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正气日报》头版。
社论标题触目惊心：
《警惕悲观主义幽灵——评当前文化界一股错误思潮》
文章不点名，但字字指向贾玉振：
“近日，山城有所谓‘文化名流’，借珍珠港事件大作文章，危言耸听，散布悲观论调……此人声称‘黎明前最深的黑暗才刚开始’，将盟国参战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污蔑为‘更艰难斗争之序幕’……此种言论，若非别有用心，便是思想糊涂至极！”
“抗战四载，全国军民浴血奋战，如今终见曙光。正需鼓舞士气、坚定信心之时，却有人逆势而为，大泼冷水……此非‘理性审视’，实为‘失败主义’之幽灵借尸还魂！”
“吾辈当警惕：此等言论，动摇民心，瓦解斗志，正中日寇下怀！凡我爱国同胞，当共斥之，共讨之！”
社论一出，几家小报立刻跟上。
《山城晚报》标题更耸动：
《贾玉振私下语：中国打不赢？》
文章编得有鼻子有眼：“据知情人士透露，贾玉振在私人聚会中曾言：‘以中国之落后，实难独立战胜日本，唯靠盟国耳。’此言若真，则其平日所谓‘爱国’，不过欺世盗名！”
《渝州快报》则把矛头指向希望基金：
《慈善还是生意？起底希望基金账目疑云》
“贾玉振以‘希望基金’为名，募集海量捐款。然基金账目从未公开，资金流向成谜……有捐款人质疑：善款是否被挪用？所谓‘工坊’‘夜校’，是否仅为掩人耳目？”
谣言像瘟疫一样扩散。
茶馆里，酒楼上，街头巷尾，到处都在议论：
“听说了吗？贾玉振其实早就没信心了。”
“希望基金的钱，说不定都被他私吞了。”
“我说呢，他干嘛总唱反调——原来是心里有鬼。”
重庆大学礼堂，座无虚席。
“战时文化论坛”每月一次，往常都是学术交流，今天却像战场。
贾玉振坐在台上，面前是密密麻麻的人头。前排是教授学者，中间是学生，后排站满了市民。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他——好奇的、审视的、敌意的。
主持人介绍完毕，该他发言了。
贾玉振站起身，清了清嗓子：“诸位，今日我想谈的题目，还是那句话：黎明虽已望见，但黎明前最深的黑暗，往往此刻才真正降临。”
台下立刻骚动。
他不管，继续说：“珍珠港事件后，举国欢庆，可以理解。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当看得更深、更远。
日军为何南进？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战争机器已经油尽灯枯。
他们必须夺取东南亚的石油、橡胶，才能继续运转——”
“你这是长敌人志气！”
一个尖锐的声音打断他。
前排站起一个戴眼镜的男学生，脸涨得通红：“贾先生！现在全中国都在庆祝盟国并肩作战，你却在这里分析日军的‘困难’？你这是什么立场？”
贾玉振平静地回答：“分析敌人的困难，不等于长敌人志气。相反，只有看清敌人的困境，才能理解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我们该如何应对。”
“狡辩！”另一个女学生站起来，“你就是悲观主义！就是失败主义！”
“对！失败主义！”好几个学生齐声喊。
一个纸团从后排飞过来，砸在贾玉振胸口，散开，是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红笔写着“汉奸”两个字。
礼堂里炸开了锅。
“肃静！肃静！”主持人拍桌子。
一个白发教授缓缓站起。他是中央大学历史系的李教授，德高望重。
他一站起来，全场安静了。
“贾先生，”李教授声音温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你从学术角度分析时局，或许有几分道理。但你要知道，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
在当下这个关键时刻，我们需要的是团结，是信心，是万众一心。
