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北戴河，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扑面而来，与卡鲁鲁那种裹挟着沙砾的干热风截然不同。
杨洛站在疗养院房间的阳台上，望着远处波光粼粼的海面，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是他回国后的第三周，也是正式休假的第五天。身上的“维和勋章”和一等功奖章都已仔细收好，那套笔挺的深蓝色常服也挂进了衣柜。此刻，他只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t恤和沙滩裤，脚上是凉拖鞋——这是十四个月来最放松的装束。
身后传来轻快的脚步声，杨思洛穿着粉色泳衣，手里抱着一个画着海豚的游泳圈，兴奋地跑过来：“爸爸，我们快去游泳吧！昨天你答应我今天要教我潜水的！”
“好，答应思洛的事，爸爸一定做到。”杨洛转身，看着女儿晒得微红的小脸，那根在任务区时永远紧绷的神经终于彻底松弛下来。
过去三周发生了太多事。从机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到公安部隆重的事迹报告暨表彰大会，再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和批示，媒体的密集采访，以及各部委、各地方公安机关的邀请交流……荣誉如潮水般涌来，但杨洛始终保持着清醒。他知道，那些掌声和鲜花是给整个“蓝剑”团队的，是给中国首支成建制维和警察防暴队的集体功勋。
现在，站在家人身边，听着海浪有节奏地拍打沙滩的声音，他才真正感到一种久违的、属于个人的平静。
“思洛，过来涂防晒霜。”王柔从房间里走出来，手里拿着防晒喷雾和浴巾。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海风吹起她的长发，整个人显得轻盈而温柔。
“我要爸爸给我涂！”小姑娘跑过去抱住杨洛的腿，仰起小脸，眼睛亮晶晶的。
杨洛笑着蹲下身，接过防晒喷雾，仔细地喷在女儿的手臂、后背、腿上，然后用手轻轻抹匀。他的动作很轻柔，就像在卡鲁鲁难民营里给那些营养不良的孩子涂抹药膏时一样耐心细致。
“爸爸，你在非洲的时候，也给小朋友涂防晒霜吗？”杨思洛歪着头问，这个问题她似乎思考了很久。
杨洛手上的动作顿了顿，然后继续抹匀防晒霜：“那边太阳很晒，但大多数小朋友没有防晒霜可以用。他们需要的是食物、干净的饮用水、药品，还有……”
“安全！”思洛抢答，显然还记得前几天爸爸的解释。
“对，安全。”杨洛摸摸女儿的头，“安全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用担心被枪声吵醒，去市场买东西不用担心遇到坏人，小朋友可以安心地去学校读书，生病了能及时找到医生。”
“那爸爸帮他们找到安全了吗？”小姑娘追问，这是她这几天最爱问的问题。
“我们尽力了。”杨洛认真地说，“但安全就像盖一栋大楼，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需要很长时间。爸爸和叔叔阿姨们只是帮他们打好地基，砌好第一层墙。”
“那大楼什么时候能盖好呢？”
“可能需要很久很久，等思洛长到妈妈这么大，甚至更久。”杨洛抱起女儿，“但总要有人开始盖，对不对？”
思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小手搂住爸爸的脖子。
王柔在旁边听着父女俩的对话，眼神温柔而欣慰。她知道丈夫需要这样的时刻——不是站在台上接受表彰和采访，不是对着地图和报告分析局势，而是像最普通的父亲一样，用孩子能理解的语言，解释那些沉重而复杂的经历。
涂抹完防晒霜，一家三口走向海滩。
这片海滩属于某部委疗养院的专属区域，相对安静。金色的沙滩上，三三两两的疗养人员或在遮阳伞下看书，或在浅水区嬉戏。海鸥在远处盘旋，发出清脆的叫声，与卡鲁鲁上空那些秃鹫的盘旋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是生机，一个是死亡。
杨思洛迫不及待地冲进海水里，王柔跟在她身后，杨洛则在沙滩上找了个位置坐下，目光追随着妻女在水中玩耍的身影。
但他的思绪却不自觉地飘回了非洲。
那些在摄氏四十几度的烈日下徒步巡逻的日子，汗水浸透防弹衣内衬；难民营里孩子们捧着空碗的渴望眼神；矿区谈判帐篷里，周浩独自面对十几名持枪武装分子时沉稳的背影；法庭炸弹袭击后，空气中弥漫的硝烟味和烧焦气味；大选期间，队员们在游行队伍冲击下高举防爆盾牌、任凭杂物砸在身上也绝不后退的坚忍……
