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这一片山呼海啸般的赞誉声中，也并非没有杂音。
一些自诩为“独立思考者”的、匿名的网络评论员，开始在各个角落，散播着一些阴阳怪气的论调。
“呵呵，吹得天花乱坠，不就是证明了一个‘稀疏集’吗？密度为零，懂吗？意思就是，他证明的那些偶数，在所有偶数里，占比无限趋近于零。这跟没证明，有什么区别？典型的‘自嗨式’研究，浪费国家经费。”
“楼上说得对。我感觉，这就是一次成功的‘学术包装’和‘舆论炒作’。找一个最能吸引眼球的‘哥德巴赫猜想’作为噱头，然后用一个看起来很唬人的新工具，去解决一个没什么实际意义的子问题。最后，再通过媒体，一通猛吹，一个‘学术新星’，不就诞生了吗？这套路，我见多了。”
“我还是更佩服陈景润先生。境下，做出的‘1+2’？那才是实打实的、硬碰硬的成果！现在的小年轻，条件好了，反而开始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了。不踏实，太浮躁。”
甚至，在一些海外的、相对封闭的学术论坛上，也出现了一些不那么友好的声音。
一位来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rs）的、不愿透露姓名的代数几何学者，在论坛上，用一种略带法式傲慢的语气，评论道：
“我粗略地看了一下那篇论文。那个所谓的‘tt变换’，其思想内核，似乎与我们法国学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德利涅和韦伊提出的某些关于‘l-函数’的猜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并不是在质疑这位年轻人的原创性，我只是想说，很多看似全新的‘发明’，其思想的种子，或许早已，在更深刻的理论土壤中，被播下。年轻人，还是应该多读一些经典，少一些急于求成的‘小聪明’。”
这番话，说得极其“体面”，既没有直接否定徐辰的工作，又在字里行间，暗戳戳地，暗示着徐辰的这个“新工具”，可能只是对法国学派某些深刻思想的“浅层模仿”，原创性，有待商榷。
……
伴随着tt的发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受害者。
这里，是全世界数论学家的圣地之一。
他的面前，摊开着一份厚厚的、已经装订成册的博士论文初稿。
论文的标题是——《关于一类具有特定模性质的偶数在筛法中的误差项估计》。
这是他过去四年，全部心血的结晶。
他的导师，是当今解析数论领域，最顶尖的大牛之一。在他的指导下，克里斯蒂安沿着一条极其艰难、也极具潜力的技术路线，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误差项”问题，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艰苦探索。
他成功地，将经典的“塞尔伯格筛法”，与“p-adic分析”的工具结合起来，为一类比之前所有结果都更广泛的偶数集合，给出了一个更精细的误差项上界估计。
他本该，在下周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意气风发地，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成果。
但现在，这一切，都化为了泡影。
因为，就在昨天，他看到了那篇来自中国的、署名为“xu chen”的论文。
他看到了那个被命名为“tt”的、如同“神迹”般的变换。
那个变换，以一种他完全无法理解的、近乎于“作弊”的方式，将他耗费了四年青春，用尽了所有智慧，才勉强“控制”住的误差项，直接，干脆利落地，变成了……零。
虽然，那个变换的适用条件，比他的方法，要苛刻得多。
但是，在那个变换所能复盖的领域里，他过去四年的所有工作，他那篇引以为傲的、长达两百页的博士论文，瞬间，就变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可以被扔进垃圾桶的废纸。
这就好比，你穷尽一生，打造了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
结果，人家直接掏出了一把激光枪。
你的所有努力，你的所有骄傲，在那绝对的、跨维度的技术代差面前，都显得如此可笑，如此苍白。
“叮——”
计算机屏幕上，弹出了他导师发来的邮件。
邮件的内容，很短，也很冰冷。
“克里斯蒂安，来我办公室一趟。关于你的博士论文，我们需要重新讨论一下它的原创性和价值。”
……
这样的故事，在巴黎，在东京，在莫斯科……在全世界每一个顶尖的数学研究中心里，悄然上演。
这就是学术界的残酷。
谁先抵达真理，谁就是唯一的胜者。
而后来者，无论你付出了多少努力，你的工作，都将变得一文不值。
徐辰，以一种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方式，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那两篇充满了“降维打击”思想的论文，让全世界数论领域，至少几十位顶尖研究者的心血，在一夜之间，化为了泡影。
他无意中，树立了无数个“敌人”。
当然，在学术界，这种“敌人”，并不会真的来找他寻仇。
他们只会，将“xu chen”这个名字，牢牢地，刻在自己的脑海里。
……
如果说，这位博士生的“受害”，还只是学术路在线的“误伤”，是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悲怆。
