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碾过湿漉漉的柏油路面，发出持续而单调的沙沙声。夜色浓稠如墨，车灯劈开的前方，是不断延伸又不断被黑暗吞噬的山路。出了市区，偶尔经过的村镇寂然无声，只有零星的灯火在车窗上一闪而过，像沉睡中偶尔眨动的眼睛。
车内一片寂静。司机王刚全神贯注地操控着方向盘，将车开得既快且稳。他知道身后领导此刻的心情，任何多余的声响都是打扰。副驾上的秘书周明，怀里抱着公文包，里面装着已经起草好待杨洛最后审阅签发的请假报告，以及一些可能需要路上处理的紧急文件电子版，但他同样沉默着，只是不时透过后视镜，关切地看一眼后座。
杨洛靠在宽大的座椅里，窗外流动的黑暗仿佛有着实体，沉甸甸地压在他的眼皮上，却无法带来丝毫睡意。闭上眼睛，脑海里翻腾的不是毕节亟待梳理的工作线条，而是另一座城市，另一间病房，另一张被岁月和病痛侵蚀得无比熟悉的面容。
爷爷。
这个称呼在他心中唤起的情感，复杂而厚重。不仅仅是血缘上的至亲，更是一种精神源头的象征。杨浩田，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个时代的风云，是一生的恪守，也是一部无需言说却时刻影响着他的“家训”。
杨洛的记忆，并非始于那些可能被外人赋予特殊色彩的“外人眼中的特殊家境”，而是始于这座四合院里最寻常不过的瞬间。他记得小时候，祖父的书房总是弥漫着淡淡的墨香和旧书纸页的味道。那间屋子不大，陈设简单，最显眼的就是靠墙那排顶天立地的书架，里面塞满了马列原着、党史文献、历史典籍以及各种地方志。祖父很少对他讲什么大道理，更多的时候，是他在一旁安静地写毛笔字或翻阅文件，任由小小的杨洛在书架下自己找图画书看。有时祖父会停下笔，问他：“小洛，这几个字认得吗？”指的可能是“实事求是”，也可能是“群众路线”。若是答对了，祖父会微微颔首，不多夸奖；若是答错或迟疑，祖父便会用苍老的手指在纸上工整地写一遍，告诉他读音和意思，然后说：“记不住不要紧，多看，多用，就懂了。”那种学习，无关功利，更像是一种浸润。
年岁稍长，祖父开始带他晨练。不是在什么特殊场所，就是绕着四合院外的胡同慢走。春夏秋冬，除非天气极端恶劣，否则雷打不动。走路时，祖父的话依然不多，但偶尔会指着胡同里斑驳的砖墙、老树上新发的嫩芽，或者早早起来打扫院落的邻居，说一些看似随意的话：“你看这墙，砖一层层垒上去，才结实。”“这树，根扎得深，就不怕风。”“老李头扫了一辈子街，这条胡同干净，大家走着都舒心。”当时只觉是寻常闲话，如今回想，那何尝不是一种最朴素的教育——关于积累、关于根基、关于平凡岗位的价值。
祖父对他影响至深的，还有对“规矩”近乎刻板的尊重。这里的规矩，不是指家法的严厉，而是对程序、对制度、对他人时间和劳动的尊重。家里电话铃响，如果是找祖父的公务电话，哪怕杨洛当时正在祖父身边玩耍，也会立刻被示意噤声，祖父接电话的语调总是严肃而简洁。约人见面，时间必定精确到分，宁可早到等候，绝不让人空等。收到哪怕是一封普通的群众来信，祖父也会戴上老花镜仔细看完，批示处理意见时字斟句酌。他常对少年杨洛说：“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用时就要像用手电筒，光要照在该照的地方，手要稳，心要正。该走的程序一步不能少，该守的规矩一点不能破。图省事，走捷径，今天省下一步，明天就可能滑出去十步。”这些话，伴随着祖父处理具体事务时的每一个细节，深深烙印在杨洛的认知里。以至于后来他走上岗位、一步步在地方历练成长，那种对程序的敬畏、对规则的恪守，几乎成为一种本能。
当然，也有温情柔软的时刻。祖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逢春节，家里的春联都是他亲自撰写。杨洛少年时，曾有一年鼓起勇气，说自己也想试试。祖父没有笑话他字丑，而是铺开纸，握着他的手，从最基本的“横平竖直”教起。祖父的手很大，很暖，因为年老而有些微的颤抖，但握笔的力度依然沉稳。那一刻，没有辈分的隔阂，没有过往经历的悬殊，只有祖父与孙子，在淡淡的墨香里，完成一种无声的传承。那幅春联最后当然没有贴出去，但祖父将它仔细卷好，收在了自己的书柜里，说：“留着，等小洛将来成了真正的‘笔杆子’，再拿出来看。”
