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上了发条，一格一格向前推进。
每天清晨六点，我在冬日的寒气中醒来。窗外天色还是灰蒙蒙的，但厨房里已经飘来米粥的香气——傅文佩总是起得比我更早。
我们面对面坐在瘸腿的木桌旁吃早饭。有时是粥配酱菜，有时是烧饼豆浆，偶尔会有李副官带来的包子。简单，但温热，踏实。
七点，我开始翻译《现代经济学导论》。这本三百页的专着摊在桌上，像一座需要攻克的山。每天七页，铅笔在稿纸上沙沙游走，把那些晦涩的英文术语变成流畅的中文。手腕很快就开始发酸，但心里是满的——每一页译完，就意味着离一百五十块稿费更近一步。
九点，邮局的张先生会准时路过弄堂口。我把抄好的一百个信封交给他，他会快速抽查几封，点点头，递过来两百个铜板，还有新一天的名录。这活计枯燥，但稳定。铜板叮当落入钱匣的声音，是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之一。
上午十点到中午，是裁缝铺最忙的时候。傅文佩的手艺传得比风还快，附近几条弄堂的太太小姐陆续上门。有的要改衣服，有的要做新旗袍，还有的拿着过时的长衫袄裙，想让傅文佩改成新式样。
她渐渐不再怯懦。量尺寸时声音清晰，讲解款式时条理分明，报价时也从容自信。客人们信她，不仅因为手艺好，还因为她眼里的光——那是真正热爱自己工作的人才会有的光。
李副官每天早上八点准时上工。他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布衫，头发梳得整齐，第一件事就是把鹅黄色的平台擦得锃亮，把样品旗袍挂好。他话不多，但做事细致，帮傅文佩搬布料、记尺寸、招呼客人，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下午通常是方瑜带来的学生客户。圣玛丽女中那些姑娘们口口相传，“傅记旗袍”在女学生圈子里有了名气。除了做衣服，英文课和记账课也开了起来。每周二、四下午，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屋子就会变成临时课堂。三个姑娘学英文，两个学记账，方瑜负责联络安排，我负责讲课。
日子忙碌，但每一分忙碌都实实在在地变成了铜板和银元，沉甸甸地落在钱匣里。
到第七天晚上，我清点账目。
翻译《现代经济学导论》的预付款五十块已经到手——方瑜的表哥周明轩很爽快，看了我翻译的前三章样本后，当场预付了三分之一稿费。
抄信封六天，收入一块二。
裁缝铺开张七天，接了十一单生意，收了定金和部分尾款，除去成本，净赚二十八块五。
英文和记账课预收了第一个月的学费，共六块四。
再加上之前剩余的钱，钱匣里现在躺着整整九十六块七毛。
我看着账本上那个数字，笔尖在纸上顿了顿。
一周前，我和傅文佩的全部家当是十八块七毛。
一周后，这个数字翻了五倍还多。
“妈，”我抬起头，“咱们有钱了。”
傅文佩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针线，正在给赵太太那件礼服镶边。深紫色的织锦缎在煤油灯下泛着暗哑的光泽，金线绣的牡丹雍容华贵。她听见我的话，手顿了顿，针尖停在半空。
“九十六块……”她喃喃重复，“这么多？”
“这才刚开始。”我合上账本，“等赵太太的礼服完工，尾款五块到手，就破百了。”
傅文佩放下针线，看着桌上那盏跳动的煤油灯火苗。灯光在她眼睛里闪烁，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深处被点亮了。半晌，她才轻声说：
“依萍，妈这辈子……从来没想过能挣这么多钱。”
“以后会更多。”我说，“下个月翻译的尾款一百块到手，咱们就有两百块了。到时候，租个大点的铺面，正正经经开个店。”
“嗯。”傅文佩重重点头，重新拿起针线。这次她的动作比刚才更稳，更从容，针尖穿过织锦缎的嘶嘶声都带着节奏。
我翻开翻译稿，继续工作。今天要翻译的是第七章《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内容有些深，需要全神贯注。
刚写了几行，门外传来李副官的声音：
“依萍小姐，有您的信。”
我抬起头。李副官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米黄色的信封。信封很厚实，质地考究，右下角印着烫金的字样——《新月》杂志社。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谁寄来的？”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
