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冬，冀南的风刮得厉害，直往骨头缝里钻。地里的麦苗还没返青，田埂上结着一层薄霜，踩上去咯吱响。
余念新跟着刘汉民赶到县政府时，院里已经挤满了人 —— 都是从各村推荐来的少年，年纪多在十二三岁，有人穿着半旧的军装，有人裹着打补丁的土布大衣，肩上都别着红布条，上面写着 “少年干校预备学员”。
登记的桌子摆在院子中央，区教育干事站在桌后，扯着嗓子喊：“每个村来两人，一个偏文、一个偏武！读过书、会写字的排左边，在区队干过、力气大的排右边，别挤！”
余念新站到左边队伍里。对面右边的孩子多半是从区队退下来的小勤务兵，有的腰里还系着旧子弹带，裤脚沾着泥。有个高个子少年认出他，凑到旁边人耳边小声说：“这小子是从延安来的，听说在保育院念过不少书。”
余念新没回头，只是静静排队，手里攥着刘汉民给的推荐信 —— 信上写着 “该生踏实能干，熟悉文书工作，建议重点培养”。
上午十点，县长从办公室走出来，站到台阶上讲话。他穿着件灰棉袄，袖口磨得发亮，手里拿着个搪瓷缸：“同志们！中央有指示，要培养新一代少年干部。
过去八年，咱们靠枪杆子打跑了鬼子，打下了解放区；以后建设新中国，光有枪杆子不够，还得靠笔杆子、靠脑子。你们年纪小，但肩上扛着责任，得对得起‘干部’这两个字。”
话不长，每一句都听得人心里发沉。
“这干校不是普通学校，是炼干部的炉子。进了这个门，就得能吃苦、能思考、能带着老百姓干事。别想着来享福，要想着来学本事。”
台下静得出奇，连风吹过的声音都听得见。有几个少年偷偷握紧了拳头，也有人眼里闪着光，像是找到了方向。刘汉民站在人群后面，冲余念新悄悄点头。
余念新看着县长的背影，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激动 —— 或许，这所干校，就是他在冀南的新起点。
开学那天，天气难得晴朗，太阳照在身上，总算有了点暖意。
干校校址设在县城北边的一座旧祠堂，原来门楣上 “忠孝祠” 三个字被白灰刷掉，重新写了 “边区少年干部学校”，红漆还没干透。院里搭了个简易伙房，西厢房当教室，东厢房住学员，中间的院子里立了根新砍的木杆，用来挂国旗。
每天早上天不亮，学员们就得起床，先在院子里集合升旗，唱《团结就是力量》，歌声能传到半里外的村子。然后开始上课，课程排得满：早上学政治、算术、公文写作，下午要么是农村调查方法，要么是体能训练，晚上还要自学文件，写学习心得。
教政治和公文写作的是张政委，从延安干部学校调过来的，个子高，声音洪亮，讲起课来像在战场上喊口号：“你们以后要当干部，就得会写公文！发个通知不能瞎写，‘根据上级指示’这句话什么时候用？‘特此通告’是什么意思？这些都得烂在脑子里！”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条，用粉笔重重描了描：“一、发文必须有标题；二、得写清发文机关；三、要有发文时间；四、最后必须盖印章。”
写完回头看着学员们：“谁知道‘印章’为啥这么重要？别光瞪着眼，都说说！”
教室里静了几秒，没人吭声。余念新犹豫了一下，举起手：“印章代表机关的权威，有了印章，文件才算有效。”
“对！” 张政委一拍黑板，粉笔灰都震落了，“这就是干部意识！不是你写的内容多好，是看谁写的、有没有权威 —— 印章就是权威的证明！”
这话逗得学员们都笑了，原本紧张的气氛松了不少。
下午的体能训练最苦。所谓的操场，其实是祠堂外的一片空地，风刮得人脸生疼，地上的石子硌得脚疼。张政委站在前面，喊着口令：“全体都有，绕操场跑三圈！跑起来！”
“立定！向右看齐！向前看！”
“卧倒 —— 起！再卧倒 —— 再起！”
学员们的喊声混着风声，远远传出去。有个年纪小的学员跑不动，落在后面，没人笑话他，前面的人反而放慢脚步等他：“快跟上，别掉队！”
余念新跟着跑，冷风灌进嘴里，胸口发闷，却没停下 —— 他知道，体能训练不只是练力气，更是练毅力，以后到农村工作，走山路、扛物资，都得靠好身体。
晚上回到宿舍，屋里没生火，冷得像冰窖，学员们只能挤在一起取暖。有人从怀里摸出口粮换来的炒花生，分给大家；有人讲自己在区队打鬼子的经历，听得其他人眼睛发亮。
“那年我在阳泉，鬼子来村里放火，整个村子都烧光了，老乡们哭得不行。” 一个叫赵铁牛的学员说。
“后来咋办？你们没反击？” 有人问。
“咋没反击！我们区队夜里摸过去，把鬼子的粮仓烧了个干净，让他们也尝尝没粮吃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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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里顿时响起笑声和惊叹声，冷意好像也淡了些。
