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29日，周六，东四胡同三层会议室。
（上午9点50分）
我站在会议室门外，手放在门把上，停顿了三秒。
门后传来隐约的交谈声、椅子挪动声、纸张翻动声。
高军应该已经到了，他在重要会议前习惯提前半小时检查设备。赵振可能在最后核对法律文件。王工或许在调试视频会议系统。李薇和张颖应该正在交换对那份规划的看法。
而我手里的这份《星海集团2000-2003年战略规划》，此刻重得像一块铁。
二十页纸。七天思考。无数次自我质疑。还有那些尚未说出口的、关于动机复杂性的坦白。
深呼吸。推门。
门开的瞬间，会议室里的声音骤然降低，所有人的目光转向门口。
长桌两侧已经坐满。
高军在左侧首位，眉头微锁，手指无意识地在规划封面上敲击——那是他陷入深度思考时的习惯。
赵振在旁边快速书写，法律人的严谨让他先列问题再听解答。
王工盯着技术架构那几页，嘴唇微动，像是在心算服务器负载。
右侧的张颖面前摊开财务报表，计算器屏幕亮着。
李薇的规划页边写满批注，市场人的敏感让她对每个细节都要追问。
投影幕布亮着今日议程。远程接入的指示灯闪烁着——杨峻荣、周生、陈虎都已在线。
“大家早上好。”我的声音比预想中平稳。
“感谢大家在周六过来。”我走到主位，没有立即坐下，“今天这个会，可能会很长。但有些话，我想在开始前先说。”
目光扫过每一张脸。这些面孔，有的从1996年就跟着我，有的在关键时刻加入，有的正用专业眼光审视我这个十六岁的决策者。
“这份规划，”我举起手中的文件，“是我过去七天思考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它是我尝试抛开所有‘揣测’，仅基于现状、逻辑和我们能力所做的独立判断。”
会议室里很安静。
“它不完美。可能有计算错误，可能有逻辑漏洞，可能对风险预估不足。”我顿了顿，让接下来的每个字都清晰可辨，“还可能在动机上不够纯粹。”
最后半句话让空气凝滞了一瞬。高军抬起头，眼神复杂。李薇的笔尖停在纸上。
“所以今天，这不是一场宣讲会，而是一场辩论会。我需要你们用最苛刻的眼光审视它——不只是商业逻辑，还包括价值逻辑。我们要共同回答三个问题：”
我竖起手指：
“第一，这个战略在商业上是否成立？”
“第二，它在执行上是否可行？”
“第三——”我加重语气，“它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脚？”
说完，我坐下。
空调的嗡嗡声此刻格外清晰。咸鱼墈书 首发
（上午10点15分）
高军站起身，开始上半年数据汇报。
这些数字曾是我们四年深耕的成绩单，今天却成了背景板——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需要现在利润几十倍资金支撑的未来。
高军讲完时，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克制的沉默。每个人都明白那个未被说出的潜台词：现有的成功，不足以支撑我们要走的路。
我点击遥控器。
ppt翻到那页标题：《星海集团2001-2003年战略规划》——为芯片输血，构建可持续现金牛。
“那么，我们开始。”我说。
（上午10点40分）
讲解持续了四十分钟。
我从宏观环境讲到我们的瓶颈，从三条业务线的设计逻辑讲到时间表的残酷，从资源需求讲到风险矩阵。每一个判断，我都试图呈现背后的分析过程——不是“因为我知道会成功”，而是“因为数据显示”“因为逻辑推导”“因为机会窗口在这里”。
当我讲到游戏业务时，王工举手了。
“田总，三个问题。”他的直率让气氛陡然紧绷，“第一，无经验组建百人团队，时间成本？第二，《the legend of ir 2》韩国数据是否值得赌？第三，免费模式从未验证，玩家接受度？”
问题像三把手术刀，精准切入要害。
我一一回应，坦诚概率：团队组建三个月，成功率60；韩国数据中等但有潜力；免费模式是冒险也是机会。
“我需要明确授权和资源。”王工说。
“你会有的。”我承诺，“但每个里程碑都要评审。”
