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九月初，冀南的秋天比延安来得早。车队翻过太行山，进入平原时，地里的玉米已经抽了穗，风一吹，黄绿相间的叶子晃起来，像一片起伏的波浪。
土路坑坑洼洼，马车走在上面颠簸得厉害，车厢里的尘土跟着扬起来，混着汗味，呛得人直咳嗽。
十个少年挤在车厢里，一半人靠着背包打盹，另一半盯着路边的村庄看 —— 那些村子大多半毁，有的房顶塌了半边，有的墙上还留着日军的弹洞，黑黢黢的，像一道道伤疤。
下午日头偏西时，马车停在一座旧县城外。赵队长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到了，冀南行署就在前面。”
行署设在县城里一所破旧的学堂里，校门上挂着块新做的木牌，用红漆写着 “冀南行政公署”。
泥墙上贴着《中央关于解放区建政的指示》和《整风学习材料》，边角被风吹得卷了边。院子里人来人往，有抱着文件的干部，有背着步枪的通信员，还有穿着粗布衣的民兵，每个人都脚步匆匆，脸上带着忙出来的倦意。
他们刚下车，就有个穿灰棉衣的中年干部迎上来，手里还攥着个笔记本：“是延安来的少年干部队吧？”
“对，第一批外派学员。” 赵队长答。
“我叫李志成，是行署秘书处的。路上辛苦了，先去安顿住处，晚上七点开碰头会。” 李志成说着，指了指学堂东边的几间屋子，“那几间是临时宿舍，你们先凑活住。”
安排住处时，余念新被分到一间旧教室，窗户糊着发黄的纸，地上铺了层干草，就算是床铺了。张根生放下帆布包，拍了拍干草：“这地方比延安的窑洞差远了，连个像样的炕都没有。”
“先住着吧，咱们是来干活的，不是来享福的。” 余念新把包放在墙角，掏出笔记本，写下 “1945 年 9 月 5 日，抵达冀南行署”。
傍晚，食堂开饭，每人一碗糙米饭，配一小碟咸菜。有个少年小声抱怨 “饭太糙”，李志成正好听见，笑着说：“这已经是干部待遇了，乡下的老百姓现在还在吃糠咽菜，等秋收了才能好点。”
吃过饭，天很快黑了，行署院子里点起油灯，昏黄的光映着墙上的标语，院里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干部们走动的脚步声和偶尔传来的咳嗽声。
碰头会在一间大教室里开，墙上挂着主席画像，下面用墨写着 “为人民服务” 五个字。李志成站在前面，手里拿着个搪瓷缸：“同志们，欢迎延安来的少年干部。
冀南刚解放没多久，县政权刚接收完，到处都缺人、缺物资，工作千头万绪。你们虽然年轻，但都是经过训练的，得尽快上手，帮着分担工作。”
他拿出名单，开始分配任务：“王大同、张根生，去民教科，负责登记各县的学校情况，统计有多少所学校能复课、需要多少教员；余念新，去秘书处文书组，协助处理文书工作。”
余念新站起身：“是，保证完成任务。”
“秘书处的事杂，要抄文件、写会议纪要，还要整理报表，半点不能马虎，得细心。” 李志成特意叮嘱了一句。
“我记住了。”
第二天一早，余念新到秘书处报到。屋里挤满了文件，几张破旧的木桌上摆着笔墨纸砚，有的砚台都裂了缝。负责带他的老干部叫刘汉民，四十来岁，戴副用线缠着的旧眼镜，手里的笔没停过，写字又快又工整。
“你就是延安来的小同志？” 刘汉民抬头看了他一眼。
“是，我叫余念新，来文书组报到。”
“坐吧，我们这儿最缺会写字的。” 刘汉民递过来一份手写稿，“这是行署发的《关于推动中小学复课的通知》，你先抄十份，字要清楚，别漏字、别错字，抄完了给我看。”
余念新坐在桌边，拿起笔开始抄。
纸上的墨水不太够，写出来的字有些淡，但他还是尽量写得工整。几个小时后，他抄完第一份，递给刘汉民。刘汉民翻了翻，点点头：“不错，字比机关里不少年轻干部都整齐，延安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午后，文件抄完了，刘汉民带着他去盖章。盖章的屋子在隔壁，屋里堆着更多文件，一个留着短胡子的干部正埋头盖章，手指上沾满了红印泥。
“老刘，这是新来的同志？” 短胡子干部抬头笑了笑，“是从延安来的吧？别嫌我们这儿乱，这几天忙着建政，连收拾的功夫都没有。
“没事，我们那边也常这样。” 余念新说。
“你们延安现在是不是好多了？” 短胡子干部一边盖章，一边聊，“听说延安有大礼堂，还有专门的学校，我们这儿要是能有那样的条件就好了。”
“会好的，等局势稳了，慢慢就能建起来。” 刘汉民接话。
短胡子干部叹了口气：“难啊，县里刚解放，原来的地主、保长跑了不少，有的还在村外转悠，晚上总有人偷庄稼，得靠区队的民兵盯着；学校更难，好多校舍被鬼子烧了，连课桌都凑不齐，教员也缺，有的村子只能让识字的村民代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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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念新没说话，默默听着。他想起在晋察冀看到的山中学校，想起那些用石板当课桌的孩子，忽然觉得，冀南的艰难和那里很像 —— 都是在废墟上重建，都是在炮火的余温里，想让日子慢慢好起来。
第三天，秘书处开全体会，李志成宣读了新的工作任务：两周内完成冀南各县中小学的复课登记，每所学校要统计师生人数、教员来源、教具情况，还要写明复课遇到的困难，最后汇总成报告，上交边区政府。
