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区危机以和平方式解决带来的短暂轻松与成就感，很快被卡鲁鲁日常严峻的现实所冲淡。相较于有明确边界和资源的矿区，在首都南郊如同城市顽疾般蔓延的巨大难民营，才是真正考验维和人员智慧、耐心与韧性的“持久战战场”。
卡鲁鲁南郊的“希望”难民营，名字充满讽刺。它是在数年前一次大规模部族武装冲突后形成的，原本设计容纳约五千人，如今已膨胀到超过一万五千人，拥挤不堪。营地里，低矮的、用塑料布、废旧帆布和零星木棍搭成的窝棚密密麻麻，挤在尘土飞扬、垃圾遍地的小径两侧。供水点前总是排着长队，卫生设施严重不足，空气中弥漫着排泄物、腐烂垃圾和绝望混合的刺鼻气味。这里居住着来自不同部族、因战乱失去家园的民众，他们带着创伤、贫困和日益加剧的生存焦虑，被困在这片有限的土地上，依靠联合国难民署（unhcr）和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ngo）有限且不稳定的援助维生。
“希望”难民营的治安状况长期是unpol工作报告中的“深红色”区域。盗窃、斗殴、性暴力、黑市交易、乃至小规模的帮派争斗时有发生。当地警察几乎从不涉足，内部秩序主要依靠难民自行推选的“社区领袖”和少数国际组织雇佣的保安维持，效果有限。特派团将维持难民营基本秩序、保护最脆弱群体（妇女、儿童、老人）、并支持人道主义援助顺利发放，列为民事维和警察的重要职责。
鉴于难民营的特殊性——空间拥挤、人员密集、文化敏感、极易因小事引发大规模骚乱——特派团决定，将日常进入难民营巡逻和执勤的任务，主要分配给中国防暴队的女子警察分队，并由部分男队员在外围提供支持和快速反应。这不仅是因为联合国倡导的性别平等原则，更是因为女警在处理涉及妇女儿童事务、进行社区沟通时，往往具有独特的优势，更能以非对抗性的方式化解矛盾。
任务下达后，阿依古丽在分队内部进行了专门的动员和准备。“姐妹们，大家都知道难民营的情况。我们去那里，不是去展示武力，更不是去‘管理’他们。我们的核心任务是：观察、倾听、保护、连接。”阿依古丽指着墙上难民营的布局图，“我们要熟悉每一个供水点、医疗站、食物分发中心、儿童活动区的具体位置和负责人。我们的眼睛要看到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独自带着孩子的母亲、卧病在床的老人、无人看管的孩子。我们的耳朵要听到那些被嘈杂掩盖的求助声。”
她强调了行为准则：“着装要专业但不过于武装，除非必要，武器尽量隐蔽。多用眼睛和嘴巴，少用手。尊重每一个营民，哪怕他们态度恶劣——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艰难了。遇到纠纷，优先调解和报告，不要轻易采取强制措施。记住，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放大解读。我们要成为一股稳定的、可信赖的力量，而不是新的恐惧来源。”
首次进入“希望”难民营，对女警分队的队员们而言，是一次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窝棚的破败、卫生条件的恶劣、营民们脸上那种混合了麻木、警惕与一丝期盼的复杂表情，都远超她们的想象。孩子们衣衫褴褛，很多赤着脚在垃圾堆边玩耍，看到穿着制服的女警，好奇地远远跟着，却又不敢靠近。
最初几天，她们的任务主要是熟悉环境和建立存在感。两三名女警一组，在难民营的主要通道和公共区域进行徒步巡逻。她们会刻意放慢脚步，主动与路过的妇女点头致意，用学会的简单斯瓦希里语问候“jabo”（你好）。起初，回应多是沉默或快速避开的目光。她们在供水点停留，观察分配是否有序，并协助unhcr的工作人员维护排队秩序，方式不是呵斥，而是温和但坚定地引导。她们会拜访由国际组织设立的临时医疗点和妇女儿童保护中心，与那里的工作人员交流，了解近期的主要问题和需要关注的个案。
卫生防疫宣传很快成为女警分队切入社区的一个重要抓手。雨季将至，难民营内爆发霍乱、疟疾等传染病的风险极高。阿依古丽与特派团卫生部门及国际医疗ngo合作，组织女警队员们接受了基础的防疫知识培训，然后她们分组，带着简单的宣传画（用图示表现如何净水、使用蚊帐、处理垃圾、识别腹泻症状），深入窝棚区，进行面对面的、小范围的宣传。由于是女性，更容易进入家庭内部，与家庭主妇们交流。虽然语言障碍很大，但图画和手势是通用的。一些队员还会带上少量由特派团提供的肥皂或小包装消毒片作为“小礼物”，在讲解后分发，效果显着。