一幕幕画面在脑海中闪回，最终沉淀为一种厚重而复杂的平静。
“想什么呢？”王柔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她浑身湿漉漉地走过来，在杨洛身边的沙滩垫上坐下，拿起矿泉水喝了一口。海风吹过，她湿漉漉的发梢贴在颈边。
“在想非洲的一些事。”杨洛如实说，目光仍望着远处堆沙堡的女儿。
“还没放下？”王柔轻声问。
“不是放不下，是在想我们能做得更好的地方。”杨洛顿了顿，转头看向妻子，“你知道，这次任务我们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完成巡逻两千多次，培训当地警察三百多人，成功处置了绑架和炸弹袭击，建立了社区调解机制。联合国的最终评估报告给了我们‘杰出’评级，是最高等级。”
“这些我都知道，你的报告我看了三遍。”王柔侧头看他，阳光在她的睫毛上投下细密的影子，“但你现在想的，应该不是这些已经取得的成绩吧？”
杨洛沉默了一会儿，目光重新投向海面。海浪一层层涌来，在沙滩上留下白色的泡沫，又缓缓退去。
“我在想，我们走了之后呢？”他的声音很轻，几乎被海浪声淹没，但王柔听得很清楚，“我们捐赠的五十套单警装备、二十台执法记录仪、还有那些防爆器材，会不会因为缺乏维护培训而被闲置？我们培训的三百多名当地警察，会不会因为缺乏后续指导和监督，又回到过去那种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难民营那个由女警分队帮助建立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角’和社区调解员制度，会不会因为我们离开、新来的维和部队不了解而慢慢废止？”
海风带来一丝凉意，王柔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心温热，手背却有着在非洲晒出的深色痕迹。
“这就是你为什么在总结报告里，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提出‘关于建立中国维和警察常态化建设机制的建议’的原因，对吗？”王柔问。
“对。”杨洛点点头，反握住妻子的手，“一次性的援助、一次性的培训、一次性的任务部署，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真正要帮助一个冲突后国家重建可持续的公共安全秩序，需要的是系统性的支持、持续性的投入、本土化的能力建设。”
他望向远处，女儿正在专注地堆沙堡，小小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生动。
“在卡鲁鲁最后三个月，我每周都会去首都郊外的桑加村。那个村子之前是两个部族冲突最严重的地方，三年内发生了十七起流血事件。我们去了之后，没有简单地在村口设卡检查，而是花了三个月时间，做了三件事。”
杨洛的声音平缓而清晰，像在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但王柔能听出其中的重量：
“第一，我们帮他们在村里建了一个社区警务站，不是我们驻守，而是从两个部族各选了三名受过基础教育的年轻人，由我们培训后担任协管员。第二，我们协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那里搞了个小型的农业技能培训项目，教村民种植耐旱作物和节水灌溉技术——因为冲突的根源之一就是争水。第三，我们每周组织一次‘社区安全议事会’，让两个部族的老人、妇女、青年代表坐在一起，不谈历史恩怨，只谈眼前问题：这周的治安怎么样？谁家孩子生病了需要帮助？村口那口井该怎么公平分配用水时间？”
“效果呢？”王柔轻声问。
“我们离开前最后一次去，两个部族的人在警务站旁边的空地上一起吃饭了。”杨洛的嘴角泛起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笑意，“吃饭在桑加村的文化里，是最重要的和解仪式。一个叫马马杜的老人——他儿子在三年前的冲突中被对方部族的人打死了——他告诉我，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和‘那边的人’坐在一起吃饭。他说，以前他们觉得警察来了就是抓人、就是偏袒某一方，但我们的做法不一样——我们教他们怎么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把有问题的人带走。”
