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昌的陷落，比预想中来得更快，也更……“体面”。
林风的中路军挟汝州大胜之威，几乎是擦着秋日最后的余晖，兵临颍昌城下。颍昌城头的守军，远望见北伐军阵中那面猎猎作响的“林”字大纛，以及阵后若隐若现、被油布遮盖着的奇形器械轮廓（炮车与火器），汝州血战的惨烈传闻与张归厚人头的“榜样”作用，瞬间压垮了许多人本就摇摇欲坠的抵抗意志。
守将姓崔，出身荥阳郑氏旁支，标准的世家子弟。他收到的朝廷严旨是“死守待援”，与汝州互为犄角，将北伐军阻于洛阳门户之外。然而，当林风的前锋尚未完全展开，他派往汝州方向的探马便带回城破将亡的确切消息；同时，城内以几家本地豪族为首的士绅代表，已数次委婉（或不那么委婉）地向他陈说“阖城生灵”、“宗族延续”之重。
攻城战在第三天清晨正式开始，但更像是走个过场。北伐军的炮石和火罐只进行了两轮威慑性轰击，砸塌了城楼一角，点燃了几处窝铺。崔将军在亲兵护卫下登城督战，脸色苍白如纸，听着身边将领关于“火器犀利”、“援军无望”、“城内不稳”的低声议论，看着城外北伐军森严有序、杀机毕露的阵势，再想到家族可能面临的灭顶之灾（北伐军对顽抗者的清算手段已传遍中原），最后一丝尽忠的念头终于消散。
午时未到，颍昌南门洞开。崔将军自缚双臂，率城内主要官员及耆老代表，徒步出城请降。他交出的不仅是印信钥匙，还有一份颍昌守军名册、府库清单，以及——一份他暗中记录的、关于洛阳留守官员近期动向及洛阳城防薄弱环节的密报。条件只有一个：保全其本人及主要属官性命，对其家族不予追究。
林风接受了投降，依诺行事。北伐军兵不血刃进入颍昌，立刻开仓放粮，张榜安民，并派出小队，由崔将军提供的向导引路，迅速接管周边关隘、粮仓、武库。颍昌的财富远逊金陵，但作为洛阳南面的重要支撑点，其存粮军械对北伐军而言，依然是及时而宝贵的补充。
至此，洛阳以南，汝州、颍昌两大屏障尽失。北伐军的前锋斥候，已经能够望见洛阳南郊的村落炊烟，甚至隐约听到伊河洛水交汇的涛声。那座“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的东都，终于褪去所有外围的迷雾与屏障，赤裸而惶恐地暴露在北伐军滚滚向前的兵锋之下。
消息传回襄阳，黄巢的脸上并未露出多少欣喜之色。颍昌的轻易归降，固然是好事，节省了兵力与时间，但也让他更加警惕——洛阳，绝不会如此轻易低头。作为帝国东都，李唐统治的象征之一，这里汇聚了最顽固的旧势力，囤积着最精锐的（至少在理论上）禁军残余，更是天下世家大族、旧朝官僚的精神堡垒之一。它或许已经虚弱，但绝不会不战而降。
果然，来自洛阳方向的细作和前沿侦察，传回的情报迅速印证了黄巢的判断。东都的“顽抗”，以一种极其复杂而有序的方式铺陈开来，显示出其作为帝国核心最后的组织能力与挣扎意志。
首先是军事上的龟缩与加固。
洛阳留守、东都畿都防御使张自勉（历史人物，晚唐将领）显然吸取了汝州血战和颍昌速降的教训。他并未分兵前出，试图在野外与北伐军决战，而是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最保守也最坚固的策略：收拢所有兵力，全力固守洛阳坚城。
来自汝州、颍昌的溃兵被收容整编，与洛阳原有的神策军残部、城防军、以及紧急征发的城中丁壮混编，分派到洛阳外城（洛河南岸）、皇城（洛河北岸）、宫城（紫微城）三层防线上。城墙被加高加固，壕沟被挖深拓宽，滚木礌石、火油金汁等守城物资被大量征集、堆放于城头。更令北伐军侦察兵惊异的是，城墙上出现了不少新架设的、形制各异的抛石机和床弩，其中一些明显是针对火器攻击进行了特别加固（如加装湿泥毡毯、设置防箭棚）。显然，北伐军火器的威力，已引起守军的高度重视，并试图寻找应对之法。
张自勉甚至下令，焚烧了洛阳城外相当距离内的所有民居、树林，将百姓强行驱赶入城或令其四散逃亡，实施了比汝州更彻底的“坚壁清野”，试图让北伐军无法获得任何遮蔽和补给，并增加攻城的难度。
其次是政治上的高压与动员。
洛阳城内，气氛肃杀到了极点。张自勉以“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为由，宣布全城戒严，实行宵禁。任何传播“谣言”、动摇军心、私下串联议降者，一经发现，立斩不赦，家族连坐。留守的朝廷官员、皇室宗亲、世家大族被强制要求捐献钱粮、奴仆以助军资，府邸被征用为兵营或物资仓库。城中所有的工匠被集中起来，日夜赶制箭矢、修补器械。甚至太学、国子监的学生也被组织起来，编成“助防队”，负责巡逻、搬运、救护等辅助任务。
