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森湖畔，“东亚艺术与科技馆”，“跨越海洋的技艺对话”特展正式对公众开放。
开展首日，并非周末，但前来参观的人流却超出了馆方预期。媒体预展的报道起了作用，但更多是口碑的悄然传播——关于一个来自中国的、不同寻常的文物故事。
苏见远、林微和国图团队的成员们，穿着正式的深色服装，佩戴着工作证，分散在“天工院”专题展区附近。他们并非讲解员，但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技术性或学术性询问。
展区内，观众们安静地移动着。有人在铜铳展柜前长久驻足，俯身细看那阴刻的“天工”二字和精巧的结构；有人被弧形屏幕上的动态叙事吸引，仰头观看焦黑碎片如何被光影赋予新生；年轻人和孩子们则围在互动模型前，小心翼翼地旋转透明药室，或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好奇地观看那短暂开启的幽蓝荧光。
林微留意着观众的反应。她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在“碎忆”静默视频前停留了足足十分钟，屏幕上只有放大后缓缓移动的“小鸟”刻痕和族谱失系的文字，背景是极低的环境音。老先生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微微颔首，缓缓走向出口的沉思角，拿起一张便笺，低头书写。
她也看到一对年轻情侣，在力学模拟热点图前小声争论，似乎在讨论材料强度与设计风险的关系。一位母亲带着大约十岁的儿子，在展区介绍“天工院”工匠可能命运的展板前，低声对孩子解释着什么，孩子仰着脸，表情严肃。
最多的，是一种专注的沉默。没有喧哗，没有急匆匆的拍照打卡，大多数人都沉浸在展览营造的氛围和信息中。这种沉默，在林微看来，比任何赞叹都更有分量。它意味着思考正在发生。
下午，穆勒博士匆匆找到秦遥和苏见远，脸上带着兴奋的神色：“刚接到一位本地收藏家的电话，他在报纸上看到报道，说他祖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亚洲带回一件‘奇怪的铜器’，一直放在阁楼里。描述听起来……可能和我们的铜铳有关！他下午就带着照片过来！”
这个消息让团队精神一振。难道除了馆藏这支，还有另一件“天工”遗物流散在瑞士民间？
三点左右，一位约莫七十岁、衣着得体的老先生在秘书陪同下抵达博物馆。穆勒博士在贵宾室接待了他。老先生名叫瓦格纳，出示了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和一张近年拍的彩色照片。
黑白照片上，一支形制相似的短管铜铳被随意放在铺着绒布的桌上，旁边有比例尺。彩色照片则显示它现在被放在一个朴素的木盒里，表面氧化更严重，但基本形制可见，特别是那个可旋转的药室。最关键的是，在铳身的另一侧，同样位置，阴刻着两个汉字。
“我祖父是钟表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工作过几年，”瓦格纳先生解释道，“他说这是从一个落魄的中国贵族后裔手中换来的，对方说这是祖上传下的‘火器玩具’。祖父觉得机括精巧，像钟表，就带了回来。他一直以为是件高级工艺品，直到今天看到报纸……”
苏见远接过彩色照片，用随身携带的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那两个汉字。笔画因氧化和磨损有些模糊，但依稀可辨：“……试……验？”他看向林微和秦遥。
“试验？”秦遥立刻联想到铜铳上的“试制”。如果说“天工”代表机构或品牌，“试制”和“试验”则指向不同阶段或性质的产品？“瓦格纳先生，能否允许我们对这件实物进行检测？哪怕是基础的拍照和测量？”她礼貌而急切地问。
瓦格纳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当然！如果它真有这么重要的历史价值，我很乐意让它得到应有的研究和展示。它在我家阁楼沉睡太久了。”
经过紧急协调，瓦格纳先生同意第二天将实物带来博物馆，在严密的安保和监督下，由苏见远和馆方专家进行初步鉴定和记录。
当晚，团队驻地的小会议室里气氛热烈。瑞士可能存在的第二件“天工”相关实物，其意义非同小可。它可能印证“天工院”不止一件试制品流出，甚至可能暗示不同的试验批次或型号。
“如果上面刻的是‘试验’，而馆藏的是‘试制’，”林微分析，“是否意味着前者是更早期的原型或测试品，后者是准备进呈的较成熟样品？或者‘试验’指向更具体的测试用途？”
“需要看到实物，看工艺细节、磨损状态、有无使用痕迹，以及最重要的——有没有类似的荧光填料残留。”苏见远道，“如果也有，那这套标识系统的应用范围就更加明确了。”
第二天上午，瓦格纳先生如约带着一个老旧的桃木盒子来到博物馆特设的检测室。打开盒子，一支铜铳静静躺在褪色的丝绸衬垫上。比起馆藏那支，它体型略小，氧化更甚，表面覆盖着一层深褐色的致密包浆，有些地方还有绿色的锈点。但整体保存基本完整，旋转药室依然灵活。
苏见远戴上手套，在众目睽睽下，极其小心地将它取出，放在铺着软垫的工作台上。高倍放大镜和便携式显微镜轮番上阵。
