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十二月,延安的早晨透着刺骨的冷,天光薄得像层纸,山上的黄土泛着白。余念新从窑洞出来,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散开,延河对岸传来军工厂的早操歌声,整齐的节奏顺着风飘过来,带着股劲。
他的新单位在桥南的解放日报延安分社,门口挂着块木牌,刻着 “以笔为枪” 四个黑字。负责接待的郭干事是山西人,握手时力道很足:“你就是子长来的余念新?《第一盏灯》那篇我看过,写得扎实!咱这儿正缺懂基层的记者。”
郭干事领着他进窑洞,里面分三间:前间是编辑部,几张木桌拼在一起,散着铅字模和稿纸;中间是排字间,两个师傅正忙着排版;后间是印刷室,旧印刷机 “咯吱” 地转着。有记者抬头看见他,笑着喊:“又来个笔杆子!子长来的,听说那边的稿子都带劲!”
“你先在靠墙那张桌坐,熟悉下最近的稿件。” 郭干事指了指位置,“中午开例会,温主编会分任务。”
余念新坐下,翻开桌上的通讯稿 —— 是篇写八路军后方医院的稿子,文字工整却没灵气,像份汇报材料。他没吭声,拿起笔改了两行,把 “医护人员认真负责” 改成 “护士小李给伤员换药时,轻声说‘忍忍,换完就不疼了’”,读着顿时顺了不少。
中午的例会,温主编坐在主位,四十多岁,戴副圆框眼镜,声音平稳:“报纸是宣传战线,得配合前方作战。最近整风到了总结阶段,我们要写一批反映群众思想变化的稿子,各组分头采访。” 他翻了翻名单,“余念新,你去延河组,明天跟我去枣园,记录干部会议。”
散会后,罗群跑过来拍他的肩:“你运气好!延河组是温主编亲带的,常能接触到中央的会!”
“是主编分的任务。” 余念新答。
“那你可得好好记,说不定能听主席讲话!”
第二天一早,他们坐卡车往枣园去。车过延河桥时,风刮得人睁不开眼,路上遇到几支背粮的民工队,扁担上的粗布袋晃悠着,民工们边走边唱《东方红》,调子响亮。
“到了会场,记清楚每个人的话,特别是群众代表说的。” 温主编坐在前排,回头叮嘱。
枣园的会议设在一间窑洞院里,主席亲自主持,出席的有中央各部负责人,还有各地来的代表。没什么仪式,大家随意坐在木凳上。主席穿件旧棉袍,语气平和:“延安的冬天不好熬,但咱们都熬过来了。靠的不是别的,是信念,是群众的支持,是大生产。得让边区能自己养活自己,才能打得久、打得稳。
余念新握笔的手没停,只记要点。讲到一半,主席忽然转向宣传口的代表:“宣传不是写在纸上就完了,得写进人心里。报纸要多写人,少写口号。口号要让人信,得有根 —— 根就在老百姓的日子里。”
屋里的笔尖都顿了下,温主编凑过来小声说:“把这句话记牢,以后写稿用得上。”
散会时,主席从窑洞出来,看见门口的记者,随口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解放日报的。” 温主编答。
“好,好。” 主席笑了,“笔杆子也能打仗,好好干!”
这句话后来被放在了《解放日报》的报头侧边,成了宣传口的座右铭。
回到分社,余念新很快整理好会议记录稿。温主编看完,把他叫到桌前:“你写得不错,有层次,没虚话。”
“我只记了听到的、看到的。”
“就该这样。” 温主编顿了顿,“但下次可以多留意细节 —— 比如主席说‘根在老百姓日子里’时,台下群众的反应,加进去,稿子会更活。”
接下来的日子,余念新跟着延河组跑了不少地方:军工厂、纺线队、战地学校。白天采访,晚上写稿,窑洞?的油灯常常亮到后半夜。排字工老丁排版时,总爱哼信天游:“山上的槐树扎深根,咱边区的日子有奔头 ——”
“老丁,你这歌比咱的稿子有味道!” 罗群笑着说。
“稿子要干净,人得有滋味嘛!” 老丁答。
天冷的时候,大家就围在油灯旁喝玉米糊糊。“念新,你写的稿子,真有人看吗?” 罗群问。
“肯定有。” 余念新喝了口糊糊,“之前在子长,有老乡拿着报纸找我,说上面写的王三柱,他认识。”
“那咱这笔没白动!”
转过年到了 1946 年一月,延安的山上开始冒绿芽。一天,余念新接到通知,去杨家岭参加《解放日报》总社的编辑联席会。会场里人很多,桌上摆着薄茶,气氛比平时严肃。
“上头要成立中央通讯部,统一管理各地分社。” 主持人拿着名单,“要选一批能独立采访、懂宣传方向的同志,余念新,子长分社调延安后报道成绩突出,考虑调中央通讯部试用。”
话音刚落,有人小声议论:“他年纪这么小,能行吗?”
“能写比年纪重要。” 温主编在旁边接了句,主持人点头附和:“没错,能力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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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后,温主编拍了拍他的肩:“这是上级信任,但也别掉以轻心。中央通讯部规矩多,写稿得更稳,每一个字都要经得起推敲。”
“我明白。” 余念新答。
调令下来的那天,余念新去宣传部找凌莎告别。她的办公桌上堆着刚审完的稿子,抬头看见他,笑着说:“要去中央通讯部了?恭喜你,现在是真正的中央级记者了。”
“只是试用。”
“试用也是机会。” 凌莎停下笔,“记者的本分是记录时代,不管到了哪,都别忘了多写老百姓的真事。” 她递过来一个布包,“里面是几支铅笔和个笔记本,记点采访细节,以后用得上。”
“谢谢。” 余念新接过布包,心里暖暖的。
到中央通讯部报到的第一天,部长在会上说:“延安是全民族抗战的指挥中心,舆论必须统一、稳定。报道要实,但不能乱,每一篇稿子都要符合党的政策方向。记住,你们写的不是个人的文字,是党的声音。”
余念新坐在后排,没说话,心里却清楚 —— 新的身份意味着更重的责任。晚上走出通讯部的窑洞,延河对岸的广播站正播报前线战况:“晋西北我军击退敌军进攻,缴获一批武器”
风裹着播报声吹过来,余念新想起枣园里主席说的 “笔杆子也能打仗”,轻声对自己说:“那我就用这支笔,好好‘打仗’。”
远处的窑洞灯火连成一片,像无数支点亮的笔,在延安的夜里,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余念新握紧手里的布包,知道自己的故事,也将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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