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8日，杭州市余杭区的深秋带着钱塘江水的凉意，满城的桂花早已落尽，只剩下干枯的枝桠在风中摇晃。张建国站在良渚文化村小区的单元楼下，警服外套的拉链拉到顶，仍挡不住夹杂着水汽的秋风往衣领里钻，手里攥着的浙江警方协查函，边角被风吹得微微发卷——函件上“2016年刘敏被杀案”的黑色宋体字，像一颗冰冷的石子，砸在他二十九年的从警生涯里，这是第十三起与白银系列案手法高度相似的恶性案件，现场留下的42码休闲鞋鞋印、与吴涛dna片段重合的毛发，更像两条藏在秋凉里的毒蛇，缠得他心口发紧。
“张队，刘敏当年就住在6楼602室，现在房子租给了一对做电商的小夫妻，我们提前跟租客沟通好了，他们今天暂时搬去仓库住，现场还保留着当年的部分痕迹，比如客厅地板的划痕、阳台的灰尘印记。”杭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周凯队长递过来一杯温热的西湖龙井，杯身冒着淡淡的热气，“2016年案发时，我们技术科在现场提取了完整的休闲鞋鞋印和三根深色毛发，可那休闲鞋是‘匡威’牌的经典款，当年杭州的武林银泰、湖滨银泰这些商场都有专柜，光余杭区当年就卖出了上千双，根本没法精准溯源；毛发dna只测出部分片段，当时省厅的dna数据库还没跟全国库完全同步，排查了大半年都没找到突破口，直到上个月把旧案数据重新录入全国刑侦dna数据库，才发现这部分片段与吴涛的dna有6的重合度，省厅立刻就把协查函发去白银了。”
张建国接过茶杯，温热的杯身贴着掌心，驱散了几分秋风带来的凉意。他跟着周凯往楼上走，小区的电梯间里贴着“文明养犬”“禁止高空抛物”的标语，墙壁被打扫得一尘不染，与厦门的海风、广州的湿热不同，杭州的深秋像一幅淡墨山水画，清冷中带着几分静谧，却压不住案件带来的沉重。
602室的门打开时，一股混合着快递纸箱味、咖啡味的气息扑面而来。房间里堆满了打包好的快递盒，客厅的桌子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和打包胶带，显然租客平时在这里处理电商订单。周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塑封的现场照片，小心地贴在客厅的白墙上——照片里，刘敏倒在卧室的床边，身上穿着米白色的针织睡衣，颈部的伤口深可见骨，暗红色的血迹在浅色地板上凝固成不规则的斑块；床头柜被翻得乱七八糟，口红、粉底盒、充电宝撒了一地，旁边的地板上，留着一枚清晰的42码休闲鞋鞋印，鞋印边缘沾着一点深褐色的泥土，还夹杂着几根细小的枯叶，像是从郊外的树林里带回来的。
“这双休闲鞋是‘匡威’牌的all star系列，黑色帆布面，白色橡胶底，鞋底有标志性的条纹纹路，当年在杭州的年轻人里很流行，不仅商场有卖，网上旗舰店的销量也很高，很难精准溯源。”周凯指着照片里鞋印边缘的枯叶，“我们的技术科当年对枯叶做了品种鉴定，确定是香樟树叶，杭州的街道、公园、郊外树林里到处都是香樟树，但刘敏家小区里的香樟树都是新栽的，树叶还没长到能自然脱落的程度，所以这枯叶应该是凶手在郊外树林里沾到的。”
香樟树叶？郊外树林？张建国心里猛地一动，他蹲下身，目光与照片里的地面平齐，手指在想象中的鞋印和枯叶位置轻轻比划：“刘敏当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平时的作息规律吗？案发前有没有跟人发生过矛盾，或者被人跟踪？”
“刘敏当时在附近的‘杭州电子科技公司’当行政助理，负责日常考勤、文件整理，每天早上九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周末偶尔会加班，作息很规律。”周凯从案卷里抽出一份厚厚的询问笔录，递给张建国，“我们当年走访了她的同事、邻居和亲属，所有人都说刘敏性格很温和，平时说话轻声细语的，很少跟人吵架，更别说跟人结仇了。不过，她的合租室友回忆，案发前半个月左右，刘敏总说有人跟踪她，那个人穿灰色的连帽卫衣，戴黑色的口罩，每天下午下班时都会跟在她后面，保持着一段距离，她加快脚步，那个人也加快，直到她走进小区单元楼才离开。有一次刘敏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遇到这个人，对方还主动跟她搭话，问她‘认不认识一个从甘肃来的吴哥’，刘敏说不认识，那个人还不依不饶，追问她‘知不知道2015年厦门有人杀了个女工’，刘敏吓得赶紧跑回了家，之后好几天都让室友陪她下班。”
