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5日，周六上午，东四胡同办公室。
窗外蝉鸣一阵高过一阵。面前摊开着李薇昨晚十一点发来的《助学网筹备报告v2》。
二十三页a4纸用订书机整齐装订，封面是浅蓝色卡纸，上面手写了标题和日期——李薇的习惯，她总说打印的文字太冰冷，手写的有温度。
翻开第一页，是目录。条目清晰：
一、项目背景与意义（2页）
二、目标用户画像分析（3页）
三、功能模块设计（5页）
四、运营方案与流程（4页）
五、技术实现评估（3页）
六、风险分析与预案（4页）
七、第一阶段试点计划（2页）
很完整，很系统。能看出李薇团队这周熬了不少夜。
但我越往下看，眉头皱得越紧。
问题太多了。而且每一个问题，都不是能靠“先知”解决的——那些关于人性的顾虑，关于制度的障碍，关于信任的建立，都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一点一点去磨。
我拿起红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
翻到第三页，“目标用户画像”部分：
典型用户1：王小雨（化名），女，15岁，高州县第一中学高一学生。父亲车祸致残，母亲在服装厂打工，月收入800元。弟弟读小学。王小雨成绩年级前20，想考师范院校，但家庭无法承担高中学费（每学期600元）。
红笔批注：“信息太具体，即使是化名也有被识别的风险。建议：模糊化处理——‘某县一中高一女生，家庭突发变故致经济困难，学业优秀但面临辍学风险’。”
翻到第五页，“功能模块设计”：
红笔批注：“支付页面跳转涉及金融牌照和银行接口，第一阶段不可行。记录学生编号→通过银行转账/邮局汇款至指定账户→上传汇款凭证→人工审核后标记‘已资助’。”
我的笔尖在这里停顿了片刻。这些细节看似琐碎，却决定了信任能否建立。而信任，正是支付系统的基石——助学网不仅是公益，更是星海未来金融生态的“信任试验田”。必须从一开始就做到极致透明。
翻到第八页，“隐私保护方案”：
学生照片：使用正面免冠照，但尺寸缩小至100x100像素，面部做轻度马赛克处理。
红笔批注：“仍有风险。建议：不放正面照片，使用背影、侧影，或统一卡通头像。核心原则：任何情况下，不能让学生因为被资助而感到羞耻或压力。”
翻到第十二页，“风险分析与预案”：
风险3：捐款被挪用。预案：要求受助学校提供学费收据照片，定期公示。
红笔批注：“学校可能不愿配合或流程繁琐。建议：资金不经过学校，直接支付给相关机构（如教育局指定账户）或供应商（如书店购买教材、食堂充值饭卡）。核心是‘专款专用’，可追溯。”
我一页页批注，红笔在纸页上划出线条，写下建议，圈出问题。阳光从东窗斜射进来，在纸面上移动，把红色的墨迹照得发亮。
批注完最后一页，我合上报告，闭眼，用手指按压太阳穴，那里有根筋在隐隐跳动。
站起身，走到窗边。
胡同里，卖油条的大爷今天出摊了——周六的生意比平时好。几个老顾客围在摊前，说说笑笑。
一个母亲牵着孩子走过，孩子手里拿着刚买的油条，吃得满嘴泛油，母亲用纸巾轻轻擦着，眼神温柔。
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一根油条五毛钱，一碗豆浆三毛钱，一天的早餐就解决了。但对于报告里那些孩子，这可能是他们一天的生活费。
助学网要做的，就是让那些连油条都舍不得买的孩子，也能有读书的机会。
但怎么做？怎么在保护隐私和建立信任之间找到平衡？怎么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架起桥梁？
手机震动，是李薇打来。
“田总，刘静老师来了。在会议室，刚到。”
“好，我过来。”
推开会议室的门，李薇在窗边接电话。刘静坐在桌前，头发整齐梳在脑后，露出光洁额头，不施粉黛，面容温和。
最特别是眼神——没有5月份见面那种焦虑；是教师特有的耐心，像能包容孩子所有错误和任性的眼神。平静，专注，不急着判断，先听你说完。
刘静站起身，微微点头：“小田总，您好。又见面了。”声音很轻柔，像怕惊扰什么。
“静姐，请坐。”我示意她坐下，“高哥跟我说了。你是怎么考虑的？”
刘静坐下，双手平放膝盖上，姿态端庄，“我从毕业就在老家教书，九年带过三届毕业班。从怀上孩子到高凯五岁，都没间断过。”
她说这些时平静语气。