“时间紧、任务重，大家辛苦点，争取按时完成。” 李志成说。
散会后，刘汉民给余念新分配任务：“你负责汇总东平县的学校数据，先去民教科拿底稿，然后整理成表格，把能复课的、需要修缮的、缺教员的分开列，清楚点。”
“明白。” 余念新抱着空文件夹，往民教科走。
民教科设在学堂的东厢房，屋里几个人围着桌子填表，笔尖划过纸的声音格外响。一个穿蓝布衣的年轻干部看见他：“是秘书处来拿底稿的吧？东平县的在那堆纸里，你自己找，上面标了‘东平’两个字。”
余念新翻了好一会儿，才找到那份底稿，纸都发黄了，上面的字迹有的被墨水晕开，得仔细辨认才能看清。底稿上记录着东平县几十所学校的情况，大部分学校后面都写着 “校舍损毁”“学生流散”“教员仅 3 人”，只有两所中心小学标注着 “可部分复课”。
他抱着底稿回到秘书处，趴在桌上整理表格，把每所学校的情况一一对应，遇到看不清的字，就去问刘汉民。一直忙到傍晚，表格才整理完，他拿给刘汉民看，刘汉民翻了翻，点头：“做得不错，条理清楚，字迹也工整，以后东平县的这块工作就交给你了。”
几天后，行署召开第一次教育干部会议，各县的教育干事都来了，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连门口都站了人。李志成主持会议，先宣读了中央关于 “解放区教育建设” 的电文，然后讲了冀南教育工作的安排，最后让各县的干事发言，说说当地的情况。
一个来自临县的干部站起来，声音有点哑：“我们县原来有十几所小学，全被鬼子烧了，现在想复课，连个能遮风挡雨的屋子都没有，课桌更是别提了；还有教员，原来的教员跑了一半，剩下的也不敢来，怕被反动派报复。”
另一个干事接话：“我们县更难，老百姓怕鬼子回来，不让孩子上学，说‘等安稳了再学’，我们得挨家挨户做工作，告诉他们鬼子投降了，八路军会保护大家。”
李志成听完，敲了敲桌子：“大家的困难我都清楚，行署会尽量调配物资，帮着修缮校舍；至于群众工作，咱们得耐心点，多跟老百姓讲政策，让他们知道上学是为了孩子好，为了以后的日子好。”
会议开了一下午，直到傍晚才结束，教室里的油灯一盏盏亮起来，映着每个人疲惫却坚定的脸。最后，李志成说：“教育是建设的根，咱们得把根扎稳了。不仅要教孩子识字，还要教他们懂道理、爱国家。你们这些干部，不管年纪大小，都得起带头作用。”
他的目光扫过台下，停在余念新他们几个少年干部身上：“你们年纪小，但肩上的担子不轻。革命不是一阵子的事，是一辈子的事，现在多干一点，以后的新中国就能好一点。”
散会后，刘汉民留下余念新：“明天跟我去东平县下乡，实地看看学校的情况，光看底稿不行，得亲眼瞧瞧，才能把报告写实在。”
“好。”
第二天一早，两人背着干粮出发，沿着土路往东平走。路上遇到不少农民，都在地里收玉米，看见他们，远远地打招呼。
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东平县的马庄村。村口挂着 “马庄小学” 的木牌，学校是三间土坯房，屋顶的草有一半都秃了，窗户上没有玻璃，只用破布挡着。
教员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叫周明，戴着顶破草帽，正在院子里修课桌 —— 所谓的课桌，就是几块木板搭在石头上。“刘干事来了！” 周明迎上来，手里还拿着锤子。
“学校现在怎么样？能复课吗？” 刘汉民问。
“能复课的，已经有三十多个孩子来报名了，还有十几个在外地没回来，我正挨家挨户去叫。就是教具太少，课本只有几本，还是原来剩下的，只能让孩子们抄。”
周明说着，指了指屋里，“你看，黑板是用锅底灰刷的，写上去的字不太清楚，但孩子们学得认真。”
余念新跟着走进屋，看见三十多个孩子坐在 “课桌” 前，手里拿着用废纸订的本子，跟着周明念 “人、口、手”。孩子们的衣服都打了补丁，有的鞋子露着脚趾，但眼神里满是认真。
“这些孩子都盼着上学，就是家里穷，有的连本子都买不起。” 周明小声说。
余念新拿出笔记本，记下 “马庄小学，32 名学生，1 名教员，缺课本、缺教具，校舍需修缮”。
离开马庄时，天快黑了，两人往回走。刘汉民说：“你看，咱们干的就是这样的事，看着琐碎，却是在给老百姓搭盼头。现在难，等校舍修好了，课本配齐了，孩子们能安安稳稳上学了，就值了。”
“嗯。” 余念新点头，想起凌莎说的 “记好每天干的事”，他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今天看到了冀南的孩子，他们和延安的孩子一样，都盼着能好好读书。
回到行署时，夜色已经浓了，院子里的油灯还亮着，李志成还在办公室批文件。“你们回来了？” 李志成抬头，“马庄的情况怎么样？”
“能复课，但缺物资、缺教员，得帮着协调。” 刘汉民答。
李志成点点头：“我知道了，会尽快跟边区反映。念新，今天下乡有收获吧？”
“有，看到了真实的学校情况，以后写报告能更实在。”
“好，就是要这样，多接地气，少说空话。冀南的建设，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一点点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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