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都要殷勤些。
风里没了刀子似的寒气，变得柔和，带着泥土解冻的腥甜和草芽萌动的青涩。
向阳坡上的野桃花赶集似的，一夜之间爆出粉白的云霞。
赵家峪周围的梯田里，人影晃动，抢着把积雪融化的墒情翻进土里，播下谷子、玉米的种子。
独立团的驻地，似乎也随着这季节，褪去了一层严冬的冷硬外壳，多了几分活泛气。
这活泛气，不只在于春耕生产的忙碌，更在于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氛围。
思想工作，像春雨渗进干渴的土地，不再只是夜校课堂上的集中灌输，也不再仅仅是战前动员的激昂呐喊，它开始悄无声息地化入日常的每一个缝隙。
训练间歇，战士们不再只是瘫倒在草地上喘粗气。
常常是某个班长，或者那个连里新冒头的“识字小秀才”，掬一捧山泉水喝了，用袖子抹抹嘴，就开了腔：“哎，我说兄弟们，刚才练刺杀，胳膊酸了吧？想想《明日食单》里咋说的？
那‘红烧肉’，得用五花三层，小火慢炖，炖得酥烂，筷子一夹就颤巍巍的
等咱们打跑了鬼子，立了功，回家让我娘给炖这么一锅，那才叫滋补力气呢！”
旁边就有人接话：“得了吧，二嘎子，就你还想吃红烧肉？练刺杀你老缩脖子，将来有肉也得先紧着咱们班长！”
“谁缩脖子了？再来！为了将来的红烧肉，老子今天非把这草人捅穿不可！”
哄笑声中，疲惫似乎减轻了几分，那“红烧肉”成了枯燥训练里一个带着油光的盼头。
生产劳动时更是如此。在开垦新荒地的山坡上，镢头与石块碰撞，火星四溅。
歇气时，一群人围坐，话题自然而然就会飘向未来。“等这坡地开出来，种上果树。书上不是说‘夏有瓜果秋有梨’吗？到时候咱们回来，坐在自己种的果树下乘凉，那才叫美！”
“美得你！这果树得几年才结果？我看啊，还是先想想怎么把眼前这季庄稼伺候好，多打粮食，才是实实在在的‘安家’！”
“安家”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不少识了些字的战士，开始尝试着给家里写信。
信纸可能是缴获的日文传单背面，也可能是粗糙的土纸。
他们咬着笔杆，搜肠刮肚，把从《安家记》里听来的、从“故事会”里听来的关于未来生活的想象，笨拙地写进去：“爹，娘，俺在部队挺好，长官和气，还教认字。等打走了鬼子，咱们村也要拉电灯，晚上亮堂堂的。
咱家的房子，咱们自己出力翻新，窗户开大点，亮堂俺一定好好打仗，保卫咱们将来的好日子。”
这些信寄回去，往往在村里引起一阵轰动，识字的人念给大伙听，“电灯”、“亮堂”、“翻新房子”这些词，像一颗颗小小的火种，落在更多乡亲的心田里。
赵志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他让肖然和几个“小秀才”定期收集战士们在闲聊、写信中流露出的对未来的具体设想，那些最朴素、最直接的愿望：一间不透风的房，一床厚实的新棉被，一顿管饱的白面饺子，娃娃能背着书包上学
他坐在油灯下，把这些碎片化的憧憬，与《明日食单》、《安家记》中的宏大描绘结合起来，开始动手编纂一本更简易、更贴近战士认知水平的《战士读本》（初级本）。
他删去了过于文雅的词句，增加了大量战士自己的语言和例子。
读本很薄，用大号字印刷，核心就围绕几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打仗？（不做帕万，不让子孙受罪）我们保卫什么？（现在的根据地，将来的好家园）胜利后什么样？（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
每个问题下面，都有简短有力的口号和来自战士生活的鲜活例证。
这本小册子还在油印，尚未下发，但铁山团“不一样的气质”，已经像春天的气息一样，慢慢飘散出去，被周围村庄的群众感受到了。
以往部队进村，多是借宿、筹粮，来去匆匆。
如今，铁山团的战士休息时，会主动帮老乡挑水、扫院、修补农具。
