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 邸报上的政令(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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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年九月十五,晨光熹微。

洛阳皇城东南角的邸报房里,已经弥漫开新墨与纸张混合的独特气息。这是一座青砖灰瓦的普通院落,若无人指认,谁也想不到这里会是整个帝国信息流转的心脏。院中正房五间打通,二十余名书吏正伏案疾书,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如春蚕食叶,连绵不绝。

正厅中央的长案上,堆放着三摞文书:左边是昨夜刚从中书省送来的政令抄本,中间是刑部、大理寺报送的典型案例,右边则是御史台、户部等衙门的简报。这些文书都盖着朱红的“急”字印——意味着最迟今日午后,就要变成印刷清晰、装订整齐的《邸报》,通过驿传系统发往全国各州府。

“张舍人,这是今日的头条。”一名年轻书吏捧着文稿快步走来。

中书舍人张澈抬起头。这位四十出头的主编,面容清癯,眼窝深陷,是那种典型的“文人官僚”。他接过文稿,扫了一眼,眉头微皱:“《漕运新制效益详录》……这标题太平了。改一改,就叫做——《漕丁增收三成,朝廷节支百万:详解漕运新制首年成效》。”

“是!”书吏飞快记下。

张澈继续翻阅其他文稿。有关于黄河防汛的总结,有太医署考校后续的报道,还有几条官员任免通知。他的手停在一份来自京兆府的简报上——那是关于昨日商事纠纷案判决的详细记录。

“这个要重点处理。”张澈敲了敲那份简报,“不单要登判决结果,还要附上法官的判词解读。让各州府官员知道,新兴商事纠纷该怎么判。”

“明白!”

院子里响起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那是印刷匠人在调试活字版。自从半年前朝廷设邸报房,采用改良后的活字印刷术,每旬一期的《邸报》就能稳定印制三千份,分发至全国三百余州府。与过去手抄邸报动辄延误数月相比,这已是天壤之别。

辰时三刻,所有文稿编审完毕。张澈拿着最终清样,快步走向隔壁的印刷间。这里蒸汽弥漫——不是真的蒸汽,而是墨汁和纸张散发的潮气。十二架改良后的木质印刷机一字排开,每架前站着两名匠人:一人负责上墨,一人负责铺纸压印。

“张舍人,都准备好了。”印刷监工是个独臂老兵,姓秦,说话时习惯性地挺直腰杆——那是军旅生涯留下的烙印。

“开印吧。”张澈将清样递给他。

秦监工接过,走到第一架印刷机前,高声朗读:“开元二年九月十五日,邸报第三十六期。头条:漕运新制效益详录……”

他每念一句,匠人们就将对应的活字从字盘中取出,排入版框。这是项精细活,一个错字就可能让整句话意思全变。但这些人已经干了半年,手法娴熟得像庖丁解牛。

当所有活字排完,秦监工亲自检查三遍,确认无误后,才点了点头。

“开印!”

墨辊滚过字版,留下均匀的墨迹。白纸铺上,压板压下,再揭开时,一行行清晰的文字已经印在纸上:漕运新制推行一年,总损耗率从千分之十二降至千分之五点三;漕丁总收入增加四成;朝廷节省漕运支出一百二十万贯……

第一份印好的《邸报》被送到张澈手中。他仔细检查了每个版面:头版是漕运报道,二版是黄河防汛总结,三版是商事案例解读,四版是官员任免和几条简短政令。排版疏密有致,重点突出,很符合他“政令清晰、案例生动、解读到位”的办报理念。

“装订吧。”张澈终于露出微笑。

巳时初,第一批装订好的《邸报》装箱完毕,送往前院的驿传处。那里早已等候着二十名驿卒,每人负责一个方向的传递路线。

“记住,”张澈站在台阶上,对驿卒们说,“这份邸报,最迟明日此时要送到京畿各州府,十日内要送到岭南、陇右。路上不得延误,不得损毁。”

“遵命!”驿卒们齐声应道,背起邮袋,翻身上马,向着不同方向疾驰而去。

马蹄声在清晨的街道上渐行渐远。张澈站在邸报房门口,望着驿卒消失的方向,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那些他亲手编排的文字,此刻正化作无数份相同的纸张,沿着帝国的驿路,流向四面八方。三天后,幽州刺史会在案头读到它;五天后,广州刺史会在市舶司里翻阅它;十天后,连牂牁郡新上任的别驾赵广,都能在边郡衙署里看到它。

这才是真正的“政令通达”。

同一时刻,函谷关驿馆的老驿丞陈平,刚刚送走一拨往长安去的官员。他回到大堂,就看见驿卒小跑着送来一个油布包裹。

“陈驿丞,邸报到了,这期的。”

陈平眼睛一亮。自《邸报》定期发行以来,每期送到,他都要第一个看——这已经成了他这个老驿丞最大的乐趣。他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裹,取出那份还带着墨香的报纸。

“哟,漕运的事……”陈平戴上老花镜——这是太医署新推广的物件,他花了一百钱买的——仔细阅读起来。看到“漕丁总收入增加四成”时,他忍不住拍案:“好啊!赵大那小子,如今可是校尉了!”

