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八年（公元230年）三月，河套的春天终于挣脱了最后一丝寒意的纠缠，蓬蓬勃勃地铺展开来。新绿的草芽钻出湿润的泥土，柳枝抽出了鹅黄的嫩叶，连朔方城墙上斑驳的苔藓也仿佛鲜亮了几分。然而，在这片看似生机盎然的景象之下，各色“暗芽”也在悄然萌发，有的孕育希望，有的则潜藏危机。
李顺采纳了刘圭“以攻代守”的策略，不再被动应对梁习的袭扰。他精选了五百名最擅骑射、熟悉边境地形的老兵和部分归附的胡骑，组成数支“猎狼队”，由得力部下率领，像狼群一样散入朔方与并州交界的丘陵、河谷地带。他们的目标不是与梁习的主力决战，而是专门猎杀曹魏的小股巡边队、袭击防备松懈的屯田点、税卡，甚至潜入纵深，焚毁几处临时粮草堆积场。
“猎狼队”行动迅捷诡秘，出手狠辣，打完即走，绝不停留。他们不仅杀人抢马，更重要的任务是散布恐慌与流言。每次行动后，都会在现场留下字迹歪斜的布条或刻在树上的标记，内容诸如“梁习克扣军饷，天怒人怨”、“并州军老爷只敢抢百姓，见了我‘玄鼎’好汉便尿裤子”、“司马太尉妙计安天下，赔了粮食又折兵”等等，极尽嘲讽之能事。
起初，梁习不以为意，认为不过是小股马贼或北虏散兵游勇的泄愤之举。但不到半月，损失接连上报：三支巡边队遇袭，伤亡数十人；两处税卡被拔，税吏被杀，钱粮被劫；更有一支往边境军镇运送冬衣补给的辎重队遭劫，损失颇重。边军士气受挫，基层军官抱怨连连，商旅更是彻底断绝，边境几成死地。
梁习这才惊觉，对方这是有组织的、针对性的报复行动，目的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更狠。他不得不增派兵力加强巡逻和护卫，将原本用于袭扰朔方的精锐骑兵撤回，转为防御。如此一来，对朔方春耕的袭扰力度大减。
朔方南境的村庄，终于获得了短暂的安宁。周老实田里的麦苗已长到一寸来高，绿油油一片，在春风中轻轻摇摆。官府派来的“教导吏”不仅指导田间管理，还组织农户修建简易的排水沟，预防春涝。虽然心里那根弦还绷着，但看着自家地里实实在在长出来的庄稼，周老实脸上的皱纹似乎舒展了些，偶尔也能和邻居开两句玩笑了。
“猎狼队”的战术成功了，暂时遏制了梁习的骚扰，为朔方争取了宝贵的春耕时间。然而，李顺也清楚，这种高强度的、依赖精锐小部队的主动出击，对后勤、情报、指挥协同要求极高，且难以持久。一旦梁习调整策略，或派出更精锐的力量反制，“猎狼队”也可能蒙受损失。这更像是一场消耗与反消耗的意志比拼。
逐鹿城东，新落成的“政事学堂”简朴的木门前，排起了长龙。来自幽、并、云中乃至辽东各郡的三百余名青年，怀揣着忐忑、希冀或复杂的念头，等待着决定命运的考核。
考核分三场：首场笔试，题目并非传统经义，而是几道看似简单却内涵丰富的“策问”。例如，“若你为里正，春旱无雨，官府赈济粮有限，村中富户有余粮却不愿平价售出，穷户即将断炊，当如何处置？”又或，“乡间两户因田界争执，各执一词，且均有族人为证，作为调解吏，当循何法、用何术平息纠纷？”还有一道题直接要求考生简述对“玄鼎不行帝制，以法治民，以贤为用”的理解。
这些题目没有标准答案，旨在考察考生的基本文理、逻辑思维、对民生疾苦的认知以及对“玄鼎”理念的初步接受度。
第二场为“实务模拟”。考生被分成小组，面对模拟的“民情申诉”场景——或为债务纠纷，或为邻里斗殴，或为赋税疑议——需要扮演吏员进行现场问询、调解或提出初步处理意见。考官（由典制馆、监察司吏员及特邀的贤良阁老者担任）在一旁观察，记录其言辞、态度、应变及是否遵循基本程序。