王柔静静地听着，她能感受到丈夫话语中那种复杂的情感：有成就感，有欣慰，但更多的是对可持续性的担忧。
“所以我在想，”杨洛继续说道，目光变得深远，“我们带去的不仅是防爆盾牌和谈判技巧，不仅是急救包和培训手册。我们带去并努力实践的，其实是一种理念——执法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恢复秩序；秩序不是靠暴力压制来维持，而是建立在社区共识和公平规则的基础上；安全不仅是 absence of violence（没有暴力），更是 presence of jtice（正义在场）。”
“这种理念能在那里扎根吗？”王柔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需要时间。”杨洛诚实地说，“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久。但总要有人开始播种。就像种树，你不能指望今天埋下种子，明天就绿树成荫。我们能做的，是确保种子是好的，土壤是处理过的，浇水施肥的方法教给他们了。至于它能不能长成大树，要看阳光雨露，要看当地人的呵护，也要看有没有新的灾害来袭。”
两人沉默了片刻，只有海浪声和远处孩子的欢笑声。
“爸爸，妈妈，快看我堆的城堡！”杨思洛兴奋地挥手，小脸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那是一座相当精致的沙堡，有蜿蜒的城墙、高耸的塔楼、用贝壳和海藻装饰的屋顶，城堡前还用细沙铺了一条小路，路边插着几根小树枝当树。
“真漂亮！”王柔起身走过去，蹲在女儿身边仔细欣赏，“这是公主住的城堡吗？”
“不是！”思洛认真摇头，“这是和平城堡！就像爸爸在非洲帮大家建的那种。”
杨洛心头一暖，也走过去在女儿身边蹲下：“你怎么知道爸爸在非洲建了和平城堡？”
“妈妈给我讲的。”小姑娘眼睛亮晶晶的，指着沙堡的塔楼，“妈妈说，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和很多叔叔阿姨一起，帮那里的人建了能让小朋友安心玩耍的城堡。这个是最高的塔楼，上面要挂一盏灯，晚上迷路的人就能看到光。”
杨洛转头看向妻子，王柔对他微微一笑，那笑容里有理解，有支持，还有一种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儿童语言的智慧。
那一刻，杨洛突然明白了这次休假真正的意义——不仅是让身体从高强度的任务中恢复，不仅是享受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更是让心灵有一个沉淀的过程。把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那些沉重复杂的思考，转化成更清晰的理解；把这些理解，用最朴素的方式传递给最亲近的人；在传递的过程中，让那些经历获得新的意义。
“来，爸爸帮你加固城墙。”杨洛开始往沙堡的基座上添沙，手法专业而细致，像是在构筑真正的防御工事。
“要建得特别结实！”思洛指挥道，“多大的浪都冲不垮的那种！”
“好，建得结结实实的。”杨洛认真地说，“还要有排水沟，这样下雨的时候水不会积在城堡里。”
“爸爸真厉害！你怎么知道要挖排水沟？”
“因为在非洲的时候，我们建的临时营地都要挖排水沟。”杨洛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沙堡周围划出浅浅的沟壑，“那里雨季来的时候，雨特别大，没有排水沟的话，帐篷里就全是水了。”
父女俩在沙滩上忙碌起来，一个教，一个学，一个讲着远方的故事，一个听着，偶尔问些天真却深刻的问题。王柔用手机拍下这温馨的一幕，阳光将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午后的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洒在海面上，泛起碎金般的光芒。远处，几艘帆船缓缓驶过，白色的帆像海鸟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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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一家三口在海边餐厅吃晚饭。