甘肃来的吴哥？2015年厦门的案子？张建国的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吴涛是甘肃会宁人，2015年在厦门作案，完全符合“甘肃来的吴哥”这个描述；而2015年厦门的郑晓燕案，正是吴涛所为。这说明，刘敏案的凶手不仅认识吴涛，还知道吴涛在厦门的作案经历，很可能是吴涛的同乡、同伙，甚至是受到吴涛“教唆”的模仿者，而且这个凶手长期在郊外树林活动，接触过香樟树。
“立刻调整排查方向！”张建国站起身，语气坚定，“第一，查2016年前后从甘肃来杭州的务工人员，重点筛选年龄在45到55岁之间、身高一米七左右、42码脚的男性，特别是会宁、白银籍的；第二，排查‘杭州电子科技公司’2016年的员工档案，看看有没有符合上述特征的人员，尤其是当年案发后辞职、离职的；第三，调查良渚文化村小区周边的郊外树林，特别是有香樟树生长的区域，找2016年在那里活动过的甘肃籍人员，重点查有没有人穿‘匡威’牌黑色休闲鞋；第四，重新梳理吴涛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的会宁同乡，看看有没有人在2016年去过杭州，或者与杭州的电子公司、物流公司有联系。”
周凯立刻安排人手，将团队分成四组，分头开展排查工作。张建国则留在602室，继续翻看刘敏案的案卷——他注意到，案卷里记录着刘敏的手机、钱包都留在了现场，钱包里的现金和银行卡都没被动过，这与白银系列案“不劫财、只伤人”的核心特征完全一致；现场提取的泥土样本，经检测含有大量的腐殖质，这是郊外树林土壤的典型特征，进一步缩小了凶手的活动范围。
接下来的六天，排查工作在清冷的秋风中展开。第一组民警走访了“杭州电子科技公司”2016年的所有员工，筛选出四名符合“甘肃籍、42码脚”特征的人员，但经过核实，这四人案发时都有不在场证明；第二组民警则重点排查良渚文化村周边的郊外树林，在靠近104国道的一片香樟林里，发现了一处被人长期踩踏的痕迹，地面上还残留着几根黑色的帆布纤维，与“匡威”休闲鞋的材质一致；第三组民警通过梳理吴涛的社会关系，发现吴涛有一个叫“周明”的同乡，2015年在厦门时曾跟吴涛一起在海鲜市场打工，2016年年初去了杭州，据吴涛的家人说，周明“在杭州做物流相关的工作”。
这个发现让张建国更加确定，周明就是刘敏案的重大嫌疑人。他立刻让周凯调取周明的户籍信息和照片——照片里的男人身材中等，肩膀宽厚，脸上有一道浅疤从眼角延伸到颧骨，眼神阴鸷，嘴角总是向下撇，与刘敏室友描述的“跟踪者”高度吻合；户籍信息显示，周明1966年出生，2016年时50岁，正好符合年龄范围。
10月14日，杭州警方传来突破性消息：周明目前在余杭区的一家物流公司当装卸工，化名“周磊”，住在物流公司附近的城中村出租屋里；根据周边邻居的描述，周明平时很少说话，冬天总穿一件黑色的棉袄，夏天经常穿一双黑色的“匡威”休闲鞋，而且他每个周末都会去郊外的香樟林“散步”，有时候会待到天黑才回来。
“准备行动，去余杭区！”张建国当机立断，带着小李、小林和杭州警方的民警，驱车前往周明的住处。10月15日清晨，杭州飘着零星的小雨，秋风裹着雨丝，带着几分寒意。张建国和民警们潜伏在周明家附近的早餐摊里，透过早餐摊的玻璃窗，密切观察着物流公司的动静。
早上六点半，一个穿灰色连帽卫衣、戴黑色口罩的男人从出租屋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馒头和豆浆，准备去物流公司上班。这个男人脸上有一道明显的浅疤，身高一米七左右，走路时步伐沉稳，脚上穿的正是一双黑色的“匡威”休闲鞋——正是他们要找的周明！