后来，杨洛离家越来越远，与祖父见面次数也越来越少。每次回京，无论多忙，必定要去看看祖父。谈话的内容，早已从具体的学业、工作转向更宏观的层面。祖父很少询问他具体的工作细节，更多的是问：“下面群众日子怎么样？有什么难处？”“当地干部风气正不正？”“你自己，觉不觉得吃力？心里踏实不踏实？”得到回答后，祖父往往只是“嗯”一声，或者说一句“那就好”、“还要多留心”。话不多，但每一次目光的交汇，杨洛都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关切和期许。祖父从未利用自身影响为他“说话”或“铺路”，相反，在他每一次职务变动前后，祖父的电话总会适时响起，内容总是高度一致：“组织信任你，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是让你干活，不是让你享福。凡事多想想为什么把你派去，多想想那里的人民需要什么。把自己看小一点，把责任看大一点。”最后往往以一句“注意身体，常给家里打电话”结束。简朴至极，却力重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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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深入交谈，就是今年春节。在四合院洒满冬日阳光的廊下，祖父裹着厚厚的毯子，精神明显不济，但眼神依旧清亮。那天，祖父罕见地提起了更久远的事情，不是自己的过往，而是战争中倒下的战友，建设时期累倒在一线的同事。他说：“我们那代人，很多没赶上如今的好日子。他们要是能看到现在国家这个样子，该多高兴……小洛啊，你们赶上了好时候，正是国家需要你们扎扎实实做事的时候。别学那些花架子，别惦记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根扎在土里，树才长得高；心贴在老百姓身上，路才走得远。咱们家，没什么万贯家财可以留给你们，也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道理。如果非要说什么‘家风’，大概就是这八个字：忠于信仰，诚于人民。记住了？”
当时，杨洛握着祖父枯瘦的手，郑重地点头：“爷爷，我记住了。”那一刻，他清晰地感觉到，祖父的手在微微用力，仿佛要将最后的力量和嘱托传递给他。
回忆至此，杨洛感到眼眶一阵发热。他猛地睁开眼，看向窗外。天色依然是浓黑的，但东方遥远的天际线似乎透出了一丝极淡、极模糊的灰白，预示着一个不平静的黎明即将来临。爷爷，您一定要挺住，等等我。我还有好多话没来得及跟您说，还想再听听您的教诲，哪怕只是简单的“嗯”一声也好。
他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情绪，对前座的周明说：“请假报告，给我看一下。”
“是，书记。”周明立刻转身，从公文包里取出平板电脑，调出已经拟好的文稿，递了过去。
杨洛接过来，借着车内柔和的阅读灯光，逐字逐句地审阅。报告严格遵循公文格式，事由、依据、请假期限、工作交接情况、提请审议等要素齐全，措辞严谨，既说明了情况的紧急性，又体现了对组织程序的尊重。他快速浏览了一遍，在末尾签上了自己的电子签名。“可以了，按程序尽快报送。”
“好的。”周明收回平板，开始操作发送。
处理完这件紧要公事，杨洛的心稍微安定了一些。但他的思绪，却不由自主地又飘回了祖父身上。他想起了父亲电话里说的“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心脏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祖父的身体，确实是每况愈下。春节时虽然能回家团聚，但明显的消瘦、迟缓的动作、容易疲累的状态，都预示着他的生命之火正在不可逆转地缓慢黯淡。只是家人，包括他自己，都还抱着一丝侥幸，以为还能有更多的时间。没想到，衰竭来得如此迅猛而决绝。
他开始在心里默默计算时间。飞机六点一刻起飞，航程大约两个半小时，加上落地后从机场赶到医院的时间……最快也要接近上午十点才能赶到病房。这漫长的几个小时，对于弥留之际的祖父，对于焦灼等待的父亲和大伯，是何等的煎熬。而对于自己，这趟旅程的每一分每一秒，也都像是在接受某种无声的拷问。