“中国人（女警）很不一样，”一位在医疗点工作的当地女护士后来对unhcr官员说，“她们不会只是站在远处看着，或者开着吓人的车过去。她们会走进来，蹲下来和我们说话，教妈妈们怎么让孩子不生病。虽然话不多，但能感觉到她们是真的想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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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的挑战总是突如其来。一天下午，阿依古丽带领的小组正在靠近营地西侧边缘的区域巡逻，那里居住着来自两个不同部族的难民群体，历史上就有摩擦。突然，前方传来激烈的争吵和哭喊声，人群迅速聚集。
她们快速接近，发现冲突源于一处新设立的、由某个国际ngo捐赠的公共淋浴间。由于营地内洗浴设施极度匮乏，这个仅有六个隔间的简易淋浴间成了宝贵的资源。冲突双方是分别来自“阿巴尼”和“卡马拉”部族的两群妇女，她们都声称自己排队更久，对方插队，争执很快从口角升级为推搡和互相撕扯头巾，各自的男性亲属也开始围拢过来，气氛剑拔弩张，石块和木棍已经出现在一些人手中。负责管理淋浴间的营地里的一名男性“社区协调员”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
如果按照常规处置程序，呼叫外围的男防暴队员进场，使用盾牌和警棍强行驱散人群，或许能快速控制局面，但必然会造成身体冲撞，甚至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部族对抗，并且会严重损害维和警察与难民群体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
阿依古丽迅速评估形势：冲突核心是妇女，男性亲属是被卷入的；争端焦点是资源分配不公，而非深仇大恨；人群虽然激动，但尚未完全失控。她立即通过便携电台，简要通报情况并请求外围的男队员做好准备，但暂不进入，同时请求unhcr的现场协调员尽快赶来。
然后，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没有让女警队员们直接插入冲突中心，而是示意队员们散开，占据几个关键位置，形成松散的观察和控制圈，隔开正在逼近的双方男性。她自己则深吸一口气，摘下头盔（以减少威慑感），带着一名翻译（来自另一个部族、相对中立的难民妇女，平时在儿童中心帮忙），走向冲突最激烈的中心——那群互相撕扯的妇女。
“姐妹们！停手！听我说！”阿依古丽用尽力气，用清晰的、略带口音的英语喊道，同时双手做出“停止”和“冷静”的手势。翻译也大声用当地语重复。
激烈的妇女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不带武器、声音却异常坚定的女警官打断，动作略微一滞。阿依古丽抓住这个间隙，快速走到双方中间，但并未试图强行拉开她们，而是张开双臂，面朝双方，用尽可能平缓但严肃的语气说：“看看你们周围！看看你们的孩子在看着！为了洗一次澡，值得让你们自己受伤，让你们的家庭陷入危险吗？”
翻译的话起了作用。一些妇女下意识地看向周围，果然看到不少孩子躲在窝棚边，惊恐地看着。阿依古丽继续道：“淋浴间是为了让所有人更干净、更健康，不是为了制造争斗！unhcr（难民署）和我们都在这里，是想帮助你们，不是看你们互相伤害！现在，请你们都退后一步，松开手！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拳头！”
她的态度坚定而不粗暴，话语直接却点明了争斗的无谓和后果。也许是女性身份带来的些许信任，也许是提及孩子触动了内心，也许是单纯被这种不同的介入方式震住，争吵最凶的几个妇女首先松开了手，喘着粗气后退，但仍然怒视着对方。
阿依古丽立刻转向那个手足无措的男性协调员，用命令式的口吻：“你！立刻把淋浴间的使用登记本拿来！还有，去把这两个区域（指向发生冲突的两个部族居住区）的女性代表找来！快！”