余念新没插话，只是听着。他忽然明白，这些少年看着年纪小，却都真刀真枪见过血，比自己更懂战争的残酷。
他虽然从小在延安长大，却一直待在机关和保育院，离前线的炮火太远。现在在干校，他要学的不只是公文写作，还有这种在苦难里拼出来的勇气。
半个月后，干校组织实地调查，让学员们分组去附近村庄，摸底粮食储备、劳力情况和教育需求。
出发前，张政委把大家叫到一起，反复叮嘱：“记住，你们不是去‘问’情况，是去‘看’情况。干部要靠眼睛看、靠耳朵听，不是靠嘴问 —— 老乡说的可能客气，但院里的粮囤满不满、墙上的裂缝大不大，这些不会骗人。”
余念新和赵铁牛、孙友分在一组，去了赵家庄。那是个靠山的小村，抗战时被鬼子烧过两次，村里的房子多半是后来重新盖的土坯房。他们挨家挨户走访，每进一户，先帮老乡扫扫院子、挑桶水，再慢慢问情况。
“大爷，您家几口人啊？今年收了多少粮食？”
“大姐，家里的男人是不是去前线了？有没有啥困难？”
“孩子到年龄了吗？想不想上学？”
村民们起初有点拘谨，见他们年纪小、说话实在，渐渐放开了。一个大娘说：“地是去年分的，庄稼刚见起色，就是今年天旱，收的粮食够吃，但没多少余粮。”
另一个老汉叹了口气：“儿子去区队当民兵了，家里就剩我和老婆子，想修修屋顶，都没人帮忙。”
还有个妇女说：“想让娃上学，可村里没学校，最近的也要走三里地，娃太小，不敢让他单独去。”
余念新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字迹尽量工整。走到村口时，他看见一块褪色的木匾，上面写着 “抗属村” 三个字，漆皮都掉了。
“大爷，这村都是抗属吗？” 余念新问旁边的老汉。
“是啊，当年鬼子烧村，不少男丁为了护村牺牲了，剩下的家属都是抗属。政府每年会发点布票、粮票，可今年的还没送来。”
“为啥没送过来？”
“说是上头忙，要先顾着前线的部队，咱们这边得等等。”
余念新心里一沉，把这事记在本子上。回干校后，他熬夜写了份调查报告，把赵家庄的粮食、劳力、教育情况写清楚，最后特意加了一段，建议县里优先给抗属村补发粮票和布票，“抗属为革命牺牲多，不能让他们寒心”。
一周后，县政府真的下了通知，给赵家庄的抗属户都补发了粮票和布票。有学员从赵家庄路过，说那天村口放了鞭炮，老乡们都拿着粮票，笑得合不拢嘴。
张政委把余念新叫到办公室，手里拿着那份调查报告：“不错啊，你写的这份报告，县长都看了，还夸你观察仔细、建议实在。”
“这不算啥，就是把老乡说的情况写下来了。” 余念新有点不好意思。
“别谦虚。” 张政委放下报告，“干部就是要会看问题、想办法、写出来，还要能推动解决 —— 你这几步都做到了，比不少老干事都强。”
1945 年的冬天，抗战胜利的消息还在各村传颂，墙上的标语 “庆祝抗战胜利，建设新中国” 被风吹得卷了边，可边区的重建才刚刚开始。干校的院子里贴了新标语，是张政委写的：“从枪杆到笔杆，从战士到干部。”
刘汉民抽空来干校看他，两人坐在祠堂门口的石阶上晒太阳。
“听说你们干校搞实地调查，还帮老乡解决了抗属粮票的事，干得不错。” 刘汉民说。
“还行，就是每天训练有点累，晚上宿舍也冷。”
“冷怕啥？延安的冬天比这还冷，你不也过来了？” 刘汉民笑了。
余念新也笑：“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啥也不懂，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也还是孩子，可心思比以前重了，知道为老乡着想了。” 刘汉民拍拍他的肩膀，“好好学，以后能当大干部。”
余念新没接话，只是看着院子里训练的学员。他知道，当不当大干部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帮着老乡解决实际问题 —— 就像这次补粮票，虽然是小事，可老乡们能吃饱饭、不受冻，这比啥都强。
年底，干校举行 “模范学员” 评选，根据上课表现、调查报告、体能训练成绩综合打分。张政委站在台上念名单：“赵铁牛、孙友、余念新！念到名字的出列！”
余念新跟着另外两人走到前面，台下响起掌声。奖品很简单，每人一支铅笔、一个笔记本，张政委把奖品递到他们手里，笑着说：“别小看这铅笔，它比枪还重 —— 枪能打跑敌人，铅笔能写报告、解难题，用不好，误的就是老百姓的事！”
那天夜里，余念新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屋里的灯早就灭了，其他学员都睡着了，只有他还醒着。
他悄悄摸出那支新铅笔，又拿出笔记本，借着窗外的月光，写下两行字：“革命不只是打仗，也不只是开会。是让老百姓能活下去、能认上字、能敢说话，能过上安稳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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