他继续往下看。黄河防汛的报道让他想起几个月前的夏汛,商事案例解读让他想起风雪夜里那个孙掌柜……这《邸报》上的文字,仿佛活了过来,与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人和事一一对应。

“老陈,看什么呢这么入神?”一个过路的商队首领凑过来。

“邸报,朝廷新出的。”陈平递过去,“你看这段,讲商事纠纷该怎么判。你们生意人,该好好看看。”

商队首领接过,越看眼睛越亮:“这个好!以后咱们签契约,就知道该怎么写了,打官司也知道该怎么打了!”

两人就着邸报聊了起来,从漕运谈到商事,从黄河谈到太医署。其他旅客也围过来,你一言我一语。一份《邸报》,竟让这座驿馆的大堂,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信息交流场。

而在千里之外的江南,苏州刺史沈明远——就是那位在考功簿上被记了一笔、差点被革职的官员——此刻正捧着刚送到的《邸报》,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邸报三版,那篇《从一桩香料合伙案看商事契约重要性》的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描述的案情与他去年强推“改稻为桑”导致纠纷的事何其相似!还有一段加框的点评:

“地方官员推行新政,当以劝导为主,不可强令。若为政绩而损害百姓利益,纵有显赫数据,亦非良吏。”

这段话像鞭子一样抽在沈明远心上。他放下邸报,在书房里踱步良久,终于提笔写了一份请罪书,主动要求削减自己今年的考绩等级,并承诺明年一定改正。

他不知道的是,这篇文章正是张澈特意安排的。作为邸报主编,他有权选择刊载哪些案例,如何解读。而他的选择标准很简单:要对官员有警示,对百姓有启迪,对治国有裨益。

九月二十,洛阳宫中。

司马柬正在翻阅新一期的《邸报》。他看得很仔细,不时用朱笔在边上批注。当看到那篇商事案例解读时,他点了点头。

“这个张澈,果然有见地。”他对侍立的中书令张华说,“将典型案例通过邸报传播,比发一百道公文都管用。官员看了知道该怎么做事,百姓看了知道该怎么维权,商人看了知道该怎么经营——一举三得。”

张华躬身道:“陛下圣明。自邸报定期发行以来,政令传达至少快了十倍。以往一个政策从中央到州县,层层转抄,常常走样。如今白纸黑字,谁也不敢篡改。”

“不仅如此。”司马柬放下邸报,“你看这漕运报道,数据详实,分析透彻。各州府的漕运官员看了,就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努力。这就叫‘树立标杆,传导压力’。”

他走到窗前,望着秋日晴空:“信息通畅,政令才能畅通;政令畅通,国家才能运转如臂使指。这邸报,就是帝国的神经网络。”

当天下午,司马柬召见了张澈。

“张舍人,邸报办得很好。”皇帝开门见山,“不过朕觉得,还可以更好。”

“请陛下示下。”

“第一,增加各州府的稿件。不能光是洛阳的消息,各州有什么好做法、好经验,也要登。比如凉州的学田制,淮南的贷牛法——让各地相互学习。”

“第二,设‘读者来信’栏。官员、百姓有什么建议、疑问,可以投稿。选中刊载的,给予奖励。”

“第三,”司马柬顿了顿,“每期邸报,留出版面,刊载一首《开元新声集》里的诗。让官员百姓在读政令之余,也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心跳。”

张澈一一记下,心中激动。作为文人,他深知这些举措的意义——那意味着《邸报》不再是单纯的政令传达工具,而将成为连接朝廷与地方、官员与百姓的文化纽带。

“臣定当尽力!”

走出宫门时,已是黄昏。张澈没有回邸报房,而是信步走到洛水边。秋风吹过,水波粼粼,岸边的柳枝已经泛黄。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地方为官,为了解朝廷动向,不得不四处托人打听,往往得到的还是过时的消息。那时他就想:要是有一个渠道,能快速、准确地把朝廷的声音传遍天下,该多好。

如今,这个梦想正在他手中变成现实。

远处的邸报房里,灯火又亮了起来。下一期的编辑工作,已经开始了。而这一期的《邸报》,正以每天六百里的速度,向着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传播。

在幽州,刺史刘毅正在组织官员学习漕运报道,谋划如何改进本州的粮运;在广州,市舶司的官员们热议着商事案例,准备修订对外贸易的契约范本;在凉州,官学祭酒将邸报上关于太医署的文章读给学生们听,告诉他们朝廷正在如何改善民生……

一份报纸,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改变着这个国家的治理方式。它让政令不再神秘,让案例不再孤立,让经验不再封闭。它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散落在广阔疆域上的州县,紧紧联系在一起。

而当夜幕降临,张澈回到邸报房时,秦监工正在指挥匠人们清洗字版。那些沾满墨迹的活字被一个个拆下,分类放回字盘,等待下一次使用。

“张舍人,”秦监工见他回来,咧嘴笑了,“今天印了三千一百份,创了新高。”

“好。”张澈点点头,目光扫过那些整齐排列的铅字。那些冰冷的金属小块,此刻在他眼中,仿佛有了温度。因为它们承载的,不再只是文字,而是一个时代的声音,一个国家的脉搏,一个正在变得更好的世界,最真实的记录。

窗外,秋虫啁啾。而邸报房里的灯火,将一直亮到深夜。因为信息的传递,永不停歇;因为这个国家的故事,每天都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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