与此同时，一张由忠诚（或被迫忠诚）于李唐的官吏、宦官、世家子弟构成的监控网络，严密地覆盖了全城。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迅速报至张自勉的留守府。这种高压统治，固然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和怨言，但也确实在短期内压制了城内可能出现的投降派声音，勉强维持着一种“同仇敌忾”（或曰同陷绝境）的表面团结。
最后是精神上的鼓吹与挣扎。
来自长安的诏书和宦官监军的催促，一日紧似一日。朝廷严令张自勉必须死守洛阳，等待“四方勤王之师”，并许诺了事成之后的高官厚爵。城内的寺庙道观被动员起来，举行各种法事，祈求神佛保佑。张自勉本人也频繁巡视城防，发表激励士气的讲话，宣扬“忠君报国”、“坚守待援”，并有意无意地散布一些“高骈已克复江淮”、“沙陀骑兵即将南下”之类的“好消息”（无论真假），试图给绝望的守军和百姓一丝渺茫的希望。
这种精神上的挣扎，在洛阳城高大巍峨的城墙内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城外，北伐军连战连捷，气势如虹；城内，则是末日将近般的压抑与对未知援军的最后期盼。
林风的中路军在颍昌稍作休整后，继续北进，于数日后，抵达洛阳以南的龙门山、伊阙一线扎下大营。站在营中高处，已能清晰地看到洛阳外城那绵延数十里的雄伟轮廓，看到洛水如带绕城，看到城头林立的旌旗与闪烁的兵甲寒光。
林风派人向洛阳城内射入劝降书，重申北伐军“只惩首恶，胁从不问，开城归顺，保境安民”的政策，并给了三日期限。
三日过去，洛阳城头寂然无声，唯有戒备更加森严。第四日拂晓，一面巨大的、写着血红“战”字的旗帜，在洛阳南门城楼缓缓升起。同时，数颗血淋淋的人头被竹竿挑出城外——正是城内几个试图暗中与北伐军联系、劝说开城的官吏和士绅。
张自勉用最血腥的方式，表明了洛阳死守到底的决心。
接到林风传回的军报，黄巢在襄阳行辕中沉默良久。他走到巨大的舆图前，手指从颍昌缓缓移到洛阳，轻轻叩击。
“困兽犹斗，其势虽哀，其爪犹利。”黄巢低声自语，“张自勉……倒是个角色。他知道守不住，但更知道不能降。降了，他个人身败名裂，家族不保；守，哪怕城破身死，也能搏个忠烈之名，或许还能为家族留一线香火。他在赌，赌我们能被洛阳坚城挫了锐气，赌朝廷的援军真能到来，赌我们内部会因攻坚的惨重伤亡而生变。”
他转身，对侍立在旁的亲卫统领和书记官道：“传令林风：洛阳之敌，意志未溃，防御已固。强攻必付惨重代价，且迁延时日，正中敌下怀。命其暂缓攻城，以围困为主，深沟高垒，切断洛阳一切外援通道。同时，多派游骑，广布哨探，务必查明高骈、刘巨容等部动向，以及……长安方面可能派出的任何援军迹象。”
“另，”黄巢眼中闪过一丝寒芒，“以我的名义，再写一篇檄文，专发洛阳军民。不必劝降张自勉之流，但要将洛阳必破之理、顽抗必死之果、以及我大齐新政之要，说得清清楚楚。让洛阳城里的每一个士卒、每一个百姓都知道，他们是在为谁陪葬，而外面，又有一条什么样的活路。将这檄文抄写万份，用箭射入城中，用风筝放入城内，让风声、让流水、让所有能传递消息的缝隙，都充满它的声音！”
命令迅速下达。洛阳城外，北伐军开始大规模构筑围城工事，挖掘壕沟，修建营垒，架设望楼，一副长期困守、稳扎稳打的姿态。而城内，张自勉看着城外敌军井然有序的调动和日益完备的包围圈，看着如雪片般射入城中的檄文在底层军民中悄悄流传引发的窃窃私语，心中的压力与日俱增。他知道，真正的考验，不是野战争锋，甚至不是城墙攻防，而是时间，是人心，是这座巨大城池在孤立无援、希望渺茫中，能维持多久的“顽抗”。
东都洛阳，这座见证了无数王朝兴衰的古城，即将迎来它命运中最漫长、也最艰难的一次围困。一边是铁壁合围、志在必得的新兴力量，一边是负隅顽抗、寄托着旧王朝最后尊严的守军。攻与守，破与立，希望与绝望，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展开最后的、也是最为惨烈的角力。而黄巢的目光，已越过洛阳的城墙，投向了更西的方向——那里，是潼关，是长安，是这场“冲天”变革最终需要抵达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