第三场则是单独面询。由荀恽、徐庶、潘濬等主持，问题天马行空，从个人志向、家庭情况，到对历史人物的看法，乃至对眼前时局的简单分析，目的在于洞察其心性、品格与潜力。
考生背景各异。有面色黝黑、手掌粗糙的退伍老兵，答题时言辞质朴，却对“如何安顿伤残同袍”等问题颇有见地；有衣着简朴的寒门学子，下笔略有滞涩，但对“里正赈灾”一题，提出了“以工代赈，组织穷户为富户修缮水利，换取粮食”的具体想法；也有少数衣衫虽旧却浆洗得干干净净、举止间仍带着士人仪态的落魄文人，他们往往在“理解玄鼎理念”一题上踌躇最久，下笔最为谨慎。
一名叫苏樵的年轻考生引起了荀恽的注意。他自称是幽州边境猎户之子，读过几年村塾，后因鲜卑扰边家破人亡，流落至逐鹿，做过工坊学徒。在“实务模拟”中，面对一起复杂的田产继承纠纷，他没有急于判断，而是耐心询问双方细节，并当场用木棍在地上画出田亩示意图，一步步理清脉络，最后依据听到的“玄鼎”律法原则，提出了一个兼顾情理与法理的折中方案，虽不完美，却显露出难得的冷静与条理。面询时，他话语不多，但眼神清澈坚定，言及家破人亡之痛与对“安靖边地”的渴望时，并无激愤，唯有沉静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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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子可教，心性质朴，通实务，有韧性。”荀恽在考核记录上做了标记。
然而，并非所有考生都令人满意。也有人空谈理念，言辞激昂却对具体问题束手无策；有人过于钻营，试图揣摩“上意”答题；更有人私下抱怨考题“不伦不类”，“有失士人体统”。
考核持续了整整五日。最终，百人名单在反复评议中艰难确定。落选者自然失望，甚至有愤而指责选拔不公者。学堂尚未正式开课，争议与期待的种子，便已一同埋下。
并州边境，司马懿“稽查”新政引发的民怨，如同不断加压的锅炉，终于到达了临界点。这一日，雁门郡某处税卡，税吏再次以“夹带违禁铁器”为名，欲将一支从“玄鼎”控制区贩运皮货、药材归来的中型商队货物全部没收。商队首领苦苦哀求，愿意缴纳数倍罚金，税吏却勒索无度，双方发生激烈口角。冲突中，税吏失手（抑或故意？）将商队首领的一名年轻伙计推下马，伙计头部撞上石头，当场身亡。
血案的发生，点燃了积压已久的怒火。商队众人及周围被滞留的商旅、脚夫百余人，群情激愤，围住税卡，要求严惩凶手。消息迅速传开，附近依靠商道生计的村民、手工业者也纷纷加入，人群越聚越多，达数百之众。他们堵塞道路，冲击税卡，与闻讯赶来的郡兵发生推搡冲突，场面几近失控。
消息以最快速度报至晋阳（并州刺史治所）和洛阳。梁习正为边境“猎狼队”的袭扰焦头烂额，又闻后方民变，气得暴跳如雷，立即派兵弹压，并下令将为首“闹事”的商旅全部下狱，以“煽动暴乱、冲击官府”论处。
司马懿在洛阳接到急报，面色阴沉。他料到“稽查”会引发不满，却没想到会激化到如此地步，还偏偏发生在并州这个紧要关口。
“太尉，是否……暂缓稽查，以平民愤？”卢毓试探着问。