餐厅是疗养院内部的，环境安静雅致。透过落地窗可以看到夕阳西下，海天交接处被染成橙红色，海鸥归巢，帆船返航。厨师做的都是家常菜：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西红柿炒鸡蛋、紫菜蛋花汤，但胜在食材新鲜，味道可口。
杨思洛玩了一天，饭还没吃完就开始打哈欠，小脑袋一点一点的。王柔把她抱在怀里，小姑娘蹭了蹭妈妈的肩膀，不到五分钟就睡着了，手里还握着半块馒头。
“我抱她回房间。”王柔轻声说，准备起身。
“我来吧。”杨洛接过女儿。小姑娘在父亲怀里动了动，闻到了熟悉的气息，小手无意识地抓住爸爸的衣领，找了个更舒服的姿势，沉沉睡去。
回到房间，王柔给女儿换上睡衣，盖好薄被。杨洛站在床边看了会儿女儿熟睡的小脸，然后轻轻带上门，和妻子一起来到外面的客厅。
疗养院的房间都是套间，客厅不大，但布置得很温馨。米色的沙发，原木色的茶几，书架上摆着一些书籍杂志。窗外，夜色已经降临，远处有零星的渔火在海面上闪烁。
杨洛泡了壶铁观音，给王柔倒了一杯。茶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这次能休多久？”王柔问，接过茶杯。
“半个月。”杨洛说，“部里特别批的，说我们这次任务时间超期，应该多休整。周浩他们也都休假了，许航回山东老家看他父母，罗帅带着老婆孩子去海南了。陈海、赵明、阿依古丽他们也都各有安排。”
“是该好好休息。”王柔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你们这次在非洲待了十六个月，比原计划长了四个月。虽然每周都能通一次电话，但看不到人，心里总是不踏实。”
“局势变化，任务延长是常态。”杨洛说，“不过最终大家都平安回来了，这是最重要的。”
“确实。”王柔看着他，眼神温柔，“你们出发前，我其实很担心。虽然知道你们经过了最严格的选拔和训练，装备也是最好的，但毕竟是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面对各种无法预测的危险。部里领导找我谈话，说家属要坚强，要支持，我都点头说没问题。但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想……”
她顿了顿，声音更轻了：“想如果你回不来了，我和思洛怎么办。”
杨洛握住她的手：“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不是你的错。”王柔摇头，反握住他的手，“我知道你的性格，任务在前，你会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智慧都放在任务上，放在确保队员安全上。作为你的妻子，我能做的就是相信你，支持你，把家里照顾好，不让你有后顾之忧。担心，但不说；想念，但不等。这是我的选择。”
杨洛将妻子拥入怀中。她的发间有海风的清新气息，也有熟悉的淡淡香气。
“不过这次你回来，我感觉到你有些变化。”王柔靠在他肩头，轻声说。
“什么变化？”
“更沉稳了，也更深邃了。”王柔想了想，寻找着准确的词汇，“以前你在青州、在莞城、在江华，每次完成任务回来，都带着一种‘问题解决了’的锐气和笃定。破案了，腐败分子抓了，路修通了，产业扶起来了——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是闭环。”
她抬起头，看着丈夫的眼睛：“但这次不一样。你似乎看到了更多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些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你带回的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串省略号，和很多问号。”
杨洛点点头，王柔的观察总是那么敏锐。
“因为在地方工作，解决问题是有明确边界的。”他说，“一个案件，嫌疑人抓到了，证据链完整了，移送起诉了，这个案子就结了。一批腐败分子，违纪违法事实查清了，双规了，移送司法了，这一片的政治生态就清朗了。一条路，立项、招标、施工、验收，通车了，交通问题就解决了。这些都是可以量化、可以闭环的工作。”
他喝了口茶，继续道：“但在国际维和的复杂环境中，问题的边界是模糊的，甚至是不断变化的。那里有几百年的部族积怨，有殖民时期埋下的种族矛盾，有不同宗教教义的根本冲突，有水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的激烈争夺，还有大国博弈、跨国公司利益、国际组织不同理念的交织影响。”
