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日，5月12日，星期三。
晨光比昨天更锐利地刺破海雾。
我五点半醒来，躺在床上倾听这座城市的苏醒——不是恢弘的序曲，而是精密齿轮咬合般的细响：远处渡轮沉闷的汽笛、清洁车扫过路面的沙沙声、送货卡车引擎的低吼。
这些声音编织成香港早晨独特的节奏，冷静、高效，与我心中因即将拜会一位传奇长者而泛起的微澜，形成奇异的和弦。
昨夜整理“星链计划”第二阶段构想，忙到凌晨一点。但睡眠出奇的好，没有做梦，也没有中途醒来。也许是因为昨天在艺术馆的沉思，让那些盘踞在脑子里的焦虑暂时找到了安放的位置。
七点，我换上简单的白衬衫和卡其裤，没有叫醒高军，独自下楼。半岛酒店的大堂此时还很安静，只有几个早起的住客在看报纸，咖啡厅里飘出烘焙的香气。我穿过旋转门，走进香港湿润的晨风里。
沿着梳士巴利道往尖沙咀码头方向走。这个时间的维港，和夜晚的璀璨完全不同。海水是沉静的灰蓝色，对岸中环的楼群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墨画。天星小轮已经开始运营，船上零星几个乘客，大多是拎着公文包的上班族。
我在码头边的长椅上坐下，看着海水缓慢起伏。
今天要见陈基业老先生。
昨天高军已经详细介绍了这位潮汕商人的背景：陈家三代下南洋，祖父19世纪末到新加坡做苦力，父亲在马来亚开橡胶园，陈基业这一代将家族生意拓展到航运和贸易，九十年代开始回流香港投资。但真正让我在意的，不是他的财富规模，而是他另一个身份——南洋华侨文化研究会的名誉会长。
一个商人，却热衷于文化传承。
这样的人，要么是附庸风雅，要么是真的有情怀。
九点半，高军准时敲响房门。他今天穿得比较正式，深蓝色西装，领带是沉稳的暗纹。“小田总，车已经备好了。陈老先生约在上环的‘陈勤记’，一家老字号潮汕菜馆，据说已经开了六十年。”
“私人包厢？”
“是，静室。陈老先生特意交代，今天只谈文化，不谈生意。”
这句话有意思。只谈文化，不谈生意——但往往，不谈生意的会面，才可能谈出最深的生意。
上环，永乐街。
与中环的现代繁华不同，上环还保留着老香港的韵味。街道狭窄，两边是骑楼建筑，底层商铺卖着参茸海味、茶叶药材、传统糕点。“陈勤记”的招牌夹在一排老字号中间，黑底金字，漆面已经斑驳，但字体遒劲有力。
推门进去，一阵凉意扑面而来——不是空调的冷，是老建筑特有的阴凉。店内装修古旧：红木桌椅、青砖地面、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和书法条幅。伙计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白色唐装，看见我们，微微躬身：“田先生？陈老先生在二楼静室等候，请随我来。”
木楼梯很窄，踩上去发出咯吱的声响。二楼只有三个包厢，伙计推开最里面的一扇雕花木门：“陈老先生，客人到了。”
静室不大，约十五平米。一张八仙桌摆在中央，四张太师椅。靠墙有博古架，摆着几件青花瓷器和紫砂壶。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的一幅字，用狂草写着四个大字：
落款是“陈基业，丁丑年冬”。
一个身影从窗边的藤椅上起身。陈基业老先生，比我想象中更清瘦。他穿着浅灰色的绸褂，满头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皱纹深刻，但眼睛异常明亮——那种明亮不是年轻人的清澈，是经历岁月淘洗后的通透。
“田小友，久仰。”他开口，潮汕口音浓重，但吐字清晰，“请坐。”
我微微躬身：“陈老先生好，劳您久等。”
“无妨无妨。”他摆摆手，示意我坐在他对面，“我每日清早都会来这里，喝壶茶，看看街景。人老了，就喜欢在这些老地方待着，有味道。”
高军识趣地说：“陈老，田总，你们聊，我楼下等。”
“高先生也一起坐。”陈老却叫住他，“今日不谈商务，无需避讳。人多，茶更香。”
伙计开始泡功夫茶。全套潮汕茶具：朱泥小壶、三个白瓷杯、茶盘、茶则、茶针。陈老亲自操作——烫壶、置茶、高冲、低斟，动作行云流水，显然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茶香随着蒸汽袅袅升起，是单枞的蜜兰香，浓郁醇厚。
第一泡茶，陈老将三个茶杯排成“品”字，壶嘴贴近杯沿，匀速巡回注茶，最后将壶中余茶滴入每个杯子，这叫“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茶汤橙黄透亮。
“请。”他示意。
我端起最小的那个杯，先闻香，再分三口饮尽。茶汤入口微苦，随即回甘，喉韵悠长。
“好茶。”我说。
陈老笑了：“田小友懂茶？”
“不懂，但能喝出用心。”
“好一个‘喝出用心’。”陈老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这茶是我老家潮州凤凰山的，树龄超过百年。每年清明前后，我都要回去一趟，看着采茶、晒青、做青、炒青……全程盯着。茶如人，每一步都不能马虎。”