形制与馆藏铜铳高度相似，但细部确有差异：铳管略短，口径稍小，药室旋转的卡扣机构更简单。阴刻的“试验”二字，字体风格与“天工”款识一致，但笔画略浅，位置在另一侧。同样在“试验”二字下方，有一个刻痕更浅的辐射状符号，线条似乎不如馆藏那支规整。
最关键的一步：多光谱成像。当特定波长的紫外灯缓缓扫过“试验”刻痕区域时，同样幽微的、浅蓝色的荧光，在刻痕深处隐隐浮现！虽然因为氧化和污垢覆盖，荧光更弱，但那特征性的蓝光无疑证实了同源填料的存在！
“yes！”不知是谁低声用英文感叹了一句。检测室内，中瑞双方人员脸上都露出了振奋的笑容。瓦格纳先生虽然不太明白具体技术细节，但从众人的表情也明白自己的家传旧物非同小可，显得既惊讶又自豪。
初步的xrf扫描显示其材质成分与馆藏铜铳接近，但锡含量略低，铅含量略高，可能反映了不同批次原料或工艺调整。铳管内壁有明显的使用磨损和火药残留碳化层，显示它被频繁试用过。在药室与铳管连接处，显微镜下发现了极细微的、可能是应力裂纹起始点的痕迹。
“这支‘试验’铳，可能经历了更多次的实弹测试，”苏见远初步判断，“磨损和潜在裂纹符合高频率使用特征。它或许是更早投入测试的原型，用于积累数据和暴露问题。而馆藏的‘试制’铳，可能是在其基础上改进后，制作的更精良、准备用于展示或进一步验证的版本。”
这个推测非常合理。瓦格纳先生同意将这支“试验”铳暂借给博物馆，与馆藏“试制”铳并置展出，并配合进一步的科学研究。作为回报，博物馆将为他出具详细的鉴定报告，并在展品说明中致谢。
于是，开展仅仅两天后，“天工院”专题展区便迎来了重量级的增补——两支跨越数百年、分别经历不同漂泊命运的“兄弟”铜铳，并肩陈列在重新调整的展柜中。旁边的说明牌更新了，简要介绍了新发现及其意义。
展览的吸引力因此更上一层楼。本地媒体再次跟进报道，学术界也投来更多关注目光。苏见远和秦遥受邀参加了苏黎世大学的一个小型东亚科技史研讨会，分享了“天工院”研究的最新进展，并与欧洲同行交流了关于早期火器技术传播与本土化改良的见解。
在研讨会上，一位研究葡萄牙海上扩张史的学者提供了一条有趣的信息：在十六世纪中叶的一些葡萄牙商站记录中，提到中国商人曾带来“可连发的小火铳”样品询价，但因其“机巧易坏”且价格高昂，未能成交。时间与“天工院”活跃期大致吻合，地域也涉及南方沿海。
“这或许就是‘天工院’产品试图进入贸易或技术交流渠道的迹象，”秦遥在会后讨论，“虽然最终可能因为技术不成熟和成本问题未能实现，但说明其技术尝试并非完全封闭，可能有过对外展示或寻求认可的意图。”
林微则在博物馆的教育活动中，为当地一所国际学校的学生做了一场简短的导览。她用简单的语言和生动的比喻，讲述了“天工院”的故事，重点放在“创意”、“试验”、“风险”和“记忆”上。孩子们听得入神，提问天真而直接：“为什么他们知道会爆炸还要做？”“那些工匠害怕吗？”“我们现在做的哪些事情，可能像这个火铳一样，有好想法但也有危险？”
这些问题让林微感触良多。历史的教训，以这种跨越文化、跨越年龄的方式被接收和思考，或许正是他们所有努力最深层的价值所在。
展览预计持续三个月。团队在瑞士停留了两周后，主要工作告一段落，后续的维护和学术接待将由博物馆方面负责。秦遥、苏见远和林微等人，带着丰硕的成果、新的合作意向、以及两支铜铳的完整研究数据，登上了回国的航班。
飞机穿越云层，脚下是阿尔卑斯山脉连绵的雪峰。机舱内很安静。
“这次出来，收获远超预期。”秦遥翻看着手中的资料，轻声道。
“嗯。”苏见远望向舷窗外，“找到了‘兄弟铳’，听到了新的线索，也让故事被更多人听到。”
林微靠在椅背上，闭着眼，脑海中却依然回荡着展厅里的寂静，孩子们提问的声音，还有那两支铜铳在灯光下沉默相对的画面。
它们曾一同在五百年前的湖畔工坊中诞生，承载着同样的野心与风险。然后，一支可能因“巨爆”而颠沛流离，远渡重洋；另一支则悄然沉睡于异国阁楼。数百年的离散后，竟因一个展览、一篇报道、一位老人的记忆，奇迹般地重聚于同一盏灯下。
这不仅仅是文物的重逢，更是历史碎片在时光漩涡中一次偶然却必然的合拢。而他们，有幸成为这合拢的见证者与促成者。
“回去之后，”林微睁开眼，看向苏见远和秦遥，“除了报告和后续研究，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国内，做一个关于‘天工院’的展览？不一定是这么大，但可以更深入、更完整地呈现给国内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
秦遥微笑：“我正有此意。已经和馆里初步沟通了，可以考虑作为明年某个特展的主题。不过，形式和角度需要再斟酌，毕竟面对的观众不同。”
苏见远点头：“可以更侧重技术细节的展示和互动，也可以结合鄱阳可能的遗址考察进展。关键是，要传递出那种复杂的历史质感——不仅是技术的成败，更是人在其中的处境。”
飞机继续向东，朝着家的方向。机翼下，云海浩瀚，仿佛时光本身无声流淌。
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是数据和照片，更是一段被重新擦亮的历史记忆，以及这份记忆在异国他乡激起的、细微却真实的回响。
这回响如同无声的惊雷，在懂得倾听的人心中，荡开一圈圈关于技艺、人性与历史的，悠长涟漪。
而修复者的旅程，仍将继续。在下一个梧桐叶落的季节，在下一盏亮起的孤灯下，在下一段等待被温柔唤醒的寂静过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