“不可。”司马懿断然否定，“此刻退让，则前功尽弃，且示敌以弱。民变必须镇压，首恶必须严惩，以儆效尤！然，亦需给百姓一个交代。”他迅速下令，“令梁习，即刻将肇事税吏及其直属上官锁拿，公开审理，若查实贪暴枉法、激起民变，立斩不赦！其家产抄没，部分用于抚恤死者家属。对参与闹事之商民，首领者重惩，胁从者惩戒后释放。同时，张贴安民告示，言明‘稽查’乃为国策，旨在防遏敌资，然绝不许官吏借机勒索害民，违者严惩不贷！另，从洛阳拨发部分粮帛，赈济雁门郡因商路断绝而困苦之民户。”
一手高举屠刀，镇压反抗，惩办几个“替罪羊”以平民愤；一手稍施小惠，缓和矛盾，重申“政策本意是好的”。这是典型的司马懿式手腕，冷酷而有效。暴乱被迅速平息，为首的几个商贾被处决或流放，肇事税吏及上司人头落地。边境暂时恢复了秩序，但商路依旧冷清，民间的怨气并未真正消散，只是被恐惧和暂时的抚慰压制了下去，转化为更深的沉默与离心。
汉中，魏延苦苦等待的“借口”，以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骤然降临。
来自武都前线王平的一封紧急军报，送到了蒋琬和魏延的案头：曹魏雍州刺史郭淮，遣骁将费曜，引精兵五千，自天水出发，突然西进，深入羌地，击败了数个与蜀汉关系密切的羌人部落，掳掠人口牲畜，并扬言将“清理”陇西诸羌，断绝蜀汉外援，兵锋隐隐威胁武都侧翼！
王平在军报中分析，郭淮此举，一为震慑陇西羌氐，巩固曹魏对羌地的控制；二为打击蜀汉在羌人中的威望；三也可能是在为下一步进犯武都、阴平做准备。他请求中枢速派援军，加强武都防御，并设法救援被攻击的羌部。
这消息对于蒋琬而言，是严峻的边防挑战。但对于魏延，却不啻为一声惊雷，一个绝佳的“借口”！
他立刻再次求见蒋琬，这一次，他不再请求全面出击，而是提出了一个“有限而必要”的作战计划：“蒋公！郭淮遣费耀西侵羌地，掳我盟友，胁我侧翼，武都危殆！此非末将好战，实是曹贼欺人太甚！末将请命，率本部精兵八千，出祁山，北上佯攻上邽（今甘肃天水），牵制郭淮主力，使其无法全力西顾。如此，既可解武都、羌地之危，亦可打乱曹魏部署，彰显我大汉军威！此乃自卫反击，合情合理，望蒋公允准！”
这个计划，比之前直捣关中的方案显得“克制”了许多，目标限定为“牵制解围”，且与王平的求援呼应，显得师出有名。
蒋琬与费祎、董允等人紧急商议。费祎认为，魏延此请，虽仍有冒险成分，但相较于其此前计划，已属务实。且武都、羌地之危确实存在，若置之不理，恐失羌心，动摇边防。不如准其所请，但需严令其以“牵制”为限，不得浪战，不得深入，并令王平、张嶷加紧戒备，随时策应。
蒋琬权衡再三，深知若再驳回，恐彻底激怒魏延，且于边防不利。最终，他勉强同意，但附加了严格条件：魏延所部，出境不得过百里，接战以击退敌军、解除羌地威胁为度，不得贪功冒进，限期一月，无论战果如何，必须回师。同时，令杨仪总督后勤粮草，实则也有监视之意。
魏延得到准许，心中大喜，面上却郑重领命。他不在乎什么“百里之限”、“一月之期”，只要大军出了汉中，上了战场，很多事情，就由不得蒋琬在千里之外遥控了！他立刻回营点兵，筹备粮草，准备北上。那颗被压抑已久的、渴望建立不世功业的野心，如同得到春雨滋润的野草，疯狂滋长起来。
萌发的春芽中，有“政事学堂”选拔出的新苗，有朔方田地里顽强生长的麦苗，也有魏延心中那株危险的“功业之芽”。而在更隐蔽的角落，那个消失已久的“乔五爷”，或许也正像地下的毒草根茎，在无人察觉的黑暗中，悄然延伸着新的触须。春天的生机与危机，总是相伴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