他放下茶杯，目光温和地看着我：“李泽明总编跟我提过你，说你是少年天才，写书、做音乐、办公司，样样都成。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你在书里写的那句话——‘历史不是过去，是我们每个人正在呼吸的当下’。”
那是《明朝那些事儿》第一卷序言里的话。我没想到陈老会记得这么清楚。
“年少妄言，让陈老见笑了。”
“不是妄言，是悟言。”陈老身体微微前倾，“我在你这个年纪，还在南洋的橡胶园里帮工，每天天不亮就要去割胶，手上全是伤口。那时候哪懂什么历史，只知道要活下去，要让家里人吃饱饭。”
他顿了顿，眼神望向窗外，仿佛穿透时间，看到了另一个时空。
“但我祖父常跟我说，我们陈家的根，在唐山。”
“唐山？”我轻声问。
“对，老华侨都这么叫——唐山，就是中国。”陈老收回目光，“我祖父是光绪年间‘过番’的。那时候潮汕大旱，饿殍遍野。他跟着同乡，坐‘大眼鸡’船下南洋。船小人多，像沙丁鱼挤在舱底，漂了两个月才到新加坡。上岸时，同船一百多人，死了三十几个。”
他的语气很平静，没有刻意渲染悲情，就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但正是这种平静，让那些字句有了更重的分量。
“祖父在新加坡做苦力，修铁路、挖锡矿、种橡胶。累死累活，一天挣不到一顿饱饭。但他每个月都会去当地的‘义山’（华人公墓），给那些客死异乡的同乡扫墓。他说，这些人到死都没能回家，魂魄还在海上飘着。”
茶又续了一泡。陈老继续讲。
“到我父亲那一代，情况好了些。他在马来亚开了个小橡胶园，慢慢攒下家业。1941年，日本人打过来，橡胶园被征用，父亲被关进集中营。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五人，躲进山里的华人村落。那三年，我们吃木薯、野菜，不敢生火，怕冒烟引来日军。”
“战后，父亲重振家业。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村里捐建了一所华文小学。他说，钱可以丢，命可以丢，但文化不能丢。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如果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了，连祖宗的话都不会说了，那就算赚再多钱，也是无根的浮萍。”
陈老讲得很慢，偶尔停下来喝茶。高军在一旁静静听着，连呼吸都放轻了。
“所以我从小，白天上英文学校，晚上去华文夜校。父亲说，英文是谋生的工具，中文是做人的根本。”陈老看着我，“田小友，你现在做文化，可知道‘文化’二字，对海外华人意味着什么？”
我想了想，谨慎地回答：“是身份认同？是精神寄托？”
“不止。”陈老摇头，“是‘我们是谁’的根本答案。”
他站起身，走到那幅“根在唐山”的字前，用手指轻轻抚过宣纸的纹理。
“在海外，你长得和别人不一样，说的话和别人不一样，吃的食物、过的节日、信的价值观，都不一样。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不一样’，那你就会自卑，会拼命想抹掉这种‘不一样’，想融入主流。但如果你知道，这种‘不一样’背后，是五千年的文明，是唐诗宋词，是仁义礼智信，那你就会自豪，会挺直腰杆说：我是华人，这是我的根。”
他转身，目光如炬：“所以，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话。对我们海外华人来说，那是生存的底气，是立足的根基。当我看到香港回归，中国一天天强盛，看到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用现代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那份自豪，比赚多少钱都珍贵。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根’在强大，我们这些‘枝叶’在异乡，也能活得更有尊严。”
这番话，像重锤敲在我心上。
昨夜，我因国家的屈辱而愤怒、而急迫。
今天，陈老让我看到了另一面——那些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人，如何因祖国的强大而挺直脊梁，又如何因文化的繁荣而找到归属。
文化输出，不是单向的“传播”，是双向的“连接”。
连接散落世界的游子之心，连接过去与现在，连接根与叶。
“陈老，”我站起身，郑重地说，“您今天这番话，让我对‘文化’二字的理解，深了一层。之前我想的，更多是如何让中国故事‘走出去’。但现在我明白了，走出去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让那些在外的华人，能通过这些故事，找到回家的路——哪怕只是精神上的回家。根深才能叶茂！”