“送信的人说是《新月》杂志社的，指名要交给‘黑豹’先生。”李副官把信递过来，眼神里有藏不住的好奇。
我接过信封。封面用钢笔写着工整的楷体字：
“福煦路弄堂，陆依萍小姐转交‘黑豹’先生 亲启”
字迹清隽有力，墨色均匀，笔画间透着从容和修养。看得出写信人是个讲究的。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两页信纸，还有一本最新一期的《新月》杂志。
展开信纸，抬头是《新月》编辑部的专用信笺，右下角印着杂志社的地址：上海霞飞路xx号。
信的内容不长，但措辞极为客气：
“黑豹先生台鉴：
拜读先生刊于《申报》之大作《论‘孝道’新解》，深感震撼。先生文风犀利，观点新颖，于陈旧思想中劈开一道光亮，实为当世罕见。
敝刊《新月》素以刊载新思想、新文学为宗旨，现正筹备‘新女性’专题，探讨现代女性之处境与出路。拜读先生文章，深感先生对此议题必有独到见解。
兹冒昧致函，恳请先生赐稿。题材不拘，长短皆宜，稿酬从优（千字三元起，优稿另议）。若能得先生大作，实乃敝刊之幸。
随信附上最新一期《新月》，敬请雅正。盼复。
《新月》主编 钟夜 谨启
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廿五日”
我盯着那封信，看了三遍。
钟夜。
这个名字我听说过。上海文坛近年崛起的年轻作家兼评论家，以笔锋犀利、见解独到着称，在《新月》《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常有文章发表。据说本人很神秘，很少公开露面，连是男是女都众说纷纭。
没想到，他居然是《新月》的主编。
更没想到，他会因为一篇《申报》上的文章，亲自给我写信约稿。
千字三元起。
这个稿酬标准，在上海的报刊杂志里算是顶格了。普通作者千字能有一元五角就算不错。
我把信递给傅文佩：“妈，您看。”
傅文佩识字不多，但“主编”“约稿”“稿酬”这些词还是认得的。她看完信，手微微发抖：
“依萍……这是好事啊！《新月》杂志，我听说过的，是大刊物！”
“是好事。”我说，“但也是压力。人家主编亲自写信，稿酬给得高，期待自然也高。我得写出配得上这份期待的东西。”
“你肯定行。”傅文佩说得斩钉截铁，“你那篇文章，连方瑜学校的先生都说好。这个钟主编也说了，看了‘深感震撼’。”
我笑了笑，没说话。
震撼是一回事，持续产出高质量文章是另一回事。
但无论如何，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千字三元，如果能写一篇五千字的专题文章，就是十五块。这比我抄一个星期信封、教一个月课赚得都多。
更重要的是，能在《新月》这样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黑豹”这个笔名的分量会完全不同。以后无论投稿、出书、甚至做其他事，都会顺利得多。
我放下信，拿起那本随信附赠的《新月》。
封面是淡雅的浅蓝色，印着飘逸的毛笔字“新月”，下面是一行小字：“第十一卷第十一期”。
翻开目录，第一篇就是钟夜的专栏文章：《启蒙之困：当新思想遭遇旧伦理》。
我快速浏览。
文章讨论的是五四运动过去十几年后，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困境。钟夜没有泛泛而谈，而是从具体案例入手——某个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回家后因坚持自由恋爱与家族决裂，最终抑郁而终。
他的笔触冷静克制，但字里行间透着沉痛：
“……我们高喊‘德先生’‘赛先生’，却常忘了，最顽固的敌人往往不在庙堂，而在家庭的饭桌、亲戚的闲谈、邻里的目光里。旧伦理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网住每个想要飞翔的灵魂。而最可悲的是，许多人被网住后，非但不挣扎，反而开始帮着织网，再去网住下一代。”
看到这里，我心里一震。
这话，简直像是对着陆家说的。