协调员如梦初醒，跑开了。趁此机会，阿依古丽让翻译安抚双方妇女的情绪，让她们先整理一下衣物。她自己则快速向围观人群（包括那些拿着石块木棍的男性）大声说道：“男人们！请你们也冷静！你们的妻子、姐妹需要的是解决问题，不是你们加入打斗让事情更糟！请退后，给女人和孩子空间，也让un的人能工作！”
外围，中国防暴队的男队员们已经隐约出现在难民营入口处，形成无声的压力。这让一些蠢蠢欲动的男性收敛了些。很快，协调员拿来了一个简陋的登记本，两位分别来自阿巴尼和卡马拉部族、在各自区域有些威望的中年妇女也被找来了。
阿依古丽就在冲突现场，席地而坐，让翻译、协调员和两位女性代表围拢。她先让协调员说明淋浴间的管理和轮流规则，然后让双方妇女陈述各自看到的情况。很快，问题清楚了：规则是好的，但执行混乱，协调员偏袒了与其同部族的人，引起了另一方的不满，积怨爆发。
“规则必须公平，对所有人都一样。”阿依古丽严肃地对协调员说，然后转向两位女性代表，“你们是各自姐妹信任的人。从今天起，淋浴间的日常排队和监督，由你们两个部族的女性代表轮流负责，每天一人。登记本公开，每个人使用后签名或按手印。协调员只负责维护设施和补充物资，不再直接安排顺序。可以吗？”
这个提议，将管理权部分交还给难民妇女自身，引入了相互监督，剥夺了协调员舞弊的可能。两位女性代表互看了一眼，又看了看身后依旧气鼓鼓但已平静许多的本族妇女，最终都点了点头。这比单纯惩罚某个人或强行分配更能被接受。
“那好，”阿依古丽站起身，“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请两位代表带着各自的人离开，安抚大家。淋浴间暂停一小时，重新明确规则和顺序，一小时后，按照新的轮流监督制度重新开放。我们的人会在这里看着，确保公平。”
一场可能升级为部族械斗的冲突，在女警分队特别是阿依古丽的果断、智慧与同理心下，被化解于无形。没有使用任何武力，没有逮捕任何人，却解决了实际问题，并推动了难民营内部管理的一点微小改进。
这次事件的处理方式，通过unhcr和unpol的报告，很快在特派团内部传为佳话。它生动地展示了女性维和警察在敏感社区环境中的独特价值。受此启发，阿依古丽和女警分队在周浩的支持下，向特派团和unhcr正式提交了一份建议：在“希望”难民营及其他类似营地，试点建立 “难民社区女性调解员网络”。
建议的核心是：由特派团和主要援助机构支持，在每个难民社区（按居住区域或部族划分）推选或培训一至两名受尊重的妇女，担任“社区调解员”。她们将接受基础的法律常识、冲突调解技巧、性别暴力识别与报告流程等方面的简单培训，并获得一个特殊的标识（如臂章）。她们的职责是在日常中调解妇女儿童之间的常见纠纷，识别和初步应对家庭暴力、性骚扰等风险，并向unhcr保护官或维和警察报告严重情况。维和警察（尤其是女警分队）将作为这些调解员的支持者和后盾，定期与她们会面，提供指导，解决她们无法处理的难题。
这个建议将维和警察的触角，通过可信的本地妇女，延伸到了难民营最细微的角落，既能及早发现和化解矛盾，又能增强难民妇女的权能和社区自我管理能力。报告提交后，获得了unhcr和特派团领导层的高度重视，经过简单试点和评估，很快被采纳并开始推广。
自此，女警分队在难民营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她们不仅仅是巡逻者、宣传员，更成为了社区能力建设的催化剂和支持者。她们与那些戴着特殊臂章的难民妇女调解员建立了固定的联系，通过她们，了解到了更多隐藏在帐篷下的痛苦与需求：一个被丈夫殴打的妻子，几个因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的幼儿，一群无法上学、在垃圾堆里寻找“宝贝”的失学儿童……
阿依古丽和队员们将这些信息整理上报，推动特派团和援助机构调整了部分援助策略，例如增加了针对妇女的营养补充包，在儿童活动区开设了更正式的非正规教育课程，并加强了对性别暴力受害者的心理支持和安全庇护。
“希望”难民营的日与夜，依然充满艰辛。但中国女警们的蓝色身影，以及她们帮助建立的、那些在窝棚间穿梭调解的本地妇女的身影，开始成为这片绝望之地上一抹微弱却真实存在的、代表秩序、关怀与韧性的亮色。她们的工作或许无法立刻改变难民营的整体面貌，却像滴入干涸土壤的清水，一点点滋润着那些濒临枯萎的生命，并试图让这片土壤自身，孕育出一点点自我修复的力量。这，或许正是维和行动中，最艰难也最珍贵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