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鹏城，空气湿热，蝉鸣聒噪。特区政府招待所的会议室里，却门窗紧闭，空调送出嘶嘶的冷风，吹不散弥漫在空气中的凝重与严肃气氛。
祁同伟站在会议桌前，身姿挺拔，尽管右臂仍吊着绷带，脸色也因连日奋笔疾书而略显苍白，但他的眼神却异常明亮，如同淬火的钢。他将一份厚达数十页、装订整齐的报告，双手递给了端坐主位的导师李为民。
“老师，课题组各位老师，这是我的调查报告——《关于授予鹏城部分立法权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的报告》。请审阅。”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力量。
这份报告，是他用一个多月时间，拖着未愈的身体，穿梭于特区的工厂、工地、法院、政府办公室，用脚步丈量、用耳朵倾听、用左手艰难记录，最终呕心沥血完成的。纸张上不仅浸染了墨香，更承载着特区火热实践中暴露出的尖锐问题和一名年轻学子的赤诚思考。
李为民接过报告，入手沉甸甸。他看了一眼封面上遒劲有力的标题，又深深看了一眼自己这个伤痕未愈却已锋芒毕露的学生，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光芒——有赞赏，有骄傲，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担忧。他微微颔首，没有多言，将报告放在桌上，推向围坐在长条会议桌旁的课题组成员。
“同伟辛苦了。大家先传阅一下报告的核心摘要部分，然后我们集中审议。”李为民的声音沉稳，定下了会议的基调。
报告开始在几位来自燕大、人大、法大的教授、副教授以及特区政策研究室的专家手中传递。纸张翻动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起初，几位专家还带着审阅学生作业般的平常心，但随着目光在字里行间移动，他们的脸色逐渐发生了变化。
惊讶、凝重、沉思、甚至是不以为然……各种情绪在不同人的脸上交替浮现。
祁同伟的报告没有冗长的理论铺垫，开门见山，直指核心矛盾。他用大量一线获取的真实案例和数据，清晰勾勒出特区法治建设面临的四大“燃眉之急”
1、 企业制度：公司组织形式缺乏法律规范。 报告指出，特区涌现出大量股份制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但国家层面公司法缺位，导致企业产权不清、内部治理混乱、“皮包公司”泛滥。他引用了一个典型案例：一家中外合资的电子厂，因公司章程缺乏法律依据，中外方对董事会职权产生严重分歧，导致项目搁浅，数百万美元投资悬置，纠纷久拖不决。报告尖锐地指出：“投资者权益无法得到法律保障，犹如在流沙上建塔，不仅严重挫伤投资信心，更可能引发连锁经济纠纷，危及特区信用根基。”为此，他紧急呼吁出台《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条例》，为企业正名，为投资护航。
2、 土地管理：土地出让无法可依。 报告以特区率先进行的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改革为例，肯定了改革方向的同时，痛陈无法可依的困境。某地块协议出让过程中，因缺乏公开透明的程序和明确的权利义务规定，引发多方质疑，甚至被质疑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土地市场混乱，纠纷难以解决，”报告写道，“‘摸着石头过河’不能一直摸下去，必须用法律的形式确认改革成果，规范交易程序，明确产权登记，否则‘改革’可能异化为‘无序’，‘探索’可能演变成‘混乱’。”他因此迫切建议制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条例》和《房地产登记条例》。
3、 劳动关系：外资企业劳动管理缺乏规范。 这一部分，祁同伟显然倾注了极大的情感。他详细描述了在调研中看到的景象：某港资制衣厂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低于最低标准且时常拖欠，工作环境恶劣，没有劳动合同，更无工伤保障。一次小型火灾就因缺乏应急通道和消防设施导致数人受伤，劳资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差点酿成群体性事件。“劳动者权益受损，劳资纠纷频发，已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严峻的社会稳定问题。”他的笔触在此处显得尤为沉重，强烈要求立即研究制定《劳动合同条例》和《劳动保护条例》，为劳动者撑起一把法律的保护伞。
4、 城市管理：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新问题。 报告描绘了特区飞速发展背后的“成长烦恼”：城市规划缺乏长远性和权威性，朝令夕改，“马路拉链”随处可见；工业企业偷排污水废气，环境恶化趋势初显；流动人口激增，治安、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严重滞后。“城市规划混乱，环境恶化，公共服务不足，”报告警告，“若不及早通过立法进行科学规划和刚性约束，特区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巨大挑战，经济发展成果可能被城市治理的失败所抵消。”他据此提议启动《城市规划条例》和《环境保护条例》的调研起草工作。