高军接着发问，焦点在现金流：“初期投入2,000万，占现金流40。安全垫将降至3,200万，只够支撑8-10个月。如果游戏延期或不达预期”
他没说完，但所有人都听懂了后半句：我们会死。
张颖立刻补充：“分批拨款可控制在500万内，但压力依然巨大。必须有融资预案。”
“有的。”我翻到融资部分，“游戏业务单独融资，引入战略投资，降低风险且不稀释芯片股权。”
赵振点头：“法律架构可以实现。但需确定估值和出让比例。”
“这些细节会后定。”我说，“现在请告诉我——这个方向，是否值得冒险？”
沉默。
然后林浩开口了，声音里带着某种兴奋：“音乐和游戏的结合，想象空间很大。不只是代言，可以做虚拟音乐节、艺人皮肤、玩家创作这些能极大增加粘性。”
“会后请出详细方案。”我记下，“关键是可落地。”
讨论开始升温。从“要不要做”渐渐转向“怎么做”。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上午11点30分）
讲到支付系统时，风暴来了。
“助学网很有社会价值。”李薇先肯定，然后转折——那个“但是”来得毫不意外，“但商业价值呢？公益捐款频次低、金额小。投入500万，何时收回成本？更重要的是——”
她停顿，看我一眼，然后抛出那颗早已准备好的炸弹：
“规划里提到动机的反思。田总，恕我直言——如果我们用公益做商业跳板，一旦舆论发现，反噬会是毁灭性的。这个社会，最痛恨的就是‘公益营销’。”
炸弹引爆了。
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被抽空。所有人都停下动作，目光在我和李薇之间来回。
高军眉头紧锁。赵振放下笔。王工身体前倾。张颖的手指停在计算器上。远程接入的画面里，杨峻荣和周生也静止了。
我深吸一口气。
该来的，终于来了。
“李薇问到了最核心的问题。”我的声音在绝对安静中显得异常清晰，“先回答商业价值——助学网第一年肯定收不回成本。它的核心价值不是直接盈利，而是用可控成本购买三样东西：银行信任、用户数据、道德品牌资产。这三样，是我们商业支付能否成立的关键。”
“至于动机”我让这个词在空气中悬停片刻，“我承认，做助学网有混合的动机。我们想帮助那些孩子，这是真的。我们也想打通支付通道，这也是真的。”
坦白的重量，比想象中更沉。
“这种混合让我不安。”我继续说，目光扫过每个人，“深夜思考时，我质疑过自己——这是不是一种傲慢？以为可以用‘结果正义’辩护一切手段？”
“但最终，我得出两个结论：”
我竖起第一根手指：
“第一，动机可以混合，但执行必须纯粹。助学网的资金必须零接触——我们不经手钱，只做信息匹配和技术服务。流程必须全透明——每一笔捐款流向可查，每一个学生进展可追。如果需要管理费，必须公示——比例公开，用途公开。”
第二根手指：
“第二，我们必须主动告知这种关联。星海是一家商业公司，我们有公益项目，也有盈利业务。我们不隐藏，不包装，不把公益当遮羞布。我们要做的，是用商业的效率做好公益，用公益的信任反哺商业——但前提是，两边都做到极致透明。”
说完，我看向赵振：“法律上，如何确保？”
赵振思考了几秒：“成立独立公益监事会，邀请教育界人士、媒体代表、捐助者代表加入，监督资金流向。网站首页设‘透明中心’，实时公布所有数据。每年第三方审计，公开报告。”
“技术上？”我问王工。
“资金流转全部通过银行接口自动完成，我们只做信息记录和展示。”王工回答，“技术上能做到完全隔离。”
李薇追问，毫不放松：“舆论风险呢？一旦有负面案例——比如某个受助学生家庭出问题被曝光——舆论会加倍反噬。届时我们如何应对？”
“建立危机预案。”我说，“快速响应机制、事实核查流程、公开沟通渠道。更重要的是，用长期的、持续的、真实的正面案例，建立信任的厚度——厚到可以承受个别负面事件的冲击。”
“但这需要时间。”李薇说，“而商业不会等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我迎着她的目光，“一边用极致透明快速建立初始信任，一边用商业进度倒逼公益质量——如果助学网做不好，商业支付也走不远。这是互为因果的赌注。”
争论持续了一个小时。
