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初春，延安的寒意还没散透，余念新跟着调查队往洛川方向走。
队伍里大多是抗大或陕北公学的年轻干部，还有两个边区政府派来的驴夫 —— 这时候延安周边的路，早不是几年前的烂泥坑，1942 年大生产运动后，各村都组织修了简易土路，只是开春残雪一化，还是免不了深一脚浅一脚。
这次任务是摸各村的农户生产情况，为秋季进一步落实减租减息政策攒数据。
带队的罗指导员四十多岁，抗战初期在绥德当过区参谋，一路走一路跟大家说：“现在跟 1940 年不一样了，边区政府早下了令，地主租子不能超过三成五，高利贷也禁了，可到底落实得怎么样，还得看农户的实话。”
余念新跟在后面，心里没闲着 —— 他穿越前查过资料，1944 年的延安周边，经过大生产运动，军队和机关基本能自给，但农村还是难：青壮年多半去了前线或边区运输队，家里只剩老人妇女，就算有了减租政策，劳力不够还是种不出粮。
更关键的是，有些村的地主会搞 “明减暗不减”，比如把租子算在种子里，村民敢怒不敢言，怎么让人家说真话，是个难题。
走了大半天，终于到了第一个村，叫杨家塬。这村离洛川城不远，算是边区的 “边缘村”，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老汉正编着竹筐 —— 这是大生产运动留下的习惯，农闲时总要做点手工，能换点边区票。见他们过来，老汉们都停了手，眼神里带着打量，没说话。
罗指导员走过去，掏出边区政府的木质通行证，亮给老汉们看：“我们是延安来的调查队，奉了边区政府的令，来问问大家种地的情况，不催公粮，不派差役，就是想听句实话。”
这话一说，老汉们才松了点劲。有个穿灰布短褂、袖口磨出毛边的站出来，是村支书老杨。
老杨是 1938 年入的党，跟着边区政府搞过减租，村里老人都信他。他领着调查队往村里走，沿途能看见不少 “组织起来，发展生产” 的标语，是去年冬天刷的，还没完全褪色。
余念新注意到，每家院角都堆着一小堆粮食，用破麻袋盖着，旁边还放着纺车 —— 这是边区农村的标配，妇女们白天种地，晚上纺线，纺出的线能交到合作社换盐换布。
老杨家的院里，还摆着两架借来的犁，是边区农具厂去年新造的，看来大生产运动的成果确实到了村。
调查先从老杨家开始。进屋坐下，土炕上铺着粗布褥子，墙上挂着边区政府发的 “劳动模范” 奖状 —— 老杨 1943 年带头搞了个临时互助组，帮着村里缺劳力的户种了地，评上了模范。
老杨刚要喊老伴烧开水，罗指导员赶紧拦着：“别麻烦，我们问几句就走。你家有几口人？种多少地？去年的租子交了多少？”
老杨蹲在炕沿上，手里搓着自家种的旱烟，慢悠悠地说：“四口人，我跟老伴，俩娃，大的在边区运输队，跟着往前方送弹药，小的才十二，能帮着喂喂牛。
地有三亩，都是坡地，去年收了六石粮 —— 公粮交了一石八，这是边区规定的，按收成三成交；租子交了一石二，地主一开始要两石，后来我找乡上反映，按三成五的规矩算了。剩下的够吃大半年，开春还得借点种子。”
余念新在本子上记着，没急着追问，反而问：“开春种地，缺劳力不？去年的互助组还搞不搞？”
老杨叹了口气：“咋不缺？我这身子骨，刨地都费劲，去年的互助组是临时的，收了粮就散了。村里像我这样的，还有七八户，都是家里没壮劳力的。想再搞互助组，可没人牵头，大家也怕万一种砸了，互相埋怨。”
余念新心里有了数，又跟着去了隔壁的王婶家。王婶家更难，男人 1941 年在晋西北打仗牺牲了，政府给了烈属待遇，免了公粮，可家里就靠她跟婆婆带两个孩子，地只种了一亩。
“去年租了地主半亩好地，交了四斗租子，还算合规。可开春想再种点，种子都买不起，更别说雇人了。” 王婶说着，从柜子里拿出边区政府发的 “烈属证”，纸都磨破了，却叠得整整齐齐。
余念新没多安慰，只把情况记清楚，又问了村里地主的情况 —— 杨家塬就一个地主，姓刘，以前占了村里一半的好地，1942 年减租后，退了些地给农户，现在还剩十多亩。
老杨说：“刘地主现在不敢明着多要租子，可会耍心眼，比如借种子给农户，要按‘借一还二’算，这其实就是高利贷，只是没明说。”
一下午走了十多户，情况大差不差：劳力少、地不好、粮不够，还有几户被地主的 “暗债” 套着。余念新发现，村民一开始都拘谨，怕说多了惹麻烦，后来见他们只记录不指责，还帮着算 “减租后该少交多少粮”，慢慢就放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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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老汉甚至拉着他说：“要是政府能帮着立个规矩，把互助组固定下来，再管管地主的暗债，我们就敢多种地了。”
傍晚，调查队歇在老杨家。晚饭是红薯粥就着腌萝卜，这是边区农村的常饭，干部们也没特殊待遇。
吃过饭，罗指导员召集大家整理数据。有个年轻干部说：“多数农户都缺劳力，光靠自家肯定不行，得把互助组搞起来，还得盯着地主的暗债，不能让他们钻空子。”
余念新接着说：“可以先搞固定互助组，按户组队，每户出多少劳力、种多少地，都提前说好，记在本子上，免得以后有纠纷。
而且得让村里信得过的人牵头，比如老杨，他是党员，又搞过临时互助组，村民都服他。另外，地主的暗债得上报乡上，按边区的规矩，借种子不能要利息，得让他们把多要的粮退回来。”
罗指导员没立刻说话，翻了翻手里的记录，过了会儿才说：“你这想法可行，跟边区政府的思路对得上。去年年底，边区就号召‘组织互助组，巩固减租成果’，只是下面落实得慢。回延安我跟边区民政厅提提，说不定能在杨家塬搞个试点。”
夜里，余念新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看到的情况，跟他穿越前了解的历史完全对上了 ——1944 年的延安周边，减租减息政策虽已推行，但基层落实有偏差。
大生产运动虽提振了士气，但农村劳力短缺的问题没解决。互助组是个好办法，可缺组织、缺信任，要是能把这两层窗户纸捅破，不仅能多打粮，还能让村民更信边区政府，为以后的土改铺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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