“行动！”张建国低声下令，民警们迅速推开门，冒着小雨冲过去，将周明围在中间。周明听到脚步声，猛地回头，看到穿警服的人，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随即想要转身逃跑，却被小李一把抓住胳膊。“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没犯法！”周明嘶吼着，拼命挣扎，力气大得惊人，他抬起脚想要踹人，却被其他民警死死按住，膝盖“咚”的一声跪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双手很快被戴上了手铐。
“没犯法？2016年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文化村的刘敏，是不是你杀的？”张建国走到周明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冰冷如霜，“你2016年在杭州做物流工作，跟刘敏在同一片区域活动；你穿的‘匡威’休闲鞋，与案发现场的鞋印完全一致；你跟吴涛是同乡，还在厦门一起打过工，这些都是证据！你以为改个名字叫‘周磊’，躲在物流公司当装卸工，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周明的身体猛地一僵，挣扎的力气瞬间消失，他趴在地上，肩膀剧烈地颤抖着，过了很久才抬起头，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顺着脸颊往下流，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是……是吴涛跟我说的……2015年在厦门，他跟我喝酒，说他在厦门杀了个女工，警察都没抓到他，还说杀那些看不起我们外地打工者的女人，能解气，能让别人不敢欺负我们……”
民警们随后对周明的住处和物流公司宿舍进行了搜查。周明住在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单间里，房间里堆满了打包好的旧衣服和纸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和汗味。在床底下的一个破旧木箱里，民警们找到了一双黑色的“匡威”休闲鞋——42码，鞋底的条纹纹路与刘敏案现场的鞋印完全一致，鞋缝里还残留着一点深褐色的泥土和几根干枯的香樟树叶，经过初步检测，泥土成分与良渚文化村周边郊外树林的土壤完全吻合；在物流公司宿舍的储物柜里，民警们发现了一件灰色的连帽卫衣，口袋里沾着几根米白色的纤维，与刘敏当年穿的针织睡衣纤维成分一致；更重要的是，在房间的抽屉里，民警们找到了一把用布包裹着的银色水果刀，刀身长度15厘米，刀刃上有明显的清洗痕迹，但缝隙里残留着一点暗红色的物质，技术科的民警用试纸检测后，确定是陈旧性血迹。
“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张建国拿起那把水果刀，在周明面前晃了晃，“这把刀的刀刃长度、锋利程度，与刘敏颈部的伤口完全吻合；你休闲鞋里的泥土和香樟树叶，与案发现场的残留物一致；你卫衣口袋里的纤维，来自刘敏的睡衣。你以为模仿吴涛的作案手法，故意在现场留下香樟树叶混淆视线，就能蒙混过关？”
周明瘫坐在地上，再也没了挣扎的力气，他低着头，声音带着压抑的哭腔：“2016年我在杭州的物流公司当装卸工，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跟着货车去仓库装货，中午就在路边吃碗面条，晚上八点才能下班，一个月挣的钱除了交房租、吃饭，根本剩不下多少。那些城里人看我的眼神，总带着几分嫌弃，刘敏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次我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遇到她，她看到我身上沾着的灰尘，下意识地往旁边躲了躲，还跟同事说‘这些做体力活的，身上真脏’。我当时就很生气，觉得她是故意看不起我，从那以后就开始偷偷跟踪她，摸清了她的作息时间——她每周五晚上要加班到七点，会独自步行回家，而且她家门锁是密码锁，输密码的时候需要低头，有足够的时间下手。”
