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日的北京，是在一种奇异的寂静中醒来的。
没有预想中的厮杀，没有冲天的大火，甚至连往常寅时准点响起的净街鞭声都消失了。
百姓们推开窗，看见街道上巡逻的已不是八旗兵，而是穿着深蓝色军服、臂戴红袖章的“治安队”。
他们不闯民宅，不敲诈勒索，只是安静地维持秩序。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紫禁城那扇从未对平民敞开的大门，竟然敞开着——不是被攻破的，是主动打开的。
门内，关中军士兵正在清扫广场，将昨夜混乱中散落的物品归置整齐。
清单上列着：太和殿金砖九千九百九十九块，乾清宫玉玺八方，文渊阁藏书十万卷，武英殿历代书画三千轴……
“都在这里了。”福临声音平静，“一件没少。”
专员接过清单，郑重回礼：“陛下放心，这些珍宝属于全体华夏人民。我们会设立专门机构，妥善保管，永续传承。”
“陛下……”福临苦笑，“这个称呼，也该废了。”
他转身，看向身后那巍峨的宫殿群落。
晨光给琉璃瓦镀上金边，飞檐上的脊兽沉默地蹲踞着。
“其实，”他轻声说，“这紫禁城……早就该打开了。”
同一天，长安发来三封急电。
第一封给石昊，是陈玄的笔迹：“北京已定，当务之急有二：一曰安民，二曰立制。建议即刻成立‘文物保管委员会’与‘历史研究委员会’，前者护宝，后者正史。”
第二封给陈新生：“建议在紫禁城设立‘国家科学院筹备处’，整合南北学者，共研学问。”
第三封是公开电文，发往全国：“自即日起，废除帝制，永不复立。所有前朝官员、将士、百姓，皆为共和国公民，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望天下同心，共建新生。”
电文通过新架设的电报网，在三天内传遍全国。
反响如潮。
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商会首先响应，宣布“拥护共和，废除旧税”。
武昌、汉口的工厂主联名上书，愿按新法纳税，但要求“保护私产”。
成都的士绅则集体捐献族田，声称“土地当归国有，我等愿为表率”。
当然也有阻力。
山东某县，前清知县拒交印信，被百姓围堵衙门，最终在众目睽睽下砸碎官印。
山西某地，八旗残余试图武装割据，被当地民团和绿营联手镇压。
石昊的应对只有八个字：“依法行事，区别对待。”
法，就是正在紧急制定的《共和国临时约法》。
核心原则有三：一、生命财产权不可侵犯；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权力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区别对待，则是：对主动归顺者，量才录用；对抗拒者，依法惩处；对观望者，耐心争取。
“我们要建立的不是另一个王朝，”石昊在第一次全国广播讲话中说，“而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没有皇帝，没有奴才，只有公民。每个人都可以挺直腰杆，凭自己的双手和智慧，赢得尊严和幸福。”
广播通过简陋的扩音器，在北京街头循环播放。
一个前清老翰林站在喇叭下，听了整整一天。
傍晚时，他颤巍巍走回家，研墨铺纸，写下人生最后一幅字：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写完，掷笔，长笑三声，溘然而逝。
五月初，第一项具体政策落地：《土地改革暂行条例》。
条例规定：所有土地收归国有，但耕种权永久承包到户。地主保留自住房屋和合理生活用地，多余土地无偿分配给无地农民。地契一律作废，颁发新的《土地承包权证》。
执行第一站，选在北京郊区的宛平县。
那天，石昊亲自到场。他站在临时搭起的高台上，面前是黑压压的百姓——有衣衫褴褛的佃农，有惴惴不安的地主，更多的是好奇观望的普通农民。
“乡亲们，”石昊开口，没用官话，用的是带关中口音的北方话，“从今天起，这脚下的土地——你们祖祖辈辈耕种、却从未真正拥有的土地——归你们了。”
他拿起一份崭新的蓝色封皮证书：“这是承包权证。上面写着你的名字，你的地亩数，你的权利和义务。有了它，只要你好好种地，按时纳税，这块地就永远是你家的。可以传给儿子，传给孙子，世世代代传下去！”
台下死寂片刻，然后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一个老农跪倒在地，额头抵着泥土，嚎啕大哭：“爹啊……娘啊……咱们……咱们有地了……”
石昊走下高台，扶起老人：“老人家，以后不用跪了。站着，堂堂正正站着。”
他转身，看向那几个面色苍白的地主：“你们也听着。地，我们收了。但你们的房子，你们的家产，我们不动。你们的孩子，一样可以上学；你们病了，一样可以看医生。从今天起，你们不是地主，也不是罪人——你们是公民，和我们一样，靠自己的双手吃饭的公民。”
一个中年地主忽然掩面痛哭：“石将军……我……我祖上也是农民啊……是我爹，我爷爷，省吃俭用，一辈子攒钱买地……我们不是坏人……”
“我知道。”石昊拍拍他的肩，“所以我不杀你们，不斗你们。我只想让你们明白——一个人占有太多土地，让千百人没地种、没饭吃，这不对。这世道，该变变了。”
那天，宛平县分发了一万三千亩土地，涉及八百多户农民。
傍晚，石昊离开时，看见一个孩子蹲在田埂上，用小树枝在泥土上写字。
写的是白天刚学的三个字：我、的、地。
“你看，这就是我们打仗的意义。”
“不是为了坐龙椅。”
“是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夕阳西下，将田野染成金色。
那金色里，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