。
“董牧在河西杀了田乐？”张燕捻着胡须，他原是博陵张牛角的部将，牛角死后统其众，因身轻如燕，军中号为“飞燕”。
“不止，”亲卫递上从洛阳辗转买来的诏书抄本，“朝廷封了他护羌校尉，还下了《州牧诏》，刘虞成了幽州牧。”
张燕猛地拍案：“好个朝廷！一边让州牧掌兵，一边逼得百姓没活路——咱们啸聚黑山，难道是乐意当反贼？”
他麾下的黑山军，十有八九是黄巾余党和流民，朝廷的州牧制度看似为了平叛，实则让地方官有了更重的权柄，流民的日子只会更苦。
此时的幽州，公孙瓒正率“白马义从”追击张纯、丘力居的叛军。这位中郎将素以悍勇闻名，与乌桓、鲜卑大小数十战，麾下骑兵皆乘白马，胡人称“白马长史”，见之辄避。
中平五年，他刚在石门大破张纯，朝廷依《州牧诏》加其“降虏校尉”，准其自募兵马，这让他得以扩编至万骑，成了幽州最锋利的刀。
而冀州地界，袁绍还未到任。这位“四世三公”之后，因党锢之祸解除才复出不久，此刻正以“虎贲中郎将”身份在洛阳，冷眼旁观各地局势。他的堂弟袁术则已出镇南阳，借着家族声望募兵数万，虽未直接参与平叛，却死死盯着冀州南部的粮仓，等着时局变化。
河北的乱局，已从单纯的黄巾余党叛乱，变成了“官军-叛军-地方豪强”的三方角力。张燕的黑山军控制山谷，公孙瓒的铁骑震慑边疆，袁氏兄弟则凭借声望伺机而动，朝廷新设的州牧，不过是给这片土地添了个更响亮的名号罢了。
中平五年的兖州，曹操刚辞去济南相一职。这位二十余岁的年轻官员，因在济南“禁断淫祀”得罪豪强，不得不托病归乡，却在听到董牧平叛加官的消息后，重新束起了战袍。“天下将乱，若不起兵，何以安身？”他在陈留散尽家财，募得五千乡勇，名义上是“讨黄巾余党”，实则在积蓄力量。
此时的中原黄巾余党，已不成气候。汝南、颍川一带的残部多散为小股，靠劫掠为生，最大的一股是管亥率领的青州黄巾余党，正试图渡过黄河进入冀州。
但真正搅动中原的，是那些借平叛而起的地方官：比如东郡太守王肱，靠着镇压本地黄巾余党，将郡兵扩至三千；陈留太守张邈，以“讨贼”为名，联合曹操、卫兹等豪族，隐隐成了兖州东部的盟主。
刘备的名字，此刻还湮没在人潮里。中平五年，他刚因镇压高唐县黄巾余党有功，被授“中山安喜尉”，这个秩比三百石的小官，连参与州牧议事的资格都没有。但他在平叛中收拢的二十余名乡勇，其中就有关羽、张飞，这两个日后的万人敌，此刻还只是他帐下的亲卫。
中原的微妙之处在于，这里没有黑山军那样的巨寇，也没有公孙瓒那样的强将，却遍布着曹操、刘备这样的“潜力股”。他们官职不高，却都在平叛中看清了一点：朝廷的俸禄靠不住，唯有手里的刀枪和人心，才是乱世的本钱。
长沙的冬雨打湿了孙坚的战袍。这位刚任长沙太守不久的将领，正盯着零陵城外的叛军营地——区星聚众万余叛乱，已连破三县，而他麾下只有两千郡兵。
“董牧能平河西，我孙坚难道不如他？”中平五年的孙坚，还未显露出日后“江东猛虎”的威名，却已带着江东子弟的悍勇，亲率数十骑冲阵。
三日后，零陵城下的叛军溃散。孙坚单骑斩区星的首级被送往洛阳，朝廷依《州牧诏》封他为“乌程侯”，准其自募五千兵镇守长沙。
这道封赏，让他成了南方第一个靠平叛封爵的边将，也让他看清了朝廷的底线——只要能稳住地方，哪怕是寒门出身，也能得享荣宠。
而此时的荆州，还没有刘表的影子。中平五年，荆州刺史是王叡，一个靠清议闻名的名士，面对南阳一带的黄巾余党，只会上书请朝廷派兵，却不敢亲自出战。直到年末，朝廷才下诏以刘表为荆州刺史，而他真正抵达襄阳，是以后的事了。
更南边的益州，刘焉正带着家眷奔赴成都。这位新任益州牧，是汉室宗亲，却心怀异志，借着“镇抚黄巾余党”的名义，将南阳、三辅一带的流民编入“东州兵”，悄悄培植私人势力。他路过汉中时，特意停留半月，与张鲁母亲往来密切——这为日后“断绝斜谷阁”、割据益州埋下了伏笔。
南方的乱局最隐蔽。孙坚靠战功崛起，刘焉借宗亲身份割据，王叡等老派刺史束手无策，新旧势力的交替，在潮湿的雨雾里悄然进行。
黄门侍郎董琰的案头，堆着各地送来的《平叛疏》。最上面的是刘焉的《益州要务疏》，通篇讲“安抚流民、整顿吏治”，却只字不提何时剿灭黄巾余党；中间是公孙瓒的《破贼表》，罗列着斩杀乌桓、黄巾的数字，末尾却请求“增募骑兵万匹”；最下面是孙坚的《斩区星捷报》，字里行间都是悍勇，却透着对朝廷封赏的急切。
“这些奏疏，都在说平叛，实则都在要权。”董琰对着铜镜整理冠冕，镜中映出南宫的飞檐，檐角的铜铃在寒风里呜咽。中平五年的洛阳，早已没了往日的威严：灵帝病重，何进与宦官的争斗白热化；新设的州牧们阳奉阴违，地方奏疏里的“恭顺”，掩不住割据的野心；就连禁军，也被董旻、蹇硕等将领分掌，成了派系争斗的筹码。
他想起三日前与袁绍的偶遇。这位虎贲中郎将正与许攸、逢纪密谈，见了他只淡淡一句：“董护羌在河西立威，伯瑜兄在朝中可要站稳脚跟啊。”那语气里的试探，像冰锥一样刺人——所有人都在盯着河西，盯着董家父子手里的兵权，也盯着这摇摇欲坠的朝廷。
掌灯时分，董琰给董牧写回信。他没有提洛阳的暗流，只抄录了《州牧诏》的全文，又附上各地的兵力奏报：“刘焉募东州兵三万，公孙瓒扩白马义从至万骑，孙坚得封乌程侯，可募五千兵。河西需更固，盐池、马场不可失。”
写完，他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中平五年的冬天，因《州牧诏》和董牧的胜仗，变得格外不同。黄巾之乱虽未彻底平息，却已从“席卷天下的洪流”变成“地方势力晋身的踏脚石”；朝廷虽仍在颁布诏书，却已沦为各方势力争夺合法性的工具。
远处传来更鼓声，一下，又一下，敲在洛阳的冻土上。董琰忽然明白，那道《州牧诏》不是治病的药，而是催命的符——它让董牧这样的将领得以名正言顺地掌控河西，也让刘焉、公孙瓒之流有了割据的借口。当地方官都成了“掌兵的州牧”，当平叛成了扩权的幌子，这个王朝，已在寒风里露出了骨殖。
他将信交给胡车儿，看着信使消失在夜色里。金城的铁骑还在操练，河北的黑山军仍在啸聚，南方的雨雾里藏着刀光——中平五年的风云，才刚刚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