他突然想起，祖父似乎从未在他面前明确表露过对死亡的恐惧或特别的留恋。老人家偶尔谈及身后事，语气总是平淡的，带着一种看透世情的豁达。“到时候，一切从简，按规矩办。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惊动太多人。”这是祖父不止一次说过的话。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过：“我这一辈子，该看的看了，该做的尽力做了，没什么太大的遗憾。就是放心不下你们这些小的，怕你们走歪路。”此刻想来，这平淡话语背后，是何等坚韧的心性和透彻的觉悟。
车子驶入机场高速，速度明显加快。远处，机场航站楼的灯光在晨曦微露的天幕下勾勒出庞大的轮廓。杨洛看着那越来越近的光亮，心中那份归家的迫切与可能来不及的恐惧交织在一起，让他几乎喘不过气。
抵达机场，通过专用的快速通道，登机过程十分顺利。周明和王刚将一直在此等候，直到他返回。
坐在头等舱靠窗的位置，系好安全带，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加速、抬头，挣脱地心引力，冲入逐渐明亮起来的天空。机身下，毕节层峦叠嶂的群山迅速变小，变成大地皱褶上深浅不一的绿色和褐色斑块，随即被厚厚的云层遮蔽。
当飞机进入平稳巡航状态，窗外只剩下无边无际、耀眼夺目的云海时，杨洛一直紧绷的神经，才在引擎低沉的轰鸣声中，稍稍松弛了一丝。但这松弛带来的，不是困意，而是更加汹涌的回忆和思绪。
云海之上，阳光毫无遮拦，纯净而强烈。这景象，莫名地让他想起祖父的眼神——清醒、透彻，有时甚至有些锐利，能轻易看穿表象，直指本质。祖父这辈子，经历过战争的血火，见证过建设的艰辛，也亲历了发展的风云。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执拗的质朴，以及对普通民众疾苦的本能关注。杨洛记得，祖父晚年看电视新闻，最关注的不是国际风云变幻，而是国内各地的民生新闻，尤其是那些反映基层困难和群众诉求的报道。看到动情处，他会沉默良久，或者低声叹一句：“不容易啊……”那声叹息里，没有丝毫高高在上的怜悯，只有深切的共情和沉甸甸的责任感。
或许，正是这种贯穿一生的底色，让祖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即便缠绵病榻，也始终保持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平静和清醒。他关心的，从来不是个人的身后哀荣，而是未竟的事业，是下一代的成长，是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能否沿着正确的道路，走得更好、更稳。
“忠于信仰，诚于人民。”
这八个字，再次在杨洛心头滚过，字字千钧。这不仅是祖父留下的“家风”，更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用一生实践和诠释的核心信条。信仰不是空谈，要落到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行动上；对人民的赤诚不是口号，要体现在解决他们急难愁盼问题的实效中。祖父那一代人，用热血和汗水为这信条奠基；而他们这一代人，乃至更后来的年轻人，则需要用智慧、汗水和同样坚定的初心，去继续书写、去丰富发展。
飞机微微颠簸了一下，将杨洛从深沉的思绪中拉回。空乘送来温水，他低声道谢，接过抿了一小口。温水入喉，却化不开胸口的块垒。
他望向窗外，云海依旧浩瀚无垠，在阳光下翻滚着金色的波浪，仿佛没有尽头。就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进的道路，承前启后，绵延不绝。个人之于时代，犹如一滴水之于大海。祖父这滴水，即将汇入历史的长河，但他留下的精神印记和未竟的期许，却需要活着的人，特别是像他这样的后来者，去铭记，去担当，去化为继续前行的力量。
距离降落还有一段时间。杨洛闭上眼，不再强迫自己思考什么。他只是静静地坐着，让对祖父的牵挂、对往事的追忆、对责任的理解，在心底无声地流淌、沉淀。他知道，当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当他踏进医院病房的那一刻，他需要呈现的，不仅仅是长孙的悲痛，更是一个从祖父手中接过精神火炬的后辈，应有的镇定与力量。
尽管，他多么希望，祖父还能给他一点时间，哪怕只是睁开眼，再看他一眼。
舷窗外的阳光，愈发刺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