“后来跟着高军来了北京，我就辞了工作。现在孩子上学有人接送，我就闲下来了。”她顿了顿，补充，“我想找点事做闲不住。教了这么多年书，突然停下来，心里空落落的。”
“为什么想参与助学网这项目？”我问。
刘静想了想，没有立即回答。她看向窗外，眼神变深远，像在回忆什么。
“两个原因。”她终于开口，声音更轻，“第一，我自己是老师，见过太多聪明但家境困难的学生。有些孩子真的很有天赋，一点就通，作文写得灵气十足，但因为家里供不起，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我记得有个女生，作文全县比赛一等奖，但中考后就没再读书——父亲生病，她要去深圳的工厂。”
她停顿一下，手指无意识在膝盖上画圈。
“我去家访过。她家在一个山坡上，三间土房，下雨会漏水。她送我下山时说：‘刘老师，我喜欢读书，但我是老大，得帮家里。’我说可以申请助学金，她说：‘那要写申请，要村里盖章，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家穷。我弟还在学校，我不想让同学笑话他。’”
刘静转头，看着我：“那时我就想，如果有种方式，能帮到这样的孩子，又保护他们的尊严，该多好。”
会议室安静几秒。窗外蝉鸣声传进来，更衬得室内安静。
“第二呢？”我问。
“第二，”刘静笑了，笑容里有种朴素的真诚，“我想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不单单是为了赚钱——当然，钱也很重要，要生活。但更重要的是，真的能帮到人。高军说这项目是纯公益的，我觉得很适合我。”
她顿了顿，补充：“而且我做过老师，懂教育，懂孩子，也懂怎么和家长沟通。这些经验，也许能用上。”
我看着她。眼神清澈，语气真诚，没有那种刻意表现的爱心情怀，只有基于职业经历的朴素同理心。这样的人，往往比满腔热血但缺乏经验的人更可靠。
“这项目会很琐碎。”我坦诚，不打算美化，“要跟家长沟通，解释为什么要在网上公布信息，解释怎么保护隐私；要跟学校协调，拿到学生资料，又要确保不违反规定；要审核每一份申请，判断真伪和紧急程度；要跟踪资助后的反馈，确保钱用到该用的地方。”
我看着她的眼睛：“而且因为是公益项目，薪资不会很高。虽然公司会按岗位给，但没有项目奖金，没有分红。”
“我明白。”刘静点头，表情平静，“高军都跟我说了。我不在乎薪资多少，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值得做。而且”
她犹豫一下，继续说：“而且我觉得，这件事不能只靠热情，要靠专业和耐心。我做了九年老师，最有耐心的就是耐心。”
“那时间呢？孩子还是需要照顾吧？”
“我可兼职。”刘静说，“孩子上学时间是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我可在期间全职工作。如需要加班，我可把工作带回家做——孩子写作业时，我可在旁边工作。周末如果需要，我也可来，孩子可去兴趣班或图书馆。”
李薇插话：“助学网的工作性质确实比较灵活，不一定非要坐班。而且前期主要是调研和方案设计，九月份才会正式启动，那时正好开学。”
我想了想。刘静的条件很合适：有教育背景，懂孩子和家长心理，有时间，有耐心，且态度务实。
“好。”我说，“那刘老师，这项目就拜托您了。李薇会跟您交接，前期主要是调研和方案设计，九月份才会正式启动。您可从下周开始，先熟悉资料，然后和李薇一起去高州县实地走访一次。”
“谢谢田总。”刘静露出笑容，那笑容很温暖，像冬日阳光，“我会尽力的。另外”
她犹豫一下，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拿出笔记本，翻开。“其实我昨晚看了一些资料，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请讲。”
“我觉得，助学网不能只解决钱的问题。”刘静说，语气变认真，“有些孩子，特别是高中生，面临的不只是经济压力，还有心理压力——觉得自己是家庭负担，觉得接受帮助丢人，甚至因此产生厌学情绪。”
她在笔记本上画简单图：“钱是‘硬件’，心理支持是‘软件’。如果我们只给钱，不给‘软件’，可能效果会打折扣。”
“你的具体建议是？”