那么，另一位“受害者”的经历，则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喜剧色彩。
在国内某知名人文社科类内核期刊——《时代观察》的编辑部里，资深编辑老李，正头疼地看着一篇刚刚通过终审、准备付印的稿件。
稿件的标题，非常“宏大叙事”，充满了典型的“反思体”风格——
《“李约瑟难题”：论我国基础科学创新乏力的文化根源》
作者，是国内某知名师范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周文渊。
这位周教授，在人文社科领域，也算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网红学者”。
他最擅长的，就是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来“反思”和“批判”国内的种种现象，其文章，往往视角“独特”，论点“犀利”，深受一部分崇尚“反思精神”的读者追捧。
在这篇文章里，周教授更是将其“反思”的功力，发挥到了极致。
他旁征博引，痛心疾首地，论证了中国基础学科如数学之所以迟迟无法取得世界级顶尖突破，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智力，不在于资源，而在于“文化”和“体制”的“原罪”。
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那种‘为知识而知识’、‘为思辨而思辨’的纯粹理性精神，是西方文明独有的精神内核。而反观我们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的‘经世致用’，还是法家的‘耕战之术’，其本质，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思维范式。在这种文化土壤中，是难以诞生出像欧拉、高斯那样，仅仅因为热爱，就去仰望星空、探索无用之用的伟大灵魂的……”
“……再看我们的科研体制。过分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分追求‘弯道超车’，导致了科研资源的分配，严重向那些能快速出成果、快速转化的‘应用型’项目倾斜。而象‘哥德巴赫猜想’这类纯粹的、看似‘无用’的基础理论研究，则长期处于被边缘化、被忽视的地位。我们的天才少年们，从小的教育，就是为了在奥赛中拿奖，为了升入名校，而不是为了探索真理。这种急功近利的氛围，从根源上，就扼杀了产生世界级大师的可能性……”
文章的最后，他更是用一种近乎于“神谕”的、悲观的论调，做出了总结：
“……因此，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只要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化基因和‘功利主义’的科研体制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在未来的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内，中国，都几乎不可能，独立地，在那些终极数学难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这，或许就是‘李约瑟难题’，在21世纪，给我们出的又一道无解的考题。”
这篇文章，写得文采飞扬，逻辑“自洽”，充满了这位周教授一贯的、居高临下的“精英启蒙”派头。
编辑部在审稿时，虽然也有年轻编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调，有些过于“以偏概全”，甚至“屁股有点歪”。
但最终，主编还是力排众议，决定将其作为下一期的重点文章，刊登在头版。
因为，这篇文章，太有“话题性”了。
它精准地，踩中了当下社会中，那种“崇尚西方”、“反思自身”的思潮。可以预见，这篇文章一旦发表，必然会引起巨大的争议和讨论，从而极大地，提升期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然而，就在付印的前一天。
徐辰的论文，发表了。
编辑老李，在办公室里，用手机刷到那条“北大本科生独立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相关难题”的新闻时，嘴里的茶水，直接喷了满屏幕。
他看着手机上，那个因为领奖时睡着了而火遍全网的、年仅十八岁的大一新生的脸，再看看自己计算机里，那篇还在等待付印的、言之凿凿地论证“中国五十年内不可能取得突破”的雄文。
他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地疼。
【这……这他妈，还怎么发？】
【这要是发出去，我们期刊，不得被全网的数学家，连带着吃瓜群众，一起笑掉大牙？】
【这简直不是在发表论文，这是在主动把脸伸过去，让人家打啊！而且是左右开弓，用一百零八种姿势，反复地抽打啊！】
他立刻，拨通了那位周文渊教授的电话。
“喂，是周教授吗？我是《时代观察》的老李啊。”
“哦，是李编辑啊！怎么样，我那篇文章，下期刊印，没问题吧？”电话那头，传来周教授那中气十足的、带着一丝学者派头的声音。
“咳咳……周教授啊，”老李的语气，充满了尴尬与同情，“有个事……可能得跟您说一下。”
“您……今天看新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