“说得好！”陈老眼中精光闪动，他走回座位，用力拍了拍我的肩，“‘根深叶茂’！你今天说的这四个字，说到了我心里。根若不深，枝叶再繁茂，一阵大风就倒了。而你们这些在国内做文化的人，就是在护根、固根。我们这些在外的枝叶，才能延展得更远，更稳。”
他重新坐下，神色变得严肃：“所以，田小友，若你在文化事业上有需要老夫搭手的地方——无论是资金、人脉，还是在南洋的地面资源——切勿客气。这不是生意，是责任。我们陈家有今天，是靠华人社群互相帮扶。现在有能力了，自然要回馈。”
这句话说得含蓄，但分量极重。
等于承诺在东南亚为“星海”的文化出海提供全方位的臂助——不仅仅是资金，更是几十年积累的在地网络、对当地政策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华侨社群中的信誉背书。
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资源。
我深深鞠躬：“陈老厚爱，晚辈铭记于心。星海所做之事，定不负‘根深叶茂’四字。”
“好，好。”陈老笑了，皱纹舒展，“那就不说这些沉重的话了。来，吃饭。这家的潮汕菜，是全香港最地道的。”
伙计开始上菜。
不是大酒店那种精致摆盘，而是家常式的朴实。都透着功夫：
卤水拼盘——鹅肉、豆腐、鸡蛋、猪耳。卤汁深沉，香料层次丰富，入口咸香，回味甘甜。
冻蟹——用的是奄仔蟹，蒸熟后冰镇。蟹肉清甜，蘸一点姜醋，鲜美得让人停不下筷子。
蚝烙——生蚝肥美，地瓜粉煎得外酥里嫩，边缘焦脆，中间软糯，蘸鱼露吃。
护国菜——其实是番薯叶，但做得极其讲究。叶子只取最嫩的部分，用上汤煨制，色泽翠绿，口感滑嫩。
砂锅粥——虾蟹粥，米粒开花，粥底绵滑，海鲜的鲜味完全融入粥中。
陈老一边吃一边讲解：“潮汕菜，讲究‘本味’。食材要新鲜，调味要克制，火候要精准。就像做人，不能太张扬，也不能没味道，要恰到好处。”
他夹了一块蚝烙给我：“尝尝，这生蚝是今早从流浮山运来的。做蚝烙，油温最关键——太高，外面焦了里面没熟；太低，吸油，腻口。这家的师傅，做了四十年，手上有分寸。”
我细细品尝。确实，外层的酥脆和内部的柔嫩形成奇妙对比，生蚝的鲜甜在口中爆开，混合着葱花的香气。简单的食物，做到了极致。
“陈老，”我问，“您觉得，饮食文化算是‘大文化’的一部分吗？”
“当然是。”陈老毫不犹豫，“一个人离乡再远，吃到家乡的味道，眼泪都会掉下来。食物里有记忆，有情感，有整个族群的生存智慧。我在新加坡的家里，到现在还保持潮汕的饮食习惯——早餐白粥配杂咸，过节要做粿，清明要蒸朴籽粿。我孙子从小在英国长大，但每次回家，最爱吃奶奶做的牛肉丸。他说，这是‘家的味道’。”
他顿了顿，意味深长地说：“所以，文化输出，不一定非要是高深的哲学、宏伟的艺术。一盘地道的菜，一首能勾起乡愁的歌，一本写普通人故事的书，可能更能抵达人心。”
我咀嚼着这句话，心里豁然开朗。
是啊，我之前的思维，是不是太“宏大叙事”了？
总想着要做出“震撼世界”的作品，要建立“影响时代”的公司。但也许，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传播，恰恰是从这些细微处开始——从一个人被一首歌打动，从一家人围坐看一部电视剧，从一个游子吃到家乡菜时泛红的眼眶。
润物细无声。
这顿午宴吃了两个小时。菜一道道上，茶一泡泡换。话题从潮汕文化聊到南洋华人的现状，从华文教育聊到年轻一代的身份认同。陈老知识渊博，见解深刻，更难得的是，他没有老一辈常见的说教口吻，而是平等地交流，认真地倾听。
餐毕，陈老送我们到楼下。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用力摇了摇：“田小友，保持这颗赤子之心。文化这条路，走的人很多，但能走远的，都是不忘初心的人。有任何需要，随时联系我。”
“一定。陈老保重。”
走出“陈勤记”，午后的阳光正烈。街道上人来人往，喧闹声重新涌入耳中。刚才那两小时的静室茶话，像一场短暂的梦。
坐进车里，高军难掩兴奋于获得的资源网络。
我望着窗外流动的街景，心中回荡的却是陈老平静讲述中那百年漂泊的重量。
“高总，”我缓缓开口，“记住陈老的话。我们所行之事，当不负‘根深叶茂’四字。这不是商业口号，是对历史的承诺——对那无数葬身海路的先辈，对所有在异乡守望‘唐山’的眼睛。”
承诺已立，根脉所系，枝叶所向，自此清晰。
高军郑重点头：“明白！”
午后阳光微醺。车载着我们穿过海底隧道，回到九龙。
“小田总，下午怎么安排？”高军问，“原计划是拜访一家本地音乐制作公司，但我看您可能需要休息。”
我确实有些疲惫——不是身体上的，是情绪上的饱和。上午与陈老的深谈，信息量太大，需要时间消化。
“去琴行吧。”我突然说。
“琴行？”
“嗯，尖沙咀的通利琴行。我想弹会儿琴。”
高军愣了一下，随即理解地点头：“好。音乐是最好的整理思绪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