“可设计‘导师计划’。”刘静眼睛亮起来，“邀请大学生或职场人士，一对一或一对多地与受助学生建立联系，不一定是经济资助，更多的是精神支持和学业指导。比如每月通一封信，解答学习问题，分享大学生活，让孩子看到希望。”
她顿了顿，补充：“当然，这需要严格筛选导师，保护隐私，而且要自愿原则。但这可能是比钱更珍贵的东西——让孩子知道，有人在乎他们的未来。”
我看着刘静，心里某个地方被触动。
这就是专业的力量。她不仅看到问题，还看到问题背后的问题；不仅想到解决方案，还想到了解决方案可能带来的新问题。
“这想法很好。”我说，“但我们要分阶段。第一阶段先解决钱的问题，把流程跑通，建立信任。第二阶段再考虑‘导师计划’这样的增值服务。不过你可把这想法记下来，作为未来方向。”
“好。”刘静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
送走刘静后，李薇对我说：“刘老师人真好。有她负责，我就放心了。”
“嗯。”我点头，“但你要帮她搭建团队。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多事。”
“明白。我已物色人选，想招刚毕业的大学生，有热情，有耐心，最好是师范或社会学背景。”
“可以。”我说，“另外，技术团队那边，王工又抽调了两人。三周内要出第一个版本，你盯紧进度。”
“好。”
回到办公室，我继续处理邮件。
积压的邮件像秋天的落叶。有一封是张汝京发来的，关于芯片厂人才引进与专利布局的进展。
我点开，邮件不长，但每句话都有分量：
浩彣：
一、首批核心技术人员招募进展顺利，目前确定的85来自台积电，技术实力毋庸置疑，但这也带来潜在风险——专利壁垒与竞业限制问题已初步浮现。
二、我们已启动三项预案：
与赵振的法务团队合作，设计技术路径规避台积电核心专利；
建立“技术来源追溯与隔离机制”，确保研发过程合规；
与清华微电子所达成初步意向，共建“本土人才培养与实习基地”。
三、建议：
加快与清华的合作推进，您九月入学后可协助牵线深化；
设立专项风险准备金，用于应对潜在专利诉讼；
在组建团队时即签订严格的知识产权承诺与保密协议。
此事关乎长期生存，宜早布局。芯片之路从无坦途，但总要有人走。
张汝京
我盯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悬停。
专利诉讼——这四个字在我记忆里重如千钧。前世中芯国际两次与台积电的专利战，几乎耗尽了早期发展的元气。这一世，必须提前筑起护城河。
但更让我在意的，是最后那句话：“总要有人走。”张汝京说过不止一次。这话里有理想主义的悲壮，也有实业家的清醒。
我回复邮件：
张博士：
一、完全同意您的判断。人才是根本，但合规是生命线。
二、建议立即做三件事：
成立专利分析小组，对台积电已公开专利进行全面梳理，绘制“技术安全区地图”；
启动“备份人才计划”，从欧洲、新加坡等地招募有经验的非台系工程师；
与清华的合作我来推进，可择期安排第一次三方会谈（星海、中芯、清华微电子所）。
三、资金方面：
专利风险准备金可由星海追加投资储备金中划拨200万美元专项；
清华合作项目的启动资金，我想办法协调教育部门的产学研基金。
四、长期看，必须建立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可否考虑与国内研究所联合申请国家重大专项？我通过陈丽婉老师可尝试牵线科技部。
此事关乎国运，再难也要做下去。
田浩彣
写完邮件，我反复看了三遍，确认语气坚定但不冒进，点击发送。
邮件飞向上海，飞向那个刚刚奠基的芯片工厂。
窗外，天色渐暗。夏日的黄昏来得迟，但终究会来。
西边天空染上一层橘红色，像有人用蘸颜料的画笔在天边轻轻涂抹。
我忽然想起1993年那个夏天，从医院回家的那个黄昏。
站在老家阳台上，看着夕阳下金色的稻洋，心里充满惶恐和迷茫。
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能改变什么，甚至不知道这重生的意义是什么。
七年过去了。
我不再惶恐，不再迷茫。
有的只是责任，和前行。
但有时，责任太重，也会压得人喘不过气。
芯片要布局，游戏要重做，支付要试验，助学网要耐心所有这些，都需要我平衡，需要我决策，需要我承担后果。
手机响了，是王工。
“田总，技术架构文档初稿完成了。”他声音听起来疲惫但满足，“陈星和吴志豪熬了两个通宵，把《the legend of ir 2》的经济系统和反外挂方案都写进去了。您要不要看？”
