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城的空气湿热粘稠，与北方的干冷截然不同，仿佛能拧出水来。高楼吊塔林立，工地机器轰鸣，街道上行人步履匆匆，穿着各异，粤语、普通话甚至外语交织在一起，构成一派生机勃勃又略显混乱的繁忙景象。
祁同伟和李为民一行人被安排在特区政府的招待所下榻。条件算不上多好，但干净整洁。祁同伟的右臂还打着石膏，用绷带吊在胸前，脸色因失血和旅途劳顿而有些苍白，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一路上的见闻早已冲淡了身体的疼痛和不适。
他甚至没来得及好好整理行李，只是将那个装满了资料和手稿的宝贝箱子塞进床头柜锁好，便径直敲响了导师李为民的房门。
“进来。”李为民的声音传来，带着一丝疲惫。他正在房间里看特区方面送来的初步资料，茶几上堆满了文件。
“老师。”祁同伟走进来，身姿依旧挺拔，但微微蹙起的眉头还是泄露了伤处的疼痛。
“同伟？你怎么不好好休息？”李为民放下文件，关切地看着他，“伤还没好利索，一路颠簸，先躺下睡一觉再说。工作不急于这一时。”
“老师，我睡不着。”祁同伟摇摇头，目光扫过茶几上那些文件，语气坚定而急切，“我已经耽误了近一个月的功夫，课题组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我不能拖大家的后腿。而且……”
他顿了顿，目光投向窗外那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声音沉静下来：“教员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特区的情况，比我们纸上谈兵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生动得多。那些文件和数据是死的，但特区是活的。我想先不急着参与具体的案头工作，请您给我一点时间，让我真正深入到特区里面去，走一走，看一看，摸一摸真实的情况。只有做到眼见为实，亲身感受，我们后续的研究和建议才能接地气，才能有的放矢，才能真正为特区的法治建设解决实际问题。”
这番话条理清晰，立意高远，完全不像一个刚刚重伤初愈的学生能说出的，更像一个成熟老练的调研员。李为民看着他年轻却异常沉稳的脸庞，看着他吊在胸前的胳膊，眼中闪过极其复杂的神色——有欣赏，有心疼，更有深深的欣慰。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站起身，给祁同伟倒了杯温水，示意他坐下：“你的想法很好，甚至可以说，抓住了我们这次调研的关键。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严肃，“同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这伤……能撑得住吗？特区跑调研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日晒雨淋，奔波劳碌，你这胳膊……”
“老师，我能行！”祁同伟毫不犹豫地打断，眼神灼灼，“一点皮肉伤，不碍事。左手一样能记录，腿脚没问题。请您放心，我会注意的，绝不会拿身体开玩笑。”他的态度坚决得近乎固执。
李为民凝视了他片刻，终于缓缓点了点头：“好。既然你决心已定，我支持你。需要什么支持？要带助手吗？或者需要特区这边提供什么便利？”
祁同伟略一思索，道：“助手暂时不用，人多反而束手束脚。如果可以，请您联系一下特区政策研究室或者法制办的同志，帮我找一个熟悉特区情况、最好能听懂本地话、脑子灵活又可靠的向导就好。不需要级别多高，关键是接地气，能带我看到最真实的一面。”
“这个没问题。”李为民一口答应，“我马上联系。你打算从哪里开始？”
“从最基层开始。”祁同伟早已胸有成竹，“工业区、外资厂、村镇企业、土地拍卖现场、法院立案庭、劳工市场……哪里问题多，矛盾集中，我就去哪里。”
李为民眼中赞赏之色更浓：“好！就按你的思路来！需要车或者其他保障，随时跟我说。”
很快，李为民通过特区办的关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向导——一个二十出头、刚从本地大学法律系毕业、分在区司法局锻炼的年轻干部，叫阿辉。小伙子机灵，本地人，会说流利的粤语和普通话，对特区各处的门道都很熟悉。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空气中还带着夜的凉意，祁同伟就换上了一身最普通的灰色夹克衫，背着一个旧的军绿色挎包（单肩背在左肩），里面装着笔记本、钢笔、水壶和一些干粮，准备出门。
在招待所门口，他遇见了课题组的其他几位成员——主要是来自政法大学和人民大学的两位副教授和他们的研究生。那几位研究生看到祁同伟这身打扮和吊着的胳膊，都愣了一下。
一位政法大学姓刘的副教授扶了扶眼镜，语气带着几分客套的关心，却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疏远和审视：“祁同学？你这就要出去？伤还没好，多休息两天嘛，工作不急，有我们呢。”他们比祁同伟早到近一个月，已经初步进入工作状态，内心难免觉得这个燕大的“关系户”来得晚还受伤，恐怕是来镀金的，甚至可能因为救的是钟小艾（他们隐约听到风声）而带了点别样眼光。
祁同伟如何听不出这话里的意味，但他面色平静，只是淡淡一笑，客气却疏离地说：“谢谢刘老师关心，一点小伤，不碍事。课题组任务重，时间紧，我已经耽误了很久，不能再歇着了。老师们先忙，我出去转转，熟悉熟悉情况。”