我继续往下翻。钟夜在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启蒙之困，困在何处？或许困在我们总想用一套新的‘绝对正确’，去取代旧的‘绝对正确’。但真正的解放，不该是换一个牢笼，而是拆掉所有牢笼的墙，让每个人——无论男女，无论长幼——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呼吸自由的空气，走自己的路。”
我合上杂志，长长吐出一口气。
这个钟夜，不简单。
他不仅看到了问题，还看到了问题背后的更深层问题。
而且，他愿意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黑豹”写信约稿，说明他真正在寻找不同的声音，而不是只想找些应声虫。
我把信和杂志收好，重新拿起笔。
但这次不是翻译，而是摊开一沓新的稿纸。
写什么？
钟夜说要“新女性”专题。这个议题很大，可以写的东西很多——女子教育、职业选择、婚姻自由、财产权利……
但我不想写那些泛泛而谈的东西。
要写，就写点实在的。
我提笔，在稿纸第一行写下标题：
《经济独立：新女性的第一块基石》
开头第一句：
“谈新女性，必谈独立。谈独立，必先谈经济。无经济之独立，一切精神之独立、人格之独立，皆是空中楼阁。”
然后，我从自己和傅文佩的经历切入——一个被封建家庭抛弃的母女，如何在绝境中靠自己的手艺和头脑，一周内挣到近百元钱，从生存线上挣扎起来，看到希望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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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编的故事，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我写傅文佩做旗袍的手艺如何被埋没多年，写她第一次拿到客户定金时颤抖的手，写她量尺寸、画草图时眼里重新亮起的光。
我写自己如何接翻译、抄信封、教书，一分一厘地攒钱，写那些枯燥的抄写工作如何让我看清：真正的尊严，不是别人施舍的，是自己挣来的。
我写方瑜——这个接受了新式教育、思想开明的女学生，如何主动提出“一起搞钱”，如何在家族压力和同侪眼光中，坚定地选择走自己的路。
我写那些来学英文、学记账的女学生，她们未必都家境贫寒，但都想多掌握一门技能，多一条出路。“不为嫁得好，而为活得好。”
文章写到一半时，窗外传来了汽车引擎的声音。
这声音在福煦路这种地方很罕见。弄堂里多是黄包车、自行车，偶尔有拉货的板车，汽车是稀罕物。
我停下笔，走到窗边。
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停在弄堂口。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深灰色西装的男人，大约三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手里拿着个公文包。
他站在车边，看了看门牌号，又看了看我们窗前那个鹅黄色的平台和“傅记旗袍”的招牌，似乎确认了什么，才迈步朝这边走来。
我的心提了起来。
钟夜？
他亲自来了？
但那个男人走到平台前，并没有敲门，而是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封信，递给正在整理布料的李副官。
“请问，陆依萍小姐在家吗？”他的声音温和，带着书卷气。
李副官警惕地看着他：“您是？”
“我是《新月》杂志社的编辑，姓陈。”男人微微颔首，“我们主编钟夜先生有一封信，要转交给陆小姐。”
不是钟夜本人。
我松了口气，但随即又有些失落——连我自己都没察觉的失落。
“李叔叔，”我推开窗，“请陈先生进来吧。”
李副官让开路。陈编辑走进来，看见我，礼貌地点头致意：
“陆小姐，打扰了。我是钟夜主编的助理编辑，陈文启。”
他递过一封信。信封和早上收到的那封一样，米黄色，质地考究。
我接过信：“陈先生请坐。”
陈编辑在桌边坐下，目光在屋子里快速扫过——简陋的家具，摊开的稿纸，煤油灯，还有里间傅文佩做旗袍的身影。他的眼神很平静，没有惊讶，也没有轻视。
“钟主编本打算亲自来拜访，”陈编辑开口，声音温和有礼，“但临时有要事走不开，所以托我跑一趟。除了这封信，还有些东西要转交给陆小姐。”
他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放在桌上。