在详尽剖析问题之后，报告的结论部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核心观点：授予鹏城特区部分立法权，是破解上述困境的唯一出路，其最重要意义在于为改革开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报告中写道：“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没有健全的法制，市场经济难以健康发展。通过授予立法权，鹏城能够率先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确认改革成果、引导改革方向、规范改革过程……这不仅能够极大促进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探索经验，更能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推动国家整体法治进步和深化改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报告传阅完毕，会议室里陷入了一片短暂的沉寂，空气仿佛凝固了。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份报告的分量——它不仅仅是一份调查报告，更是一份掷地有声的改革倡议书和立法请愿书！
终于，一位来自政法大学、以严谨保守着称的刘教授率先打破了沉默。眼镜，语气严肃，带着明显的质疑：
“同伟同学的调研很辛苦，资料也很详实，这一点值得肯定。”他先扬后抑，话锋一转，“但是，这份报告的核心结论——要求授予鹏城立法权，我认为值得商榷，甚至有些……危险。”
他环视一周，继续道：“立法权是国家主权的核心组成部分，必须保持高度的统一。各地情况确有不同，但可以通过执行国家法律、制定实施细则或请求全国人大、国务院进行特别授权来解决具体问题。轻易开地方立法这个口子，会不会导致法制割裂？会不会出现‘一地一法’，破坏国家法制的严肃和统一？再者，特区的改革本身就是在探索，很多做法还不成熟，仓促将其上升为法律，万一方向错了怎么办？岂不是用法律的形式固化了错误？”
刘教授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传统法学者的担忧，即强调法制统一高于一切，对地方立法持谨慎甚至排斥态度。
他的话音刚落，另一位来自人民大学的张副教授接口了，他的质疑更侧重于现实操作层面：
“即便理论上可行，操作起来也困难重重。深圳现在连人大都没有，立法机关缺位，谁来立法？就算将来有了人大，其立法人能力、立法程序、立法技术如何保证？制定出来的法规质量能否达到要求？会不会与上位法冲突？这些问题不解决，盲目授予立法权，可能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制造出新的、更棘手的法律冲突和混乱。”
特区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副主任也表达了忧虑，他的角度更实际：“改革需要灵活性，政策相比法律而言，调整起来更快。如果事事都要立法，会不会捆住我们改革的手脚？而且，立法过程漫长，可能法律还没出台，实际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特区的发展日新月异，法律跟得上吗？”
面对这些连珠炮似的质疑，祁同伟没有立刻反驳，他安静地听着，目光沉静。李为民也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似乎在权衡思考。
等到几位主要质疑者都发表了看法，会议室再次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祁同伟，想看看这个年轻人如何应对这些老成持重的反对意见。
祁同伟深吸一口气，向前微微迈了一小步，他的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坚定，带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沉稳和力量：
“感谢各位老师的宝贵意见。对于各位老师担忧的法制统一问题、立法能力问题以及法律滞后性问题，学生在做这篇报告时，也反复思考过。我想就此谈谈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他首先看向刘教授：“刘老师担忧法制统一，学生非常理解。但学生认为，法制统一并非意味着法律的一成不变和机械适用。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各地发展差异巨大，特别是经济特区，承担着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的历史使命，其遇到的问题具有超前性和特殊性。国家立法往往需要兼顾全局，周期较长，难以完全满足特区迫在眉睫的法治需求。”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凝重：“正如报告中列举的案例，无法可依的状态正在让改革付出代价——投资者的疑虑、国有资产的潜在流失、劳工权益的受损、城市治理的混乱……这些代价是真实的，每天都在发生。授予特区立法权，不是在破坏法制统一，恰恰是在维护法制的基本原则——‘有法可依’。这是在国家法律难以覆盖的领域，进行必要的、局部的补充和探索，是为最终的国家统一立法积累经验、创造条件。这好比大军作战，需要先锋探路，特区的立法探索就是法治建设的‘先锋’。”