高军关心整体风险，王工追问技术细节，李薇紧咬品牌和舆论，张颖核算财务健康，赵振设计法律框架。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专业，审视这个战略的每一个棱角。
而我在回答每一个问题时，心里都清楚：这不仅是商业辩论，更是价值观的碰撞。我们在试图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中国做一家有理想的商业公司，边界在哪里？可能在哪里？
（中午12点40分）
盒饭送来了。
但没人去动。远程接入的几位开始发言。
！杨峻荣的声音从音响传出：“浩彣，周杰伦可以深度参与。但版权费用和游戏里的音乐使用，需要明确规则。”
“内部结算，优惠价。”我说，“游戏和音乐互相导流——这是双赢。”
周生从香港接入：“支付系统可考虑香港试点。监管成熟，慈善需求也真实存在。”
“好主意。”我记下，“赵振，会后详谈。”
陈虎的声音粗犷直接：“田总，游戏推广网吧全力配合。但外挂问题怎么解决？《石器时代》已经毁了。”
“技术防控加经济系统设计。”我说，“让外挂收益变低。同时法律起诉、社区治理多管齐下。”
讨论从原则层面，渐渐下沉到执行细节。
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当团队开始思考“怎么做”时，意味着“要不要做”的共识正在形成。
（下午1点15分）
我终于拿起已经凉透的盒饭，吃了几口。
然后抬头，问出那个最关键的问题：
“现在，我需要你们每个人的最终意见——这个战略，我们做不做？”
沉默再次降临。
但这一次的沉默，与会议开始时不同。那时的沉默充满未知和警惕，现在的沉默则是在消化、权衡、最终抉择。
高军第一个开口，声音沉稳有力：
“小田总，我直说——这个战略宏大、冒险、复杂。三条业务线齐头并进，资源压力巨大，管理复杂度极高，道德风险如影随形。”
他停顿，目光扫过规划封面：
“但我们没有退路。芯片必须持续投入。所以，我支持——但必须以最严格的风险控制为前提。每个里程碑评审，每次预算审计，每次危机演练，都不能打折扣。”
支持，有条件地支持。这是高军的风格。
王工接着说：“技术上挑战很大，但可以克服。我唯一担心的是时间——游戏开发有客观周期，支付系统需要慢慢积累，但芯片一年半后就要跟投。时间窗口太紧。”
“那就压缩周期。”我说，“用拼命换时间。”
“需要整个团队拼命。”王工说，“我会带头。”
林浩开口，眼中闪着光：“音乐和游戏的协同，我会做出让行业眼前一亮的方案。但这需要资源——不只是钱，还有跨部门的协作权限。”
“权限会给。”我承诺，“方案必须惊艳且可执行。”
张颖放下筷子：“财务风险巨大。但如果能按计划推进，2002年开始游戏产生现金流，2003年支付系统有收入，财务结构会彻底改变。关键是——预算不能超，节点不能拖。每超支一分钱，都需要书面说明。”
“我监督预算。”高军再次强调。
赵振最后发言，语气慎重：“法律和合规必须全程跟踪。尤其是助学网的透明机制，必须落地。我的建议是——宁可慢，不能错。错一步，满盘皆输。”
一圈下来，答案清晰了。
支持。有条件地支持。清醒地支持。
没有人盲目乐观，没有人回避问题，但所有人都选择——往前走。
我站起身，走到会议室中央。
窗外，午后的阳光正烈，透过梧桐树叶在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那么，”我说，“我们达成了第一个共识：这个方向，值得冒险。”
“接下来，我们需要达成第二个共识——如何冒险？以什么原则冒险？在哪些地方绝不能妥协？”
我看向每个人：
“休息十五分钟。然后，我们讨论具体的执行框架、组织架构、监督机制——以及，那条我们必须共同守护的底线。”
会议暂停。
人们陆续起身，去洗手间，接水，活动筋骨。低声的交谈在会议室里蔓延，但气氛已经不同——少了几分质疑，多了几分务实。
我留在座位上，看着面前那份被圈画得密密麻麻的规划。
二十页纸。七个日夜。无数个自我拷问。
而现在，它即将从一个人的思考，变成一群人的承诺。
窗外的蝉鸣忽然响亮起来，像是夏天在宣告自己的存在。
而我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