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三年六月，洛阳袁府的书斋里，暮色漫过案上的《诗经》，将袁隗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摘下束发的玉簪，随手搁在那枚传了四世的“汝南袁氏”铜印旁——这印从不在人前显露，却比三公印信更重，压着关东二十余郡的门生故吏。
“本初，张角的首级，当年是你亲自验的？”袁隗忽然开口，指尖抚过案角一道浅痕，那是光和七年他听闻张角起事时，攥碎玉杯划下的。
袁绍刚从西园军回来，甲胄上还带着霜气，闻言躬身道：“是。那首级在洛阳示众三日，腐得看不清面目，确是张角无疑。”他顿了顿，补充道，“公路在南阳截了张宝的残部，说那些人嘴里只知‘大贤良师’，不知有旁人。”
袁隗轻笑一声，从匣中取出卷泛黄的名册，上面记着“冀州太平道信众分布”，却无半个袁家人的名字。“他们本就该只知‘大贤良师’。”这才是袁家谋算的精妙处——从始至终，他们与张角兄弟从未有过直接往来，却让这场席卷天下的黄巾之乱，成了自家登阶的垫脚石。
“张角初在巨鹿施符水，不过是个游方医士。”袁隗望着窗外的老槐树，想起七年前那个雪夜，巨鹿太守送来的密报：“有妖道张角，聚众数万，自称‘大贤良师’。”
那时灵帝正沉湎于西园裸游馆，十常侍把持朝政，卖官鬻爵到了“三公千万，卿五百万”的地步。袁隗身为太傅，看着袁家“四世三公”的牌匾蒙尘，看着门生故吏在宦官面前折腰，心里那团火早已烧得旺。
“不能硬来。”他当时对袁绍、袁术说，“汉室四百年，招牌还在。得等一个‘天变’，让天下人觉得‘汉祚将尽’，咱们才能以‘匡扶’之名，收揽人心。”
张角就是那个“天变”的契机。袁隗没给张角送过一粒粮、一把刀，只做了三件事：
一是默许。他让巨鹿太守“勿扰民间结社”，让汝南郡丞对太平道“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暗示地方官：“妖道虽邪，却能安抚流民，暂可不用深究。”这些指令都以“维稳”为名，落在公文上挑不出错，却让太平道在冀州、豫州疯长了五年。
二是造势。他让陈琳匿名写了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谶语，通过游学的太学生、行商的族人，悄悄传到冀州。这些谶语比张角自己编的“符水治病”更蛊惑，让太平道从“教”变成了“势”。
三是避嫌。当张角派弟子马元义潜入洛阳，想联合宦官封谞时，袁隗反而让人给司徒杨赐递了消息：“有太平道徒潜入京师，恐为乱。”杨赐是袁家故吏，立刻上奏捕拿马元义——这一手既撇清了袁家与黄巾的关系，又让灵帝觉得“袁家忠谨”，为后来掌兵埋下伏笔。
“张角到死都以为，他的势是自己挣的。”袁隗捻起枚棋子，落在棋盘的“巨鹿”位，“他哪知道，若没有咱们在地方上的‘默许’，他连聚集千人都难。”
黄巾起事的消息传到洛阳时，满朝哗然，唯有袁隗在朝堂上“涕泪横流”：“臣请陛下速发大兵，剿除逆贼，以安社稷！”
他推荐的平叛人选，个个都是袁家的人：卢植，是恩师马融的弟子，与袁家渊源颇深、皇甫嵩，其父皇甫节是他的故吏、朱儁，也曾受袁家资助。甚至连何进的大将军府，都塞满了袁家推荐的掾属——何进是屠户出身，哪懂朝堂深浅，事事都得问袁隗“该如何”。
“但不能让黄巾太快灭了。”袁隗对袁绍道，“灭得太快，陛下就会收兵权，咱们白费力气。”
他的控局之术，藏在一道道看似“公忠体国”
卢植围广宗，奏请“增兵三万，一举破城”，袁隗在尚书台压下奏折，只批“粮草不济，暂缓”——拖了二十日，等张角喘息过来，才让卢植“勉力攻城”。
皇甫嵩在长社想火攻黄巾，袁隗让宦官赵忠传诏：“恐伤及无辜，可待其粮尽自溃。”等黄巾真的粮尽了，才让皇甫嵩“乘势破之”，既让皇甫嵩得功，又让战火多烧了半月。
最妙的是对董卓。这西凉悍将想借平叛立功，袁隗偏不让。董卓在曲阳求粮，袁隗让南阳太守“迟发二十日”；董卓想绕道奇袭，袁隗又让朝廷传诏“固守阵地，不得擅动”。最后董卓兵败，被灵帝贬去并州，反而让关东士族更觉得“西凉人粗鄙，不及袁家将才”。
“咱们要的不是‘平叛’，是‘借叛’。”袁隗敲着棋盘，“借黄巾之乱，让卢植、皇甫嵩掌兵权；借董卓兵败，让天下信‘士族可安天下’；借战火连绵，让各州牧、郡守都来依附咱们——毕竟，只有袁家能调动粮草、能荐举官员、能在朝堂上说上话。”
张角兄弟到死都不知道，他们的生死快慢，全在洛阳那间书斋的算计里。张角病死广宗，是袁隗让人“送”去的药里掺了缓效的巴豆，拖垮了他的病体；张宝被斩曲阳，是皇甫嵩按“袁家节奏”，在“朝廷最需捷报”时动手。
书斋外传来雨声，打在梧桐叶上沙沙响。袁术从南阳送来的信放在案上，说“黄巾余党郭太在白波谷起事，孙坚已出兵征讨”。
“白波谷的事，是公路暗中挑的头吧？”袁隗问。
袁绍点头：“公路说，得让陛下觉得‘黄巾未绝’，才会一直倚重咱们。孙坚在南阳募的兵，名义上是‘剿匪’，实则都听公路调遣。”
袁隗满意地笑了。黄巾主力虽灭，但余烬正好用来“温水煮青蛙”：让郭太、常林等余党在并州、兖州零星起事，朝廷就得一直让卢植、皇甫嵩掌兵；这些将领久在军中，粮草依赖袁家控制的州郡，自然成了袁家羽翼；而董卓在凉州再横，身边有董琰当人质，盐池利被朝廷抽成，想东进？孙坚在南阳的三万私兵正盯着呢。
“下一步，该清君侧了。”袁隗拿起那枚“汝南袁氏”铜印，在烛光下泛着冷光，“十常侍是毒瘤，何进是蠢材，等扫了他们，这朝堂上，就该咱们袁家说了算。”
他从未想过“造反”——那太蠢，会失了士族人心。他要的是“禅让”，是“天命所归”：先以“匡扶汉室”之名掌兵，再以“清君侧”之名除奸，最后让天下人“劝进”，把袁家推上龙椅。
雨声渐大，袁隗望着案上那卷《太平清领书》，忽然觉得张角也算是个“功臣”。这无知的妖道，用数十万信众的血，为袁家铺了条通往帝业的路。只是这条路的尽头，不会有他的名字——史书会写“黄巾乱起，袁太傅隗，鞠躬尽瘁，安邦定国”。
“本初，”袁隗忽然道，“明日去西园军，告诉淳于琼，把营里的甲胄再检修一遍。”
袁绍应声而去，书斋里只剩雨声和烛火。袁隗将《太平清领书》扔进火盆，看着它化为灰烬，像看着那个被利用殆尽的黄巾时代。
新的时代，该由袁家书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