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元年二月，尚书省政事堂内气氛肃穆。一场关系帝国中枢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正在这里酝酿。
辰时刚过，中书令张华、尚书令裴秀、门下侍中贾充，以及六部尚书齐聚政事堂。每个人都神情凝重，面前摊开着新拟定的《三省职权调整章程》草案。而在主位，司马柬身着常服，正在听取各人意见。
“陛下，”张华率先开口，“草案中将中书省拟定诏令、尚书省执行、门下省审核封驳的职权划分更加明确，此乃善政。然臣有一虑：若中书省所拟诏令，门下省频繁封驳，恐致政令不畅。”
门下侍中贾充闻言，立即反驳：“张中书此言差矣。门下省封驳之权，乃为朝廷纠错防失。若中书省所拟诏令完善，门下省岂会无故封驳？”
眼看两位重臣要争执起来，司马柬抬了抬手：“二位爱卿之意，朕都明白。门下省确有封驳之权，但朕希望，这种封驳是在诏令起草阶段就参与进去，而非事后否决。”
他转向众人：“朕的想法是，建立‘政事堂联席会议’制度。凡重大政令，三省主官需在政事堂共同商议，中书省拟稿，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提出执行意见。三方达成共识后，再呈报御前。如此，既可保证政令质量，又可提高效率。”
这话一出，众人眼睛一亮。这种“事前协商”的模式，确实比事后纠错更加高效。
“陛下圣明！”裴秀赞道，“如此，三省既各司其职，又能协同配合。政令的制定、审核、执行形成闭环，既可避免推诿扯皮，又可防止专权滥权。”
“正是此意。”司马柬点头，“另外，朕决定强化政事堂的议事功能。自下月起，政事堂每旬举行一次扩大会议，除三省主官、六部尚书外，各寺监主官、御史中丞、翰林学士等皆需参加。凡涉及多部门的政务，皆在政事堂议定，避免各部门各自为政。”
这又是一个重大变革。传统的中央决策往往局限在少数重臣之间，现在扩大到各职能部门长官，将使决策更加全面、更加贴近实际。
“陛下，”吏部尚书王浑问道，“参加政事堂扩大会议的官员，品级不一。若意见相左，当以何人为准？”
“以理为准，不以品级为凭。”司马柬明确回答，“在政事堂议事时，五品官若言之有理，一品大员也需倾听。朕要听的是真知灼见，不是官场套话。”
这话掷地有声，在座官员无不震动。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央决策将更加开放、更加务实。
会议进行到午时，基本议定了三省职权调整的具体方案。但司马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宣布。
“诸位爱卿，新政推行，需才孔急。”他取出一份名单，“朕拟提拔一批官员，进入三省六部担任要职。这份名单，请诸位议一议。”
名单在众人手中传阅。当看到名单上的名字时，许多老臣都露出了惊讶之色——名单上的二十余人，大半出自寒门，或虽出身世家但名声不显。其中更有数人，是近年科举选拔出来的新科进士。
“陛下，”张华斟酌着词句，“这些人……才学或许不错，但资历尚浅，经验不足，直接进入中枢，恐怕……”
“恐怕什么？”司马柬平静地问，“恐怕他们不懂官场规矩？还是恐怕他们动了某些人的位置？”
这话直指要害，张华一时语塞。
司马柬站起身，走到窗边：“太康年间，父皇推行科举，就是要打破门阀垄断，让寒门子弟有出头之日。如今十余年过去，也该看到成果了。”
他转身看着众人：“这些名单上的人，朕都亲自考察过。有的在地方任县令，政绩卓着；有的在格物院研究，成果斐然；有的虽年轻，但思维敏捷，见解独到。让他们进入中枢，不是要取代诸位，而是要注入新鲜血液。”
裴秀沉吟片刻：“陛下所言有理。中枢若全是老面孔，难免因循守旧。引入新人，确实能带来新气象。但臣建议，可先让他们担任副职，熟悉政务后再委以重任。”
“裴尚书此议稳妥。”司马柬点头，“那就照此办理。这些人先任侍郎、郎中、主事等副职，参与政事堂会议，熟悉中枢运作。三年后，再根据表现调整。”
这个折中方案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会议结束后，名单上的人员调动方案便正式确定。消息传出，在朝野引起了不小震动。
三天后，第一批提拔的寒门官员到政事堂报到。为首的是原杭州县令李岩，三十八岁，出身寒门，太康十年进士。他在杭州任县令五年，兴修水利，整顿治安，政绩考核连续三年“上等”。
“臣李岩，参见陛下。”李岩躬身行礼，态度恭敬但不卑不亢。
司马柬打量着他：中等身材，面容清瘦，眼神沉稳。“李爱卿，朕看过你在杭州的政绩奏报。你推广的新式水车，使当地灌溉效率提高了三成，百姓称颂。说说看，你是如何想到这个主意的？”
