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19日 夜 山城区万通路出租屋
山城派出所的求援电话打到海平镇时，赵铁柱刚处理完一起邻里纠纷——两家为了一堵墙的归属，从吵架发展到互相泼粪。
“铁柱，带上两个人，支援山城所扫黄。”潘大勇挂了电话，“万通路那片，藏得深。”
万通路在海平镇隔壁的山城区，是片老旧的城乡结合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筒子楼和私自搭建的出租屋混杂在一起，巷子窄得摩托车都难进。路灯坏了大半，剩下几盏昏黄地亮着，把人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像皮影戏。
联合行动组二十多人，分成四队。山城所副所长老吴带赵铁柱这队，目标是万通路四巷深处的一栋三层自建房。
“线报说三楼右边那户，窗帘从来不拉开。”老吴压低声音，“有陌生男人进出，每次不超过一小时。”
晚上八点十分，各队就位。赵铁柱蹲在对面楼的天台上，用望远镜观察。三楼的窗户确实拉着厚厚的窗帘，但边缘透出微光，隐约能听见电视声和女人的笑声。
“不像在‘交易’。”赵铁柱嘀咕，“倒像在聊天？”
“你见过哪个嫖客是去聊天的？”老吴嗤笑，“准备行动。”
破门而入的瞬间，时间好像卡了一下。
客厅里的场景，让所有人都愣了。
两个五十多岁的阿姨穿着鲜艳的连衣裙——一个是玫红色，一个是翠绿色——正和两个年轻小伙围坐在小方桌旁。山叶屋 冕肺岳毒桌上摆着橘子、花生、瓜子，还有两瓶开了的二锅头。电视里放著《还珠格格》，音量开得不大。
最荒诞的是，他们真的在聊天。
“小韦啊，你学计算机的，以后是不是能修电脑？”穿玫红裙子的阿姨问。
被叫“小韦”的年轻人推了推黑框眼镜：“阿姨，我学的是编程，跟修电脑不太一样”
“不都是跟电脑打交道嘛！”另一个穿翠绿裙子的阿姨递过去一把瓜子，“来，吃。你们大学生就是讲究。”
如果不是床头柜上那张明码标价的“服务套餐表”，这场景像极了过年时的家庭聚会。
“套餐表”是手写的，字迹娟秀：
包夜：300元（晚10点-早6点）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特殊要求另议。”
穿玫红裙子的阿姨先反应过来。她站起身，拍了拍裙子上的瓜子壳：“警察同志，我们这算你情我愿吧？”
她叫肖彩云，五十八岁，烫著小卷发，涂著玫红色口红。另一个叫许春兰，也是五十八岁，瘦些，手腕上戴着一串塑料珠子。
两个小伙，戴眼镜的叫韦明丰，二十二岁，大三学生；另一个留着锅盖头的叫纪小坦，二十岁，职高毕业待业中。
分开询问。赵铁柱负责韦明丰。
询问室的白炽灯把年轻人的脸照得惨白。他低着头，手指一直抠著桌子边缘的裂缝。
“知道这是违法吗？”
“知道。
“为什么来？”
沉默。长久的沉默。久到赵铁柱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我就是好奇。”韦明丰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好奇什么？”
“好奇女人是什么样。”他说这话时，眼睛盯着地上的一块污渍，“我没谈过恋爱。宿舍里他们老说这些我我想知道。”
“所以你找了一个比你妈还大的？”
韦明丰的肩膀缩起来，像只受惊的刺猬：“肖阿姨说说她有经验，不会笑话我。她说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都都找她。”
另一边，周大脑袋在询问肖彩云。这个阿姨倒是爽快，点了支烟，深吸一口。
“警察同志，我们这算你情我愿吧？他们给钱，我们服务。一百块，现在能干啥？买不了一斤排骨。”
“你孩子多大了？”
“儿子三十了，在深圳。”肖彩云弹了弹烟灰，“老伴死了十年。我退休金一千八，高血压糖尿病，吃药都不够。你说我能干啥？”
“不能找点正经工作？”
“正经工作？”肖彩云笑了，笑容里有些苦涩，“我五十多了，没文化，能干啥？扫大街？人家嫌我老。洗碗？我这腰不行。就这身子，还能换点钱。”
她顿了顿：“那两个孩子，也不是坏人。小韦家里穷，自卑，不敢追姑娘。小纪父母离婚，没人管。我们各取所需吧。”
许春兰的说法类似。她丈夫瘫在床上五年，医药费压垮了这个家。“儿子娶媳妇要买房，我总不能拖累他。”她说，“干这个来钱快，我不偷不抢，就是不光彩。”
案子简单，证据确凿。肖彩云、许春兰、韦明丰、纪小坦，四人对卖淫嫖娼行为供认不讳。处理结果是行政拘留十五天。
签字时，肖彩云忽然问：“赵警官，里头能抽烟不？”
“不能。”
“哦。”她顿了顿，“那能看书吗？我带本《知音》进去。”
许春兰则小心翼翼地问：“我老伴一个人在家，能不能让居委会帮忙照看下？”
赵铁柱记下了这个请求。
送拘留所的车是辆老金杯，后厢装了铁栅栏。肖彩云和许春兰坐在后排，韦明丰和纪小坦坐在中间。车启动时，韦明丰忽然转头，隔着栅栏问：“肖阿姨你、你没事吧？”
肖彩云摆摆手：“没事儿，就当疗养了。你进去好好反省，以后找个正经姑娘。”
车窗外路灯一晃一晃，照在每个人脸上。许春兰在抹眼泪，纪小坦盯着自己的手发呆。
老吴坐在副驾驶，叹了口气：“这叫什么事儿。”
回到派出所已经凌晨一点。潘大勇听完汇报，沉默了很久。
“潘所，我心里堵得慌。”赵铁柱说，“你说他们算坏人吗？”
“法律上说，算。”潘大勇点了支烟，“但人心不是非黑即白。那两个阿姨是为生存，那两个孩子是为怎么说呢，为填补某种空缺。”
“那我们抓他们，对吗？”
“对。”潘大勇吐出口烟，“因为如果放任，这种‘各取所需’会蔓延，会伤害更多的人。但抓完之后呢？那两个阿姨出来，还得面对医药费、生活费。那两个孩子出来，可能还是不敢面对真实的感情。”
“那我们能做什么？”
“做好我们该做的。”潘大勇拍拍他肩膀，“法律是底线，不是天花板。我们执行底线，但心里得明白，有些人的人生，早就破破烂烂了。”
那晚，赵铁柱在笔记本上写了很长：
“2003年8月20日，万通路扫黄。肖彩云五十八岁，为医药费卖淫；韦明丰二十二岁，为‘了解女人’嫖娼。一场交易，两头都是人生的困境。
“许春兰问能不能找人照看她瘫痪的老伴。我在想，如果我们没抓她，她今晚能赚一百块，能给老伴买点好吃的。
“潘所说‘法律是底线，不是天花板’。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句话的重量。我们维护了底线，但天花板上的漏洞，我们补不上。
“周大脑袋说，他给了肖彩云一包纸巾，因为她签完字哭了。这个莽汉，也有细的时候。”
写完这些，赵铁柱推开值班室的门，走到院子里。夜风吹过，带着远处稻田的气息。海平镇的夜晚总是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他开始理解潘大勇那句话：“派出所是社会最细的神经末梢，你得感受每一次颤动。”
今晚，他感受到了。
那些细微的、复杂的、无法简单定义的人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