“发我邮箱。”我说，“另外，团队现在多少人？”
“十八个了。今天又来了三个新人，两个程序员，一个美术。美术是央美毕业的，画过漫画，对游戏角色设计很有想法。”
“好。继续招，重点是数值策划和客户端程序。张涛什么时候能全职？”
“下周一。他今天下午已把目标的交接工作做得差不多了，说周末加个班就能完事。”
“那就好。”我顿了顿，“对了，下午把大家召集一下，我简单说几句。”
“现在吗？”
“现在。”
五分钟后，游戏事业部临时办公室里，人头攒动。
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靠在墙边。空气里混合着咖啡、汗水和纸张的味道。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疲惫，但眼睛里都有光——那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会发出的光。
！我站在白板前，看着这一张张年轻的脸。陈星推了推眼镜，镜片上反射着白板的光；吴志豪靠在墙角，手里转着一支笔，像在模拟数值曲线；新来的美术是个扎马尾的女生，手里拿着素描本，眼神好奇地打量着周围。还有王工，他站在角落，像个守护者。
“打扰大家几分钟。”我开口，声音在安静房间里显得清晰，“我知道大家最近很辛苦，尤其是陈星和吴志豪，连续熬了两个通宵。”
陈星不好意思地笑。吴志豪说：“没事，习惯了。在台湾做游戏时，通宵是常态。”
“但我想说的是，”我继续，“辛苦不是目的，只是过程。我们的目的是做出一个好游戏——一个能让玩家沉浸其中，能让我们自豪的游戏。”
我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困难。技术难题，人才短缺，资金压力，竞争激烈。”
房间里安静下来。
“但我们有他们没有的东西。”我在白板上写下两个字：“纯粹”。
“我们做游戏，不是因为它能赚钱——虽然它确实能赚钱。我们做游戏，是因为我们相信，游戏可以是一种艺术，一种社交，一种让千万人连接的方式。”
我转身，看着他们。
“陈星，你为什么要做游戏？”
陈星愣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因为我小时候玩《仙剑奇侠传》时哭了。那时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做出一款让人感动、让人记住的游戏，该多好。”
“张涛，你呢？”
张涛想了想：“因为我觉得，网游是未来。单机游戏是一个人的世界，网游是成千上万人的世界。而创造一个世界这很酷。”
“吴志豪？”
吴志豪说：“因为数学很美。游戏数值是一个完美的数学系统，它要平衡，要公平，要让玩家在规则内找到乐趣。这就像设计一个微型社会，很有挑战。”
我点头，放下马克笔。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不是因为‘这行赚钱’才来的，我们是因为‘喜欢’才来的。而喜欢，是最持久的动力。”
“但光有喜欢不够。”我说，“还要有专业，有耐心，有面对失败的勇气。未来几个月，我们会遇到无数问题——代码写不出来，设计被推翻，测试出bug，数据不如预期。到那时，希望你们还记得今天的感觉：那种想创造一个世界的感觉。”
我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看过去。
“好了，就说这些。大家继续工作吧。周末了，早点回去休息。下周一，我们正式开干。”
散会后，王工留下。
“田总，”他递给我一份文件，“这是初步的人力成本测算。按现在的团队规模和薪资水平，一个月的人力成本是二十二万。”
我接过文件，看那个数字。
二十二万。一个月。
这还不算办公场地、设备采购、服务器租用、市场推广等其他费用。如果团队扩充到计划的二十五人，月成本会超过三十万。
“压力很大吧？”王工看着我。
“嗯。”我诚实点头，“但必须投。”
“我知道。”王工顿了顿，“其实我最近也在想，我们是不是太激进了。芯片要钱，游戏要钱，助学网要钱，音乐业务虽然赚钱但都投进去了。万一哪个环节出问题”
“那就解决问题。”我说，“王工，你知道创业最怕什么吗？”
“什么？”
