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五月末的清晨，天还没亮透，余念新就跟着另外四个少年，坐在骡车上往延安城东去。车走在黄土路上，雾气裹着尘土，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没人说话，连赶车的老汉都只是偶尔甩下鞭子，车厢里静得能听见车轮压过石子的声音。
少年宫在山坳里，原是座旧学堂，院墙是黄土夯的，门口挂着 “边区少年教育试验区” 的木牌。
刚到门口，就见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站在那儿，穿着灰布上衣，袖口熨得平整 —— 是孙维世院长，余念新在保育院时见过她，听说她以前是剧团的，后来调到社会部管少年教育，说话做事都透着股干脆劲儿。
“从今天起，你们是少年宫的学员，不是普通学生。” 孙维世扫过五个少年，声音不高却有分量，“这里就一条规矩：组织的事，永远排在头一位。”
没人应声。孙维世的目光停在余念新身上，顿了两秒：“小余，以前在保育院见过，是吧？”
“是。” 余念新答。
“听说你在少年队表现不错，脑子活。” 孙维世没笑，“但在这里，光活没用，得学会藏。既要会管人，也得耐住被人管。”
说完，她转身往院里走，少年们跟在后面。宿舍是间旧木房，八张木床靠墙摆着，床上只有一床薄被和一个粗布枕头。
放下行李，就有教员来分任务：两人去后勤组帮着做饭，两人去菜园浇水，余念新被分到文书组，协助抄写会议记录。
第二天一早，第一节是《思想与纪律》课，讲课的是张讲师，二十来岁，戴副圆框眼镜，手里拿着本翻得卷边的讲义。他在黑板上写了 “信任” 两个字，粉笔划过木板，发出吱呀的响。
“组织对人的信任，不是天生的，是一点点攒的。” 张讲师看着底下的少年，“先得学会管自己，没人盯着也按规矩来，才能谈被信任。”
讲到一半，他停下，问：“谁说说，自我约束到底是为了啥？”
教室里静了几秒，余念新举起手：“为了自己不乱，也为了不给组织添乱。”
张讲师点点头：“说得对，但不全对。”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班，“纪律能防乱，可有时候，也会把矛盾盖过去。你们以后慢慢会懂。”
这话让教室里更静了。余念新没再说话，他知道张讲师说的是实话 —— 在组织里，表面的规矩下，藏着更复杂的东西，不是光说 “服从” 就能应付的。
午饭后，余念新去文书组报到。办公室是间小窑洞，桌上堆着一摞文件，教员把一叠稿纸递给他：“这些是会议记录，抄的时候注意，字要工整，别漏字，更别改字。”
余念新接过稿纸，低头一看，心里愣了下 —— 上面记的不是普通会议内容，有边区干部调动的名单，还有社会部的调查报告，文字短得很，没半句多余的话，连标点都透着股严肃劲儿。
抄到第三份，余念新看到一份《关于整风中青少年思想问题的汇报》，里面写：“部分少年有依附心理，只听命令，不懂原则，对组织的理解太浅。
他心里琢磨着，这哪是普通汇报，分明是在提醒 —— 组织要的不是只会听话的人，是能懂规矩、守原则的人。
往后几天，余念新天天在文书组抄文件。有时抄到关于互助组的材料，他会多留意几眼，看看其他村是怎么搞的，有没有能用到杨家塬的办法。
有次抄到一份洛川某村的报告，说互助组因为没选好牵头人，最后散了，他赶紧在心里记着 —— 以后帮村里搞互助组，牵头人的人选比啥都重要。
没过多久，孙维世找余念新去办公室。办公室在二楼，一盏油灯放在桌上，文件堆得老高。孙维世坐在桌后，翻着余念新抄的文件，没抬头：“张讲师说你脑子活，抄文件都能看出门道。”
“只是看得仔细些。” 余念新答。
“仔细是好事，但别太露。” 孙维世终于抬头，“少年宫是个训练场，不少人盯着你，不是因为你优秀，是要看你会不会踩线，会不会出错。”
她顿了顿，又问：“你自己想不想留在这儿？别跟我说组织调派，说你自己的想法。”
余念新沉默了几秒：“想留。我想知道，一个普通的人，怎么才能成能做事的干部。”
孙维世点点头：“这话实在。去吧，别太急着找答案，有时候，慢就是快。”
从那以后，余念新多了项任务 —— 整理学员的思想汇报。每天晚上，他坐在油灯下，翻着一叠叠稿纸：有人写自己 “思想不纯洁，要多学文件”，有人忏悔 “迟到三次，对不起组织”，还有人检讨 “有个人主义，没顾着集体”。
他不评也不改，只按要求汇总，第二天交给教员。看的多了，他慢慢摸清了这里的门道：思想汇报不是写真心话，是写组织想看到的话。得有态度，还不能太假，得让看的人觉得你 “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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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晚上，他翻到一份韩志远的汇报。韩志远是之前在合作社一起劳动的少年，字写得干净，内容很稳：“劳动让我懂了团结的重要，组织的信任比自己的面子金贵。”
余念新能看出来，这话是按标准写的，但韩志远的性子不是会迎合的人 —— 看来，在这里待久了，谁都得学着适应。
五月底，文书组来了批新文件，里面提到中央要在秋季选一批少年去 “边区青训班”，那是比少年宫更高的层级，去了就能进真正的干部培养体系。
消息传出去，宿舍里的气氛就变了 —— 有人开始天天找讲师谈思想，有人私下打听名额怎么定，连平时最不爱说话的少年，都变得活络起来。
一天晚饭后，周子文突然来找余念新。周子文是从少年队调过来的，之前在一个班，这会儿却没了往日的热络，声音压得低：“你知道青训班的名额谁定不？听说是孙院长亲自定。你跟她熟，她没跟你提过？”
“没提过。” 余念新答。
“有人说你写的思想汇报太冷，没感情，孙院长不一定看得上。” 周子文盯着他，“你得改改，多写点检讨，多表表态，态度比啥都重要。”
余念新没接话。周子文走后，他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月光。他知道周子文说的是实话，在这儿，态度有时候比能力管用。可他不想写那些虚话 —— 要是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敢留，就算进了青训班，以后也做不了实事。
几天后，青训班的名单公布了，余念新的名字在上面。孙维世又找他去办公室，递给他一张调令：“去了青训班，别带太多东西，轻装上阵。”
余念新接过调令，纸很薄，却沉甸甸的。
“还有句话要跟你说。” 孙维世看着他，“从保育院到少年队，再到这儿，你走得顺。但顺不是好事，顺的时候，人容易飘，容易忘了自己能吃几碗饭。”
“我记着。” 余念新答。
“别光记着，要照着做。” 孙维世笑了笑，“组织不会平白无故忘人，但要是自己走偏了，也没人会一直等着。”
走出办公室，院子里的油灯已经亮了，少年们在操场上练队列，口号声顺着风飘过来。余念新捏着调令，心里很清楚 —— 进了青训班，离 “能做事” 的目标近了一步，可也离更复杂的人和事近了一步。
第二天一早，余念新背着简单的布袋，跟孙维世告别。“到了那边，好好学，别着急表现。” 孙维世挥挥手，“记住，能在组织里站得稳的，从来不是最聪明的，是最能沉住气的。”
余念新点点头，转身往青训班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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