接着，他转向张副教授：“张老师担心的立法能力和质量问题，非常中肯。特区确实面临立法机构缺失和经验不足的现实。但能力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我们可以建议，在授权的同时，明确要求特区建立严格的立法程序，引入专家论证，接受备案审查，加强人员培训。甚至可以请求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给予直接指导和支援。不能因为暂时能力不足，就因噎废食，放弃解决现实问题的努力。问题不会等我们准备好了才出现。”
最后，他回应那位特区副主任：“关于法律滞后性和政策灵活性的问题。学生认为，法律固然需要稳定性，但并非不能设计出更具弹性的条款。而政策虽然灵活，但其随意性、不透明性和短期性，恰恰是投资者和民众最大的担忧。他们需要的是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律环境，而不是可能朝令夕改的红头文件。用法律的形式确认成熟的改革经验，规范改革过程，恰恰可以给市场和社会一个明确的‘定心丸’，更能促进长期投资和稳定发展。至于法律的修改，本身就有法定程序，完全可以应对新的变化。”
祁同伟环视全场，目光灼灼，做出了最后的陈述：“各位老师，学生以为，改革与法治，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改革为法治提供实践基础和动力，法治为改革引领方向和提供保障。授予鹏城特区部分立法权，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建立一种‘改革探索-经验总结-立法确认-推广全国’的良性循环机制。这是特区使命的深化，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破解当前困境最迫切、最有效、也最符合法治精神的出路！学生恳请各位老师，能够跳出传统的思维框架，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支持这一建议！”
一番话，逻辑严密，有理有据，既有对现实困境的深刻洞察，也有对法治原则的准确把握，更有一种站在历史高度审视改革的前瞻性。他不仅回应了质疑，更升华了报告的主题。
会议室里再次陷入沉默，但这次的沉默与之前不同，不再是质疑和观望，而是深深的思考与震撼。
几位原本持反对意见的教授，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显然内心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祁同伟的论述，像一把钥匙，试图打开他们思想中那扇习惯于传统法理框架的锁。
李为民看着自己的学生，看着他清瘦却坚毅的侧脸，看着他吊着绷带却依然奋力挥动左手阐述观点的身影，眼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他知道，这份报告和今天的这场辩论，无论结果如何，都已经标志着祁同伟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蜕变——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开始向一个具有独立思想、敢于担当的改革建言者转变。
他轻轻咳嗽一声，打破了沉默：“同伟的报告和刚才的发言，大家都听到了。问题摆在这里，很尖锐，也很真实。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提出来了，很大胆，也很有见地。至于是否可行，是否有风险，如何规避风险……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我建议，将同伟的这份报告，作为我们课题组核心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附上我们今天的讨论纪要和各种不同意见，一并整理后……”
李为民的话音未落，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一个工作人员走进来，神色紧张地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
李为民的脸色微微一变，随即恢复正常，他对众人说道：“各位，特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非常关心我们课题组的进展，刚好几位主要领导现在有时间，想听取一下我们的阶段性汇报，特别是关于立法权问题的探讨。请大家准备一下，我们十分钟后到市委会议室进行汇报。”
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每个人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汇报的对象，一下子从学术界的同仁，变成了掌握特区实际决策权的最高领导层。
祁同伟的心，猛地提了起来。他知道，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刚刚开始。他的报告，他的观点，即将接受真正决策者的审视和质询。
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深吸一口气，眼神中的光芒更加锐利和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