他的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带着重量：
“在那里，一次警察的常规执法行动，可能被解读为政治站队；一次简单的交通检查，可能触及敏感的族群关系；就连我们给难民营捐赠一批毛毯，都要考虑会不会破坏当地纺织市场的平衡，会不会让某些商人利益受损而心生怨恨。我们在矿区成功解救人质，靠的不是强攻，而是谈判，而谈判的筹码不仅是武力威慑，更是承诺帮他们向矿业公司争取合理的就业岗位和社区补偿。”
王柔认真听着。作为财政部的处长，她参与过不少国际发展援助项目的预算审核，深知在跨文化、跨政治环境中推动任何工作的复杂性。
“所以你开始思考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次性的任务完成。”她说。
“对。”杨洛点头，“我最近在看一些书，关于冲突后国家重建、国际发展援助有效性、跨文化公共治理的。越看越觉得，我们这次任务虽然成功，但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要真正在国际警务合作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和装备保障体系。”
他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几本笔记本：“这是我在非洲期间记的。每天晚上，只要情况允许，我都会写一点。有时候是当天的任务总结，有时候是观察到的问题，有时候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笔记本有厚厚三本，页面密密麻麻，有文字，有手绘的示意图，有数据分析表格。
王柔翻开一本，看到某一页上用红笔标注的一段话：“维和警察的力量不在于我们有多强，而在于我们离开后，当地社会能变得多强。衡量我们成功的标准，不是任务期间发案率下降多少，而是我们培养的当地警察在五年后还能不能用我们教的方法处理问题。”
“这些思考很珍贵。”王柔轻声说。
“所以休假这半个月，我打算系统梳理这些笔记，形成一份更完整的建议报告。”杨洛说，“你那晚看到的报告草案，只是初步框架。我需要把在非洲实践中遇到的真实问题、尝试的解决方案、看到的成效和局限，都系统地写进去。还要提出可操作的建议：维和警察人才库怎么建，培训大纲应该包括哪些核心内容，专用装备研发如何对接联合国标准又体现中国特色，专项基金如何管理才能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需要财政部配合的地方，我可以帮忙提前沟通。”王柔说，“不过公事公办，你的方案得经得起专业推敲。国际合作项目的资金管理，比国内项目更复杂，要考虑汇率风险、采购规则、审计要求，还有国际舆论监督。”
杨洛笑了：“那当然。我正准备趁休假这几天，把方案再完善一下。有些在非洲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当时只是记下来了，现在需要静下心来，找到根源，提出真正能落地的解决方案。”
“你呀，说是休假，其实还是闲不住。”王柔嗔怪道，但眼神里满是理解和支持，“在非洲十六个月没闲着，回国三周没闲着，现在休假了，还要写报告。”
“劳逸结合。”杨洛握住她的手，“白天陪你和思洛，享受家庭时光。晚上等你们睡了，我看看材料，写写东西。这样的节奏最好，既不耽误陪伴家人，也能让思考沉淀下来。”
窗外，夜幕已经完全降临。海上的夜空格外清澈，繁星点点，银河隐约可见。远处灯塔的光柱规律地扫过海面。
王柔靠在杨洛肩上，两人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隐约的海浪声。
“有时候想想，我们的生活真的挺特别的。”王柔轻声说，“别人家的丈夫，可能就是朝九晚五上班，周末陪家人逛逛公园、看看电影。而你，一会儿在地方扫黑反腐，一会儿又跑到非洲维和，身上带着枪伤疤痕，抽屉里放着联合国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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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悔吗？”杨洛问，“后悔嫁给我？还是后悔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王柔摇摇头，声音很坚定：“不后悔。虽然会担心，虽然偶尔会感到孤独，虽然看到别的家庭其乐融融时会有些羡慕，但我知道你在做有意义的事。而且，”
