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旗誓师大会的荣耀与喧嚣，如同一阵席卷而过、提振士气的强风。风过之后，“蓝剑”基地迅速沉静下来，进入一种更加凝练、务实、甚至略带焦灼的临战准备状态。距离预定出发日期只剩下最后两周，所有工作都开始以小时为单位倒计时推进。这是一场与时间、与细节、与潜在风险的无声赛跑。
“同志们，‘行百里者半九十’。前面近十个月的艰苦训练和筹备，让我们有了‘剑身’和‘剑锋’。现在这最后一段路，打磨的就是‘剑柄’和‘剑鞘’——确保这把剑能稳妥地握在手中，顺利送达该去的地方，并且在出鞘时万无一失。”在出发前最后一次全体骨干会议上，杨洛的开场白直指核心，“最后阶段的准备，核心就是四个字：极致细致。”
物资准备：清单上的每一个句号
这项工作主要由罗帅统筹的后勤保障组承担，但要求所有分队、所有队员深度参与。一份长达数百页的《“蓝剑”防暴队首次部署物资总清单》被分发到每个单位。这份清单是过去数月与联合国后勤部门反复核对、结合任务区初步情报和自身需求，逐项敲定的结果，分类极细：
清单的核对与封装箱载，变成了一场浩大而精确的战役。仓库区灯火通明，各分队派出专人，对照清单，在后勤组和装备组人员的监督下，逐箱开箱检查、拍照登记、封箱贴标（注明箱内物品、所属分队、优先级）。任何微小的疑问——比如某型号电池的存量是否足够支撑到第一次补给，某种药品的批号是否最新且在有效期内——都会立刻被提出，罗帅团队必须当场核实、解决或记录在案。杨洛每天都会随机抽查几个正在打包的货箱，翻阅随箱清单，询问负责队员。他的问题往往很细：“这箱通讯备件，防震填充是否足够？标注的un编号和hs编码（海关编码）是否完全正确？运输途中如果遇到极端高温或潮湿，有无额外防护措施？”
文件与程序准备：纸面上的战场
如果说物资是血肉，那么文件和程序就是这支队伍的神经与骨架。周浩领导的协调与文书组面临着同样艰巨的任务。
首先是所有队员的个人身份与资质文件：联合国维和人员身份证（lpid）申请材料、护照、签证（部分需要提前办理）、国内警察身份证明、专业资质证书（医护、排爆、通信等）、无犯罪记录证明、国际驾驶许可……每一份文件都需要反复核对信息准确性、有效期、签署盖章的规范性。任何瑕疵都可能导致队员在部署地无法获得正式身份，甚至被拒绝入境。周浩建立了一个交叉复核机制，每份关键文件至少经过三人核对签字。
其次是庞大的行动与行政文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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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件不仅需要编译、印刷、装订成册，更重要的是，需要确保从指挥员到普通队员都理解、掌握，并在模拟情境中进行过推演。周浩组织了多次“文件学习与情景推演会”，随机抽取队员，模拟某个突发场景，要求其迅速找到相关文件依据并简述处置步骤。这种高压学习，让那些厚厚的规章不再仅仅是纸面文章。
健康与心理准备：看不见的防线
物资和文件是有形的，而队员的身心状态则是无形的、却更为关键的防线。随队医疗和心理支持团队（包括两名军医、一名心理医生和四名经过培训的卫生员）在最后阶段异常忙碌。
健康方面，除了最后的全面体检和疫苗加强针，重点放在了热带病防治和战场急救强化上。医疗组开设了系列讲座，用图片、视频展示任务区可能出现的各种疾病症状（如疟疾的周期性发热、霍乱的严重腹泻脱水），强调预防措施（防蚊、饮用水安全、食品卫生）和早期识别的重要性。所有队员都接受了更加深入的战场急救（tc）训练，包括在模拟枪声和爆炸背景音下进行止血、包扎、气管开放、骨固定等操作，并练习使用担架在复杂地形下后送“伤员”。
心理准备则更为细腻。心理医生欧阳静（一位经验丰富的武警部队转业干部）除了进行集体心理讲座，讲解长期海外部署可能面临的压力源（文化冲击、孤独感、高强度执勤疲劳、目睹暴行或贫困带来的心理冲击），更注重个体筛查和干预。她与每位队员进行了至少一次一对一的面谈，评估其当前心理状态、社会支持系统（家庭关系）、应对压力的惯用模式，并建立了初步的心理档案。对于少数评估显示可能存在焦虑倾向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的队员，她制定了额外的关注计划和私下沟通渠道。
欧阳静还协助各分队建立了 “战友支持小组” ，指定了经过简单培训的心理联络员，旨在营造一种开放、互助的氛围，鼓励队员遇到心理困扰时能及时向战友或专业人员倾诉，而非独自硬扛。“在任务区，战友就是最亲近的家人。彼此的情绪状态，都关系到整个小组的安全和效能。”欧阳静反复强调。
指挥分工与临战状态
在出发前五天，杨洛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队员大会，正式宣布了防暴队三级指挥体系和各分队、各关键岗位的最终职责分工。
一级指挥（队部）：杨洛（队长，总负责）、周浩（副队长，主管行政、后勤、对外协调）、许航（副队长，主管作战训练、行动指挥）、罗帅（副队长，主管装备保障、运输通信）。队部下设作战指挥中心、情报信息组、后勤保障中心、医疗支援组和心理支持组。
