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士归来后的梧桐巷，仿佛被注入了一丝来自阿尔卑斯湖畔的清风，忙碌中带着一种开阔的气息。工作台上，“天工院”相关的研究资料和瑞士之行的记录占据了显眼位置，与那些等待修复的日常旧物相映成趣。
秦遥很快将此次出访的成果整理成正式报告，并着手推进两件事：一是与鄱阳方面就“铁砧坳”遗址的正式考古调查进行实质性磋商；二是筹划在国内举办关于“天工院”的专题展览。
“国内的展览，角度应该和瑞士有所不同。”在一次筹备会上，秦遥对苏见远和林微说，“面对本土观众，我们需要更深挖历史背景、技术细节，以及……对那场悲剧的本土记忆与反思。可以更学术，但也需要更接地气，连接地方情感。”
苏见远提议：“可以考虑结合地方志、族谱中发现的线索，邀请鄱阳当地的文史工作者、甚至可能找到的工匠后人参与，做一些口述史或地方记忆的搜集。展览不仅在北京办，也可以考虑在江西省博物馆或鄱阳当地做巡展。”
“这个想法很好。”林微补充，“数字部分，我们可以将在瑞士展出的多媒体内容进行深化和扩展，增加更多关于明代火器技术背景、江西地方历史，以及‘碎忆’发现过程的细节。还可以设计更深入的互动环节，比如让观众尝试‘虚拟’拼合地图碎片，或者模拟不同配方对荧光效果的影响。”
团队迅速分工。秦遥主抓对外协调和学术框架；苏见远负责与即将启动的鄱阳考古队进行技术对接，并指导展览中实物复原模型和科学演示部分的设计；林微则继续深化数字内容，并开始构思如何将地方记忆以温暖而不煽情的方式融入叙事。
与此同时，鄱阳方面传来了积极进展。在国家和省级文物部门的支持下，“铁砧坳”遗址的初步勘探与试发掘项目正式立项。一支由省考古所、鄱阳县文保部门以及国家图书馆（提供文献与科技分析支持）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即将进驻。
六月初，苏见远和秦遥代表国图团队，飞赴江西，参与考古队的前期工作会议，并将携带一些便携式检测设备，准备对出土物进行现场初步分析。
鄱阳县城的节奏比北京缓慢许多，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水汽和淡淡的植物香气。铁砧坳位于鄱阳湖西岸一片相对偏僻的滩地区域，近年来部分区域已被改造为农田和鱼塘，但核心区因传说和零星发现，基本保持了原貌。
考古队驻地设在附近一个村庄的旧校舍。队长老周是位皮肤黝黑、经验丰富的本地考古专家，对“铁砧坳”早有关注。“八十年代那批砖瓦出土后，我就觉得这里不简单，”他指着摊开的地形图，“后来你们国图的研究一出来，对上了！这回，咱们得好好摸摸这片‘铁匠圩’的老底。”
联合会议在简陋的教室里召开。老周介绍了前期勘探结果：通过探地雷达和电阻率扫描，在划定区域内发现了多处地下异常，包括疑似夯土基础、坑状遗迹以及大面积的金属反应区。结合历史地图和文献推测，初步划定了几个重点发掘区：疑似工坊核心区、可能的居住/管理区、以及靠近水边的码头或物料转运区。
“咱们第一期，先发掘两处，”老周用笔圈出两个点，“这里，金属反应强烈，可能是冶炼或铸造区；这里，夯土遗迹规整，像是有地基的建筑。苏老师，你们带来的设备，正好可以现场分析出土的金属渣、炉壁残块、还有任何可能带字或特殊痕迹的东西。”
苏见远点头：“我们带了便携式xrf、高倍显微镜、多光谱成像仪。重点寻找与‘天工’标识系统相关的物质证据，比如特殊配方的颜料、填料残留，或者带有刻划符号的砖瓦陶瓷。”
第二天，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初夏的阳光已经有些灼人，湖风吹拂着工地上的旗帜。考古队员们按照探方，一铲一铲地小心清理着表土。
苏见远穿着轻便的野外工作服，在几个探方间巡视，随时准备对出土物进行现场检测。秦遥则与地方文史专家一起，走访附近村庄里年长的老人，搜集关于“铁匠圩”的口碑传说。
发掘伊始，进展似乎有些缓慢。除了大量的湖相淤积层，出土的多是普通的明代民窑陶瓷碎片、砖瓦碎块。直到第三天下午，在疑似冶炼区的探方中，一位队员的探铲触碰到了坚硬且大面积的东西。
小心清理掉周围的泥土，一片黑褐色、表面粗糙、布满气孔和流淌痕迹的板状物逐渐显露出来。
“是炉渣！大块的炉渣！”老周蹲下身仔细观察，“看这形态和体量，不是普通家庭炉灶能产生的。下面可能连着炉基。”
随着清理范围扩大，一个直径约两米、残高近一米的圆形炉基遗迹显现出来。炉壁用耐火砖和夯土混合砌成，内壁烧结严重，呈琉璃态。周围散落着大量炉渣块、炭灰，以及一些变形、半熔融的陶质坩埚残片。
苏见远立刻用便携式xrf对炉壁烧结层和几块典型炉渣进行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炉渣中含有较高的铁、铜、铅、锌，以及微量的砷、锑——这与“天工院”可能进行的有色金属（特别是铜、铅）冶炼，以及可能尝试的合金（如铅锑合金）制备的推测相符！