“最怕的不是犯错，而是因为怕犯错而不敢行动。”我看着窗外渐暗的天空，“所有的创新，所有的突破，都是在试错中完成的。我们要做的，不是避免所有错误——那不可能。而是快速试错，快速调整，快速学习。”
王工沉默一会儿，然后笑：“有时我觉得，我才是十六岁这个。”
我也笑：“可能我心理年龄比较老吧。”
窗外已完全黑了。
胡同里的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晕吸引着飞虫。
“走吧，下班了。”我说，“你也早点回去休息。下周开始，就没这么轻松了。”
王工离开后，我独自在办公室坐一会儿。
从抽屉里拿出新的笔记本——那种硬壳的、纸张厚实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纸面光滑，在灯光下泛微光。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迟迟未能落笔。
我在想，这次韩国之行，到底应该设定什么目标？
不是谈判桌上的目标——那些可以和高军、王工一起制定。而是更深层的，属于我个人的目标。
我想起1994年第一次来北京。那时我十岁，包里装手稿和乐谱，心里装着一个孩子试图挣脱束缚的倔强。
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时，其实没有那么笃定，但我告诉自己：这是第一步，必须迈出去。
六年过去了。
现在我要去汉城，包里会装着星海的数据、音乐的蓝图、游戏的方案。心里装的，是一个创业者试图连接两个国家、两种文化的野心。
！这六年，我变了多少？又有什么没变？
笔尖落下。
“韩国之行，三个目标：”
“第一，理解韩国娱乐产业的运作逻辑。不只是s，是整个系统——练习生制度、偶像培养、内容生产、海外扩张。他们如何把文化变成商品，又如何让商品承载文化？”
“第二，找到星海在亚洲的定位。我们是什么？也许是桥梁，也许是翻译者，也许是新物种。这问题没有现成答案，需要我们自己定义。”
“第三，为《the legend of ir 2》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合作模式。不是简单的代理，是能让我们掌控命运的模式。源代码、改编权、运营权、收益分配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生死。”
写完这三行，我停下笔。
第三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也许这次韩国之行也找不到答案。但至少，我要开始问这个问题。而且要问得具体，问得深入，问到对方也不得不认真思考。
合上笔记本，锁进抽屉。
胡同里的路灯很亮，把我的影子投射在墙上，拉得很长，像一个沉默的巨人。
卖油条大爷的推车就锁在屋檐下，用油布盖得严严实实。
我慢慢走着，让思绪沉淀。
大约七天后，汉城。那里有李秀满，有朴振荣，有actoz，有《传奇》。
那里有未知的谈判桌，陌生的文化，复杂的利益博弈。那里有工业化打造的偶像，有精心计算的商业模式，也有像我一样试图抓住未来的人。
我必须去。
因为商业就是这样——你主动，不一定能赢；但你不主动，一定会输。而输的代价，可能是错过一个时代。
走到招待所，屋里很安静，只有冰箱的嗡嗡声。
我烧了水，泡了杯茶——还是母亲寄来的老荫茶，茶叶在热水中舒展，释放出熟悉的香气。
端着茶杯，我走到窗边。
远处国贸的高楼灯火通明，像一座座发光的积木，那是另一个世界——金融、资本、跨国公司的世界。
那里的人用英语打电话，用excel做模型，用ppt讲故事。那里有我的未来，但不是全部。
而我要做的，是在这万家灯火中，点亮一些特别的灯——不是最亮的，但要是最持久的。
就像助学网，它可能只照亮几十个孩子，但那道光，能照进他们心里。
就像游戏，它可能只是虚拟的世界，但那份快乐，是真实的。
就像芯片，它可能只是小小的硅片，但那里面，有一个国家的未来。
所有这些，都要一步一步来。
不急，但不能停。
因为时间，从来不等人。
而八月，才刚过去五天。
夜深了。
我关掉台灯，让窗外的月光洒进来。
月光如水，洗去疲惫。忽然想起县城夏夜，一家人围坐分瓜的时光。如今守护的方式，是走出去，建造更大的屋檐。
路还长，但至少今夜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