她顿了顿，转过身看着丈夫的眼睛：
“这样的生活让我们的感情更深厚，让我们的家庭更紧密。思洛虽然小，但她为有这样一个爸爸而骄傲。前天她幼儿园的老师给我发消息，说思洛在班上讲故事，讲的就是‘我爸爸在非洲帮助小朋友建和平城堡’。老师说，其他孩子都听得很认真，还有孩子问，长大了能不能也去帮助别人。”
杨洛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想起在卡鲁鲁时，每次通电话，女儿都会问：“爸爸，你今天帮助了几个小朋友？”他总会认真地回答，哪怕那天其实是在办公室处理文书工作，他也会说：“今天爸爸培训了五个警察叔叔，他们学会后，就能帮助更多小朋友了。”
“其实，”王柔的声音更轻了，几乎像是自言自语，“我最大的骄傲不是你的军功章，不是你的职位，甚至不是你们完成了多么艰巨的任务，获得了多么高的评价。”
她抬起头，眼中映着窗外的星光：
“我最大的骄傲是，140个人，都平安回来了。你把他们带出去，在那么复杂危险的环境里奋战十六个月，又把他们都安全带回来，一个都不少。”
这句话让杨洛喉头一紧。
是啊，140个人。从全国选拔时的三千多名报名者中筛选出来，经过五个月的魔鬼训练，飞越重洋抵达陌生的土地。十六个月里，经历了酷暑、疾病、炸弹、枪口、围攻、谣言、思乡、压力……最后，所有人都平安回家了。没有战斗减员，没有重大伤病，没有心理崩溃，没有违纪违法。
这背后是多少个不眠之夜？是多少次精心筹划的安保方案？是多少回面对危险时的正确决策？是多少人对队友生命的珍视和守护？是多少部门在国内提供的坚实保障？
“有几次真的很险。”杨洛低声说，像在诉说一个久远的秘密，“法庭炸弹袭击那次，排爆组的赵明离爆炸点只有五十米。如果他判断失误，如果他操作慢了两秒……矿区谈判，周浩一个人进帐篷，外面全是持枪的武装分子，我们在外面的突击队已经做好了强攻准备。大选期间那次围攻，石块、棍棒、燃烧瓶砸过来，我们的队员举着盾牌，整整站了四个小时，没有后退一步，也没有还手一下。”
他顿了顿：“但我们都过来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队友，有祖国，有家人。”
王柔紧紧握住他的手，没有再说话。
窗外，海浪声依旧。星光下的大海深邃而宁静，就像他们此刻的内心——历经风浪后，沉淀下来的不是疲惫，而是更清晰的方向，更坚定的信念，更深厚的情感。
这一章，是关于休憩，更是关于沉淀；是关于回归家庭，更是关于整装再出发。在渤海之滨的这片宁静海滩上，在妻女陪伴的温馨时光里，杨洛完成了从“任务执行者”到“事业思考者”的关键转身。那些在非洲大地上的日夜奋战、生死考验、复杂博弈，此刻正在他心中凝结成更系统的认知、更成熟的理念、更长远的规划。
而这一切，都将成为下一阶段——为中国维和警察事业构建常态化体系——最坚实的思想基石。
夜深了，杨洛轻轻松开妻子的手：“你先睡吧，我看会儿材料。”
“别太晚。”王柔起身，在他额头轻轻一吻，“明天思洛说要你教她浮潜，你可不能没精神。”
“放心。”
王柔走进卧室后，杨洛打开台灯，翻开那三本厚厚的笔记，又打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那份《关于建立中国维和警察常态化建设机制的初步建议》的文档。
他滚动鼠标，目光停留在“存在问题”那一章，开始敲击键盘，添加新的内容：
“问题三：短期任务与长期效果的矛盾。当前维和警察派遣周期一般为12-16个月，但冲突后社会秩序重建、警察体系改革、社区信任建立需要5-1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离开后，很多工作缺乏延续性……”
窗外的海浪声成了最好的背景音。灯光下，杨洛的身影投射在墙上，坚定而专注。
在距离北京两百公里的这片海滩上，在七月星空下的这个房间里，一次重要的思考正在深入，一个体系的蓝图正在完善，一项事业的下一程，正在静静酝酿。
而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时，他将如约陪女儿去浮潜，在清澈的海水里，指给她看珊瑚和小鱼。就像在非洲时，他指给当地孩子看，冲突之外，还有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这就是他的生活，他的使命，他的平衡——在宏大与细微之间，在远方与家园之间，在思考与行动之间，找到那个坚实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