说完，他对众人点了点头，便迎着初升的朝阳，大步走向路边，那里，向导阿辉已经推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在等着他了。
看着祁同伟那略显孤单却异常坚定的背影，以及那刺眼的白色石膏，几位教授交换了一个眼神，没再说什么，但那几位年轻研究生脸上，却或多或少露出些不以为然的神情，觉得他是在故作姿态。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祁同伟用自己的行动，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他没有要课题组配的车，每天就靠着阿辉那辆破自行车后座，或者挤公共汽车，甚至徒步，深入到了特区每一个角落。
白天，他顶着南国炽热的阳光，穿梭在机器轰鸣的工厂车间，用还不太灵光的左手，笨拙却认真地记录着流水线女工们关于加班费和劳动保护的抱怨；他蹲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旁，和包工头、农民工一起啃盒饭，听他们讲劳务纠纷和工资拖欠的无奈；他挤在嘈杂的村镇企业办公室，听那些“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兴奋又忐忑地讲述着股份合作制的尝试和遇到的法律困惑；他站在土地拍卖会的后排，仔细观察着每一次举牌背后的资本博弈和规则模糊地带；他甚至在法院立案庭外一坐就是半天，看着那些一脸茫然、不知如何打官司的普通市民和小商人……
晚上，招待所的房间总是亮灯到很晚。他忍着右臂隐隐作痛和全身的疲惫，用左手艰难地整理白天的笔记，将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分门别类，归纳总结。一页页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案例、数据、问题和初步的分析判断。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会不顾时间早晚，去敲李为民或者其他老师的门，虚心请教。
课题组的成员们渐渐发现，这个沉默寡言、吊着胳膊的年轻人，似乎比他们所有人都要拼。他带回的不是走马观花的感想，而是沉甸甸的一手资料和尖锐的问题。
有一次，课题组内部讨论外资企业法律适用问题，几位教授引经据典，争论不休。祁同伟安静地听到最后，才缓缓开口，没有引用任何法学典籍，只是平静地列举了他在三家不同外资厂听到的具体案例：一家港资厂如何利用合同漏洞规避社保，一家日资厂在发生工伤后如何依据其本国内部规章压低赔偿，一家美资厂又如何因其本国总部的长臂管辖原则而与特区管理部门产生冲突……
他讲述得清晰而客观，最后问道：“老师们，这些现实中的问题，似乎很难单纯用我们现有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或者民法通则来解释和解决。我们是否应该考虑，特区是否需要一部更具针对性、能有效平衡吸引外资与保护劳工权益、维护司法主权的地方法规？或者至少，出台一套具有操作性的实施细则？”
一席话，让整个会议室安静了下来。几位教授面面相觑，他们讨论的是宏观法理，而祁同伟提出的，却是刀刀见血的实际问题。他所掌握的情况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另一位人大的张教授忍不住问道：“同伟，这些案例……你是怎么了解到的？那些外资厂管理很严，一般不让人进去调研的。”
祁同伟笑了笑，轻描淡写地说：“没走正门。阿辉有个老乡在其中一个厂里当小组长，我们换了身工人的衣服，混进去待了两天。”
众人愕然。看着他那还打着石膏的胳膊，很难想象他是怎么忍着疼痛和不便，完成这种“潜伏”式调研的。
从此，课题组里再也没有人对祁同伟抱有任何轻视和非议。相反，大家开始主动找他交流情况，他的笔记成了课题组最宝贵的参考资料之一。那几位曾经不以为然的研究生，看他的眼神也变成了由衷的敬佩。他们这才明白，这个能让李院长另眼相看、能让钟家小姐倾心照顾的年轻人，靠的绝不仅仅是运气或者关系。
李为民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感慨万千。他越发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祁同伟不仅有过人的才智和胆识，更有一种脚踏实地、深入实践的宝贵品质，以及远超常人的毅力和韧劲。这是一块真正能够经风雨、担大任的璞玉。
而祁同伟，完全沉浸在了这场深入的调研之中。身体的疲惫和伤痛，早已被获取真知、发现问题、思考解决方案的巨大充实感和使命感所取代。他穿梭在特区这片充满活力和矛盾的热土上，感觉自己前世那些模糊的理论认知，正与眼前鲜活生动的实践发生着剧烈的化学反应。
他越发确信，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无比正确。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那节摇晃的列车包厢里，那位神秘老者看似随意的考较和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无声践行。
他的鹏城之旅，才刚刚揭开序幕，而他已经触摸到了这座城市最真实、最滚烫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