你的言论，不管本意如何，客观上确实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
他顿了顿，语重心长：“贾先生，你还年轻，有才华。但才华要用对地方。
我劝你——收回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写些鼓舞人心的文章。
这才是知识分子该做的事。”
掌声雷动。
贾玉振站在台上，孤立无援。
这时，又一个身影站起来——是赵作家。
半年前，他在《大公报》上撰文盛赞《未来之书》，称贾玉振为“百年一见的奇才”。
“李教授说得对。”赵作家声音洪亮，“贾先生，我过去钦佩你的才华，但今日，我必须说——我与你的观点截然不同！”
他转向全场：“我坚信，美国参战，是历史的转折点！日本惹怒了世界第一强国，它的覆灭指日可待！
我们应该欢呼，应该庆祝，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
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散布悲观论调，动摇军心民心！”
他看向贾玉振，眼神复杂：“贾先生，好自为之。”
说完，他坐下。掌声更热烈了。
贾玉振看着台下那一张张脸——激愤的学生，威严的教授，划清界限的旧友，还有更多麻木的、看热闹的群众。
他忽然觉得很累。
但当他开口时，声音依然平稳：“诸位可以骂我，可以扔纸团，可以与我划清界限。但我还是要说——”
他深吸一口气：“请做好准备。日军的南进已经开始，滇缅公路很快会被切断，重庆将迎来更猛烈的轰炸，敌后根据地的斗争会残酷十倍。
这不是诅咒，是预警。现在多做一分准备，将来就少流一滴血。”
“散会。”
他转身下台。身后传来嘘声、骂声，还有主持人的“请大家有序退场”。
走出礼堂时，一个瘦小的女学生悄悄塞给他一张纸条，然后飞快跑了。
贾玉振展开纸条，上面是娟秀的字迹：
“贾先生，我信你。请一定保重。”
落款：“一个普通的学生。”
他把纸条小心折好，放进口袋。
这是今天唯一的温暖。
张万财的办公室电话响个不停。
“张先生，我是旧金山华侨总会的陈理事……关于希望基金的捐款，我们董事会有些疑虑……”
“张老板，我是新加坡的李先生……听说贾先生最近言论有些……出格？我们的捐款，是用于救助难民，不是用来支持某些政治立场的……”
“万财兄，我是香港的王老板……咱们多年交情，我直说了——你能不能劝劝贾玉振？现在这形势，低头不丢人……”
张万财一个个解释，一个个安抚，嗓子都哑了。
挂掉最后一个电话，他瘫在椅子上，双手捂脸。
何三姐推门进来，眼睛红肿：“张老板……街坊都在传，说咱们希望基金是‘汉奸基金’，说咱们帮日本人做事……我今早去买菜，卖菜的都不卖给我……”
她哭起来：“我就是个做饭的，就想给难民多口吃的……怎么就成了汉奸了？”
张万财疲惫地摆摆手：“三姐，你先回去休息。这事……我来处理。”
何三姐走了。张万财坐在昏暗的办公室里，看着墙上“希望基金”的匾额，那是开业时贾玉振亲手题的。
他看了很久，最终叹了口气，起身出门。
希望基金总部，义工们正在整理物资。但气氛明显不对。
几个年轻义工聚在角落，低声议论：
“你们看了今天的报纸吗？说咱们基金账目有问题……”
“贾先生也是，干嘛非说那些话？现在好了，咱们都成靶子了。”
“我爸妈昨天打电话，让我赶紧辞职回家……说跟着贾玉振，没前途，还有危险。”
一个戴眼镜的男义工忽然站起来：“我不干了。”
所有人都看向他。
他走到负责人面前，递上一封信：“这是我的辞职信。我……我想回家复习，准备考大学。”
负责人接过信，没说话。
另一个女义工也站起来：“我……我也不干了。我舅舅在成都给我找了份工作。”
“我也不干了。”
“我也是。”
短短半小时，七个义工辞职。
他们走的时候，低着头，不敢看人。
只有一个女孩在门口回头，轻声说了句：“对不起……我只是……不想跟唱衰中国的人共事。”
门关上了。
物资仓库里，只剩下五个老义工——都是最早跟着贾玉振从北平逃出来的，经历过最苦的日子。
他们默默干活，没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