更令人兴奋的发现来自炉基附近的一个灰坑。在清理灰坑底部时，出土了几片粘连在一起的、烧变形的薄铜片，以及一小块带有明显人工切割痕迹的骨料。铜片严重氧化，但依稀能看出是某种容器的残片。骨料则被送往临时实验室进行种属鉴定。
第四天，在疑似建筑区的探方，清理出了一段保存较好的青砖墙基。砖的规格与之前县博物馆收藏的“铁砧坳”出土砖一致，部分砖块侧面再次发现了模糊的方形戳印。经过仔细剔刷和拓印，其中一个戳印比以往发现的都要清晰，可以辨认出三个字：“……天……工……验……”
“‘天工验’！”秦遥拿着拓片，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是‘天工院’的验封砖？还是某个验收环节的标记？”
“这是首次发现直接带有‘天工’字样的实物！”老周也难掩兴奋，“证明这里就是‘天工院’遗址无疑了！‘验’字，可能指验收入库，或者质量检验。”
苏见远对带戳印的砖块进行了xrf扫描，发现其粘土成分与之前样本一致，但在砖体内部检测到了微弱的、与炉渣中相似的金属元素信号，可能是烧制时受到了工坊环境污染。这从侧面印证了砖为本地烧造且与工坊活动同期。
走访老人的秦遥那边也有收获。一位九十多岁、思路依然清晰的老奶奶，讲述了她小时候听祖辈说的传闻：“老早以前，铁砧坳那块，不叫这名，叫‘官厂圩’。说是给皇帝做厉害家伙的地方，黑天白日叮当响，冒黑烟。后来不晓得怎么，轰隆一声大响，像天塌了，之后就没动静了。老人说，是厂里的‘雷公爷’发脾气了，收走了好多匠人性命。后来就荒了，湖水上来了，慢慢就没人提了。”
“雷公爷发脾气……收走匠人性命……”这朴实而惊悚的民间表述，与“巨爆”导致大量伤亡的官方记载和野史笔记，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悲惨共鸣。
随着发掘的深入，更多遗迹和遗物被发现：另一处较小的炉灶遗迹、疑似工棚柱洞、大量生活陶瓷（碗、碟、罐，质量普通但数量可观）、铁制工具残件（凿、锤、钳）、以及一些特殊的石质或陶质模具残片，上面有精细的凹槽，疑似用于铸造小型金属部件。
骨料鉴定结果也出来了：属于猪和羊，也有少量鱼类骨骼。这说明工匠们的食物结构中包含一定量的肉食，与完全赤贫的底层匠户有所不同，可能反映了“天工院”工匠具有一定技术等级和相对较好的待遇——或者，至少是监管者或高级匠师的饮食水平。
发掘进行到第二周时，在建筑区的一个角落探方中，出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非生产”性物品——一枚直径约两厘米、严重锈蚀的铜钱，但经过清理，隐约可见“万历通宝”字样。万历钱出现在这里，为遗址的使用年代下限提供了又一实证，也暗示着工坊在万历初期仍在运作。
所有出土物都被详细记录、拍照、采样。苏见远和队员们夜以继日地进行现场检测和分析，数据不断累积。他们发现，不同区域的出土物在元素组成上存在差异：核心冶炼区金属元素信号强，生活区则以钙、磷（骨骼）、硅铝（陶瓷）为主；疑似工匠居住区出土的个别陶瓷碗底，有极其随意的刻划，像是某种个人标记或计数符号，虽与地图碎片上的“小鸟”刻痕不同，但同样属于个体留下的微弱痕迹。
每天晚上，考古队会在驻地简陋的会议室里开碰头会，汇总当日发现，调整次日计划。灯光下，摊开的图纸、照片、检测数据，与窗外鄱阳湖无边的夜色和隐约的波涛声形成奇特的对照。
“我们现在挖出来的，还只是冰山一角，”老周总结道，“但已经能拼出不少东西：一个有一定规模、分区明确、具备冶炼铸造能力、存在质量管理（验封砖）、工匠生活痕迹明显的明代官营工坊。结合文献和你们之前的研究，是‘天工院’没跑了。”
秦遥点头：“最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它在大地上的确切坐标。那些砖瓦、炉渣、工具、钱币、甚至碗底的刻划，让‘天工院’从一个文献和地图中的符号，变成了可以触摸的、充满生活细节的历史现场。”
苏见远看着桌上那块“天工验”砖拓片，缓缓道：“接下来，我们要找到更多能直接指向那场‘巨爆’和其后果的证据。比如，大面积异常燃烧或爆炸痕迹的遗迹，集中埋藏的特殊破损物，甚至……如果幸运的话，与那次灾难直接相关的遗存。”
他声音不高，但在场所有人都明白其中的含义，气氛一时有些凝重。那不仅仅是一次考古发现，更是对一次集体创伤现场的探查。
湖风穿过破损的窗棂，带着潮湿的水汽和遥远的、仿佛来自历史深处的微凉。
发掘仍在继续。而“天工院”的故事，正随着泥土的翻开，一页页地增添着来自故土深处的、沉默而坚实的新痕。这些新痕，将与实验室的数据、文献的字句、异国博物馆的展柜，共同编织出一幅关于技术、野心、生命与记忆的，更为完整也更为复杂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