二级指挥（分队）：防暴队下辖三个行动中队（每个中队约40人，混合男女编制）和一个支援中队（约20人，含指挥通信、医疗、工程、运输等专业力量）。陈海被任命为第一行动中队中队长，赵明为支援中队中队长（兼排爆/技术支援分队长），阿依古丽为第二行动中队下属的女子警察分队分队长，同时兼任全队性别事务协调官。每个中队都明确了中队长、指导员（负责思想工作和生活管理）、战术教官的职责。
三级指挥（小组）：行动中队下辖数个战术小组，每组6-8人，设组长和副组长，是执行巡逻、搜查、护卫等具体任务的基本单元。
杨洛在宣布分工时强调：“清晰的指挥链，是为了确保行动时如臂使指。但大家要记住，分工不分家。在任务区，任何一个点位出现问题，都可能牵动全局。中队之间、小组之间、专业力量与行动力量之间，必须建立无缝的协同意识。我们的战斗力，最终体现在整体的协同配合上。”
随着各项准备进入最后核查阶段，基地里的气氛发生了一种微妙而显着的变化。那种前期选拔淘汰时的紧张、中期高强度训练时的疲累、以及后期合成演练时的兴奋，都逐渐沉淀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的专注和蓄势待发的平稳。
队员们不再需要教官催促，会自觉地在睡前再次检查个人装具；负责车辆保养的队员，打着手电一遍遍擦拭检查关键部件；通信兵反复测试着各种设备在不同模式下的连通效果；医护人员最后一次清点药箱，核对药品清单。走廊里、食堂中，大声喧哗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低声的讨论和彼此提醒注意事项的简短交流。
杨洛在营区巡视时，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变化。他看到陈海在灯下仔细研究任务区的地形图，用红蓝铅笔做着标记；看到赵明带着他的技术小组，最后一次模拟在电磁干扰环境下建立应急通信链路；看到阿依古丽召集女警分队成员，轻声但坚定地做最后的动员，提醒大家注意彼此的情绪和身体状况。
这种状态，不是松懈，而是将外放的张力内化为了一种更深沉、更可控的能量。就像一张拉满的弓，在箭即将离弦的前一刻，呈现出一种极致的稳定。
出发前夜，杨洛站在办公楼顶，俯瞰着沉寂而有序的营区。远处，整齐排列的白色车辆在月光下泛着微光；近处，宿舍楼大部分窗户已经熄灯，只有少数几扇还亮着，那是还在做最后准备的队员。
周浩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边。“都核查完了。所有物资清单、人员文件、健康记录，最后一遍交叉核对，零差错。”他的声音带着完成艰巨任务后的轻微疲惫，但更多的是踏实。
“辛苦了。”杨洛望着远方，“感觉怎么样？”
周浩沉默了片刻，说：“像高考前夜。该复习的都复习了，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心里反而有点空落落的，就等着上考场了。不过，我们这场‘考试’，时间要长得多，题目也未知得多。”
“是啊，”杨洛深吸了一口微凉的夜风，“但我们的队员，已经准备好了。从身体到心理，从装备到程序。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相信他们，也相信我们自己这近一年来的所有付出。”
“洛哥，”周浩忽然用一种久违的、兄弟间的称呼说，“我有时候会想，我们这140号人，到了那边，到底能改变什么？可能很有限。”
“也许改变不了大局，”杨洛缓缓道，“但至少，我们保护的那个村子能安全一点，我们培训的那些当地警察能专业一点，我们救治的那些伤员能活下来，我们展现的形象能让那里的人对中国、对和平多一分好感……这一点一滴，就是意义。就像许航说的，我们在砌一堵墙。一块砖一块砖地砌，哪怕只能砌起一小段，也能为一些人遮风挡雨。”
周浩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两人就这样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看着营区，看着远山，看着那片他们即将奔赴的、未知的夜空。
最后一项准备工作，在出发当天清晨完成：全体队员与家属的最终通讯。基地开放了特定线路，允许队员们给家里打一个简短的电话。没有太多时间倾诉，更多的是报平安、简短叮嘱、接收家人的祝福。许多通话只有几分钟，但声音中的情感却浓得化不开。打完电话，队员们默默收起手机，将那份柔软的牵挂仔细叠好，放入内心的最深处，然后转身，走向集合点，脸上的表情重新变得坚毅、平静。
所有的行囊已经装车，所有的文件已经密封，所有的检查已经通过。一百四十名队员全副武装，在操场上列队完毕，身旁是装载着他们数月心血和无数牵挂的运输车辆。
杨洛站在队伍最前方，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熟悉而年轻的脸庞。他不再需要动员，只是用清晰平稳的声音下达了出发前的最后一道指令：
“全体都有——”
“登车！”
“准备出发！”
没有欢呼，没有口号。只有整齐划一的转身，沉稳有力的步伐，和车门关闭时沉闷而决绝的声响。
“蓝剑”已入鞘，静待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