李岩答道：“回陛下，臣到任后走访乡间，发现农民提水灌溉极为费力，便想到了格物院出版的《水利器械图录》。其中有一种翻车，可连续提水。臣与当地木匠一起改良，简化结构，降低成本，便有了如今的新式水车。”
“很好。”司马柬赞许，“能将格物院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造福百姓，这才是官员该做的事。从今日起，你任工部水司郎中，专司全国水利器械推广。”
“臣谢陛下隆恩！”李岩激动地叩首。
接着是一位更年轻的官员，名叫陈衍，二十七岁，开元元年新科进士，出身商贾之家。他在科举中的策论题目是《论海运与国运》，见解独到，被司马柬亲自点为二甲头名。
“陈衍，你那篇策论朕看了三遍。”司马柬说，“你提出在沿海设立‘海贸专司’，统一管理海外贸易，避免地方各自为政。此议很有见地。”
陈衍恭敬道：“陛下谬赞。家父常年经营海贸，臣从小耳濡目染，知道如今海贸虽盛，但管理混乱，税赋不一，走私频发。若能设立专司统一管理，既能增加朝廷收入，又能规范贸易秩序。”
“朕已经准了你的建议。”司马柬微笑道，“户部下月将设立‘海贸司’，你任主事。好好干，把你纸上写的，变成实际可行的制度。”
“臣必竭尽全力！”
一个上午，司马柬接见了十余名新提拔的官员。每个人的背景、专长、政见，他都了然于胸。这让在场的老臣们暗自心惊——新皇对人才的了解和重视，远超他们的预期。
午膳后，政事堂举行了首次扩大会议。除了三省六部主官，新提拔的官员、各寺监长官、御史台、翰林院代表共五十余人参加。议题是讨论开元元年的施政重点。
按照新规，会议由张华主持，但任何人都可发言。起初，老臣们还有些矜持，但很快，气氛就活跃起来。
当讨论到常平仓改革时，新提拔的户部主事赵明——一位原在河南郡管理常平仓的官员——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臣以为，常平仓不仅要平抑粮价，还可成为调节农业生产的工具。比如在江南推广双季稻，常平仓可提前收购承诺，让农民放心改种。”
“此议甚好！”司马柬立即肯定，“具体方案，赵主事三日内呈报。”
讨论到边疆治理时，刚从北疆调回的兵部郎中刘武发言：“陛下，臣在朔方三年，深知草原部落最重实际。与其用兵威慑，不如用利益绑定。如今羊毛贸易已初见成效，臣建议进一步深化，让草原部落从生活到生产，都离不开与大晋的贸易。”
“如何深化？”司马柬问。
“比如，我们可以提供优质种羊，提高羊毛产量；可以传授毛纺技术，让他们自己也能加工部分羊毛；还可以在草原设立兽医站，帮助他们防治牲畜疫病。”刘武显然深思熟虑，“当他们发现，跟着大晋走，牛羊更壮，日子更好，自然就会真心归附。”
这番话引发了热烈讨论。老臣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新提拔的官员，虽然年轻，但思路开阔，见解务实，提出的建议往往能切中要害。
会议从午后一直开到黄昏。结束时，司马柬总结道：“今日之会，让朕看到了新政的希望。三省新格局，就是要让这样的声音能够传上来，让这样的建议能够被采纳。从今往后，政事堂就是朝廷的大脑，要集思广益，要务实创新。”
他环视众人：“开元元年，是承前启后之年。我们要做的，不是推翻重来，而是完善提升。三省协同，新旧融合，这就是朕想要的新格局。”
夕阳西下，官员们陆续离开政事堂。许多老臣走在宫道上，还在低声讨论今日的会议。他们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真的开始了——在这个新时代里，资历不再是唯一的资本，才干和见解才是真正的通行证。
而在政事堂内，司马柬独自站在那幅巨大的疆域图前。图上，从洛阳辐射出去的每条线，都代表着一条政令、一项政策。现在，这些政令的制定和执行，将更加高效、更加务实。
他知道，三省新格局只是开始。接下来，要让这个新机制真正运转起来，要让那些新提拔的官员真正发挥作用，要让开元之治真正开一个好头。
窗外，二月的晚风还带着寒意。但在这政事堂里，一个新的决策中枢已经成型，正蓄势待发，准备引领这个帝国，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而历史将记住，开元元年二月，在这座政事堂里，一个王朝的中枢权力结构完成了重要的调整与革新。这不仅是制度的变革，更是治国理念的进步——从少数人专权到集体智慧决策，从门阀垄断到才俊辈出，从因循守旧到务实创新。
新的格局，已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