“这里面是钟主编整理的一些资料——上海妇女组织的联系方式、法律援助机构的地址、还有几位同情女性处境的律师和记者的名字。钟主编说，陆小姐可能会用得上。”
我接过纸袋，有些意外：“钟主编……为什么要帮我？”
陈编辑推了推眼镜，笑了：“钟主编看了您的文章，很欣赏。他说，现在敢说真话、肯做实事的年轻人不多，能帮一把是一把。”
他说得很自然，像是陈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另外，”陈编辑顿了顿，“钟主编让我转告您，他注意到今天《沪江晚报》上有一篇关于您的报道。内容……不太友善。钟主编说，如果您需要，他可以帮忙联系几家相熟的报社，发一些正面报道，平衡舆论。”
我愣住了。
今天的《沪江晚报》我还没看。但听陈编辑的口气，恐怕不是什么好话。
“谢谢钟主编的好意。”我说，“但我暂时不需要。我们自己能处理。”
陈编辑点点头，没有勉强：“钟主编说，您是个有主见的人。他尊重您的决定。”
他站起身：“信和资料都送到了，我就不多打扰了。陆小姐，如果您愿意给《新月》投稿，稿子可以直接寄到杂志社，或者交给我转交。钟主编说了，他会亲自审稿。”
“好。”我也起身，“谢谢陈先生跑这一趟。”
“应该的。”陈编辑微微颔首，转身离开。
他的皮鞋踩在青石板路上，声音清脆而稳当，很快就消失在弄堂口。
福特轿车发动，驶离。
我关上门，回到桌边。
傅文佩从里间走出来，担忧地问：“依萍，那位陈先生……说了什么？”
“没什么。”我拆开那封信，“钟主编送了些资料过来，说如果需要帮忙，可以找他。”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黑豹先生：
资料已托文启转交，望有用处。
文章之事，不必有压力，按本心写即可。《新月》大门常开，静候佳作。
另：若遇困厄，可来信。力所能及处，定当援手。
钟夜 即日”
字迹和早上那封信一样，清隽有力。
我把信收好，打开牛皮纸袋。
里面是厚厚一沓资料。有打印的，也有手抄的，整理得井井有条：
上海妇女互助会的地址和负责人联系方式；
几位专打妇女权益官司的律师的名字和事务所地址；
几家倾向进步思想的报社主编的联系方式；
甚至还有一份手写的名单，上面列着上海几位思想开明的学者、作家、社会活动家的名字，旁边标注了他们的专长和可能提供的帮助。
最后是一张便条，还是钟夜的笔迹：
“这些人与我相熟，若需引荐，可提我名。
但请谨记：外力可借，根本在己。愿君早日羽翼丰满，自成一格。”
我看着那张便条，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
钟夜，这个素未谋面的人，仅仅因为一篇文章，就如此周到地提供帮助。
他不是施舍，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平视的、尊重的支持。
“妈，”我轻声说，“这世上……还是有好人的。”
傅文佩走过来，看了看那些资料，眼圈红了：“这位钟主编……真是个好人。”
“是啊。”我把资料收好，重新拿起笔。
但这次，笔下的文字比刚才更坚定，更有力。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世上，有方瑜，有李副官，有那些来学技能的女学生，有那些信任傅文佩手艺的客人。
现在，又多了一个钟夜。
一个站在高处，却愿意俯身拉一把的人。
笔尖沙沙，字句流淌：
“……经济独立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女性挺直脊梁的底气，是拒绝不公的武器，是选择人生的权利。当我们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时，那些‘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嫁得好才是好归宿’的规劝，都将失去分量。”
“……这条路很难。会有冷眼，会有嘲笑，会有阻挠。但每多一个女性走出来，这条路就会宽一分，亮一分。而当我们并肩走在一起时，再深的黑夜，也能走成黎明。”
写完最后一句，我放下笔。
窗外，夜幕已经降临。弄堂里亮起了点点灯火。
我推开窗，冬夜的寒气涌进来，清冽而清醒。
远处，陆家大宅的方向，灯火通明。
但那光，再也照不进我心里了。
因为我心里，已经点起了自己的灯。
不止一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