“案发那天晚上，我提前跟物流公司请假，戴着口罩躲在刘敏家单元楼的楼道里，等她输完密码开门的时候，我从背后冲上去，用左手捂住她的嘴，右手拿着水果刀割了她的脖子……我本来想把她的手机和钱包拿走，伪装成抢劫杀人，可我看到她倒在地上，眼睛还睁着，我突然害怕了，就只翻乱了床头柜，故意在鞋印上蹭了点泥土和香樟树叶，想让警察以为凶手是郊外的农民，然后就赶紧跑回了住处，第二天就跟物流公司申请调去了仓库，过了半年才敢搬回城中村住。”周明顿了顿，喘了口气，继续说道，“我以为换个工作岗位，改个名字，就能没事了，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找到了……”
2018年10月22日，周明被押回杭州市公安局，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审讯室里，他详细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包括跟踪刘敏的具体路线（从电子科技公司到小区的两条必经之路，一条走主街，一条穿小巷）、行凶时的心理活动（既愤怒又害怕，割伤刘敏后手抖得厉害）、逃跑时的路线选择（特意绕远路穿过郊外树林，避开小区门口的监控），甚至包括他当年购买水果刀和休闲鞋的店铺名称（余杭区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匡威专卖店”），每一个细节都与警方掌握的证据完全吻合。
技术科的dna检测结果也在几天后出来了：周明的dna与刘敏案现场提取的毛发dna完全一致，水果刀缝隙里的陈旧性血迹经过dna分型，与刘敏的dna匹配；休闲鞋鞋底的泥土、香樟树叶，与良渚文化村周边郊外树林的样本完全相同。所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无可辩驳。
张建国站在审讯室外的观察窗前，看着里面低头认罪的周明，心里却没有丝毫轻松。从1988年的高承勇，到1994年的王德才，2000年的刘斌，2006年的张大军，2008年的张二军，2010年的刘建军，2012年的马晓军，2013年的张强，2014年的王浩，2015年的赵刚，2016年的孙强，2017年的吴涛，再到2018年的周明，整整三十年，十三起恶性杀人案，十三个凶手，像一串被“仇恨”和“自卑”串联起来的毒瘤，从甘肃白银到新疆乌鲁木齐，再到内蒙古呼和浩特、黑龙江哈尔滨、四川成都、云南昆明、广西南宁、广东广州、福建厦门、浙江杭州，把罪恶的阴影撒遍了大半个中国。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曾在生活的底层挣扎：高承勇因贫困被嘲笑，王德才因失业心生怨恨，刘斌因婚姻失败迁怒他人，张大军兄弟、刘建军、马晓军、张强、王浩、赵刚、孙强、吴涛、周明则因外地务工者的身份，长期承受着歧视与不公。可他们没有选择用努力改变命运，反而把对生活的不满，变成了向无辜者挥下的屠刀，甚至形成了畸形的“传承”——每一个凶手都在向同乡“传授”作案手法，每一起案件都在为下一场悲剧埋下伏笔。
张建国回到办公室，把周明的案卷与之前的十二本案卷整齐地摆放在一起，十三本案卷叠在一起，厚厚的一摞，放在办公桌上几乎占了三分之二的空间，像是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窗外的雨还在下，细密的雨丝把杭州的街道、屋顶、香樟树都覆盖成了一片湿润的灰色，却掩盖不了那些逝去生命的痕迹，也抹不去受害者家属心中永远的伤痛。张建国拿起笔，在周明案卷的扉页上郑重写下：“钱塘虽阔，难容罪恶；正义虽远，终不缺席。”
周凯拿着一份新的协查函走进来，脸色凝重：“张队，江苏警方传来消息，2017年南京市江宁区发生一起单身女工被杀案，作案手法与系列案一致，现场留下42码的运动鞋鞋印，dna与周明的有5重合，怀疑是他的同伙。”
张建国接过协查函，看着照片里年轻受害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