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港走私案的震动与勘验纠纷的涟漪，并未如反对者所愿那般轻易摧毁新生的开埠尝试，反而如同投入熔炉的顽铁，在徐光启有意的引导与李之藻、宋应星等人的切实应对下，开始被锻造成更为坚韧、也更为精密的规则与工具。
宋应星在将测量仪器遇到的问题发回“格致院”后，并未坐等北京的回音。他留在月港“海事测勘所”那间简陋的工坊里，带着两名同样痴迷技艺的年轻研习生，开始了艰苦的现场改进。针对象限仪受风晃动和观测高大目标误差大的问题，他借鉴了汤若望曾提及的泰西“十字测天仪”的某些思路，设计了一个带有简易阻尼装置和更精细刻度的新式“重垂象限仪”草图，利用重垂线辅助稳定和校准。对于罗盘受铁器干扰，他尝试用多层铜片和软木制作隔离罩，并着手研究用不同磁石组合、调整磁针重心，以增强其指向稳定性。这些改进尚在摸索，充满失败，但每一次尝试的数据和草图，都被他仔细记录，通过驿传系统，源源不断送回北京。
北京的“格致院”内，接收到宋应星的问题反馈和初步改进设想后，立刻成为各科研习生们热议的焦点。算学科的几人开始尝试用几何方法，推导不同船型桅杆高度与货舱容积之间的经验公式，以期辅助测量；匠艺科则集中力量，按照宋应星的草图，尝试制作“重垂象限仪”的实物模型，并测试不同材料的隔磁效果。李之藻从月港发回的、关于走私案中货物瞒报手法的详细描述，也被整理成《商货欺瞒手法初识》的小册子，分发各科，作为今后制定更严密查验规程的参考。
这种基于实际问题、南北联动、持续迭代的研究模式，正是徐光启设立“格致院”时梦寐以求的。他敏锐地意识到，月港的挫折，恰恰是“格致”之学最宝贵的试金石。他指示李之藻，将月港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无论是走私手法、勘验误差，还是胥吏可能被收买的环节、不同海商对规则的试探——都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形成“案例”，定期发回“格致院”，作为研究和改进的源头活水。
同时，徐光启在朝堂之上，面对反对者借走私案和勘验纠纷发起的攻击，采取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姿态。他不再仅仅被动辩护，而是主动向皇帝呈报“格致院”针对这些问题已开展的研究和初步改进方案，并奏请：鉴于月港试行中暴露出的技术与管理漏洞，请旨扩大“格致院”相关研究的经费支持，并允许从南方沿海招募更多有实际经验的匠户、水手入京，参与研发。
“陛下，譬如良医治病，须先察其症候。”徐光启在觐见时，向万历皇帝展示着“格致院”根据月港反馈绘制的几种新仪器草图，“月港试行，非为求全责备，实为‘察症’也。今症候已显——奸商欺瞒、器物未精、胥吏可能失察。‘格致院’正据此‘症候’，研制新‘药方’——更精之器、更密之法、更廉（防贪）之制。此非靡费，实乃投资于未来海防与利源之稳固也！请陛下明鉴。”
万历皇帝看着那些复杂的草图，依旧半懂不懂，但“察症”、“下药”、“投资未来稳固”这些说法，听起来颇有道理，尤其是联系到虎门新炮的成功和月港首税的入库。他挥了挥手：“准卿所奏。‘格致院’所需，只要是为着实务，便酌情拨给。只是务必做出实效，莫要徒耗钱粮。”
有了皇帝这句话，“格致院”的经费和招募权限得到了有限度的扩大。一些在月港或东南其他港口因不愿同流合污而处境艰难的测量匠、罗盘匠、乃至熟悉海路的老水手，被秘密征召入京，他们带来的第一手经验和那些“格致院”书生们截然不同的视角，迅速碰撞出新的火花。
就在北方“格致院”因实际问题而加速运转之时，月港的形势也在李之藻的谨慎经营下，悄然发生着变化。
陈三宝走私案被铁面处理，虽然短期引发了部分地头蛇的抵制和谣言，但也让许多原本观望、甚至打算效仿的中小海商看到了提举司“动真格”的决心。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与提举司合作的风险与收益。李之藻适时地推出了一些“怀柔”举措：对于主动交代以往轻微违规、愿意配合今后查验的商人，承诺予以从轻发落或既往不咎；简化部分合规货物的通关手续；并公开宣布，将定期公布税收用途明细，接受商人代表（需经审核）的质询。
同时，孙传庭指挥的“肃清航道”行动持续进行，又有两股规模中等的海寇被击溃。航道安全性的提升，对于正经商人而言，无疑具有吸引力。渐渐地，提举司衙署前，前来咨询“引票”事宜、或试探性进行小额合规贸易的商人，开始多了起来，其中不乏一些原本游离于走私边缘、如今想“洗白”求稳的船主。
更重要的是，宋应星和他的“海事测勘所”虽然依旧被技术问题困扰，却也在月港扎下了根。他不仅指导吏员使用和改良仪器，更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各种海船的船型数据、帆索样式、航行日志（片段），并向老水手请教观星、辨流、识天气的土法经验。这些零碎的知识，被他分门别类，记录在越来越多的册页中。他甚至设法与那艘暹罗商船的船长建立了初步的联系，通过生硬的笔谈和实物比划，了解到一些关于南洋航线、季风规律、以及葡萄牙人在马六甲活动的片段信息。这些信息，连同月港每日的潮汐、风向、商船往来记录，都被他视若珍宝，仔细整理，发回“格致院”，成为“探赜科”早期研究海外舆情与航海知识的重要基础。
月港，这个帝国尝试重新拥抱海洋的“试验田”，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挫折与试探后，开始显现出一种奇特的、混杂着新旧秩序的韧性。这里有按新规则运作的提举司和测勘所，有小心翼翼试探新规的商人，有在旁虎视眈眈、随时准备钻空子或破坏的旧势力，也有像宋应星这样埋首于具体问题、试图用知识与技术为这新秩序奠定基石的“格致”行者。
而这一切的细微变化，都被李之藻以冷静客观的笔触，记录在每旬呈送的《月港试行事略》中。这些报告，不再仅仅报喜或报忧，而是详尽记录着税收数额、船只往来、案件处理、技术难题、流言动向、乃至港区米价薪柴价格的波动。徐光启通过这些报告，仿佛亲身立于月港的码头，感受着那里的海风、喧嚣、以及在新旧浪潮冲刷下，那块礁石所承受的每一分压力与发生的每一点微不可察的形变。
他将这些报告摘要，择其要者，连同“格致院”的最新进展，持续呈送御前。不夸大成果，不掩饰困难，只呈现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复杂而真实的进程。
万历皇帝对这种“细水长流”式的奏报，起初颇觉繁琐，但久而久之，竟也习惯。看着月港税收从无到有，缓慢增长（尽管仍有波动）；看着“格致院”不断有“新式测器试成”、“航海口诀汇编”之类的简报；看着东南海寇势力似乎在清剿下有所收敛；他心中那杆秤，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徐光启所走的，或许真是一条虽然艰难、却能看到“实利”与“实安”的道路。
帝国的海洋之梦，就在这北京的案牍谋划、月港的规则博弈、以及“格致院”内外的技术攻坚中，一点一滴地积累着量变。虽然距离“海禁全开”、“黄金时代”尚遥不可及，但那条被重重铁幕封锁了太久的海路，已然被凿开了一个小小的孔洞，有光透入，有风流通。而光与风所带来的，不仅是税收和见闻，更是一种缓慢而坚定地改变着帝国认知与行动方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