干活间隙，老乡递过来一碗水，战士们喝着水，话匣子就打开了，说的不是打仗多凶险，而是“大爷，等仗打完了，咱们这儿也修水库，旱地都能变水浇地”、“大娘，将来咱们村里也办学堂，您孙子肯定能上学”。
起初，老乡们只是听着，呵呵笑，觉得这些“老总”和善，会说宽心话。
但听得多了，特别是看到那些半大小子（新兵）眼神里的光亮和笃定，看到他们真的在努力学习认字、讨论“国家大事”，感觉就不同了。
一次，团里组织助民春耕，在河滩地帮赵家峪村民抢种玉米。
休息时，几个战士和村里的后生坐在田埂上闲聊。
一个战士指着远处山峦说：“等以后，咱们在这两座山之间架上桥，修通大路，外面的好东西能运进来，咱们的山货也能运出去，那才叫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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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一个叫根生的后生好奇地问：“哥，你们当兵的，还琢磨这个？”那战士很自然地说：“那当然，咱们打仗，不就是为了以后能把日子过成这样吗？书里都写着呢！”
旁边赵家峪的老村长，抽着旱烟听着，半晌，对身边来检查进度的赵志坚感叹道：“赵政委，你们这个团，跟别的队伍不太一样。”
“哦？哪里不一样？”赵志坚问。
老村长磕磕烟袋锅：“说不上来就是感觉，兵有兵样，又不光是兵样。眼睛里有点东西，像是像是心里头有盏灯，照着前头的路。
大伙儿私底下都说，你们是‘读书人的队伍’，可偏偏又能打硬仗。怪哉，也服气。”
这话传到李铁山耳朵里，他正对着地图研究敌情，哼了一声：“读书人的队伍？老子是抡大刀片的！不过心里有盏灯，这话不赖。”他隐隐觉得，这或许比缴获几挺机枪更重要。
然而，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伴随着不适与质疑。
思想工作的日常化、深入化，意味着原本就繁重的训练、生产、战斗任务之外，又加上了持续不断的学习、谈心、宣传。
连排干部压力巨大，他们要带头学，还要组织、检查。
一些军事干部，尤其是从旧军队转变过来的，私下里有怨言：“天天念经似的，能念死鬼子？有那功夫，多练几趟冲锋不好吗？”
甚至有兄弟部队的干部，过来交流时，看到铁山团的战士休息时还在沙地上划拉字，开班务会讨论“将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李，你们团这是要改学堂啊？鬼子来了，是跟人家比背书还是比刺刀？”
这些风言风语，有时也会刮到战士耳朵里。
王栓柱有次就跟肖然嘀咕：“肖教员，别的团的人说咱们‘酸’，就知道耍嘴皮子。”
肖然自己也累。除了本职工作，他要培训更多的“小秀才”，要参与编读本，要解答战士们各种各样千奇百怪关于“未来”的提问。
有时候夜深人静，他也会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怀疑自己做的这些，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是否真的足够有力。
但他想起黑云岭上那一双双决绝的眼睛，想起战士们写信时那憋得通红却异常认真的脸，又觉得，手里握着的不仅仅是笔和纸。
赵志坚面对的压力更大。他需要平衡军事主官们的疑虑，安抚基层干部的急躁，还要应对外部的观望。
他在党委会上不急不躁：“有人说我们‘酸’，说我们‘务虚’。那就让他们看看，心里装着‘亮堂日子’的兵，刺刀捅出去是不是更狠，阵地守得是不是更牢！
工作繁重是事实，但不能停。停下来，黑云岭上点起来的火，就会灭。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不断往里面添柴，让这火烧成日常，烧成本能。”
李铁山在这件事上，态度异常鲜明地支持赵志坚。
他在一次全团干部会议上拍了桌子：“都给我听好了！什么‘酸’不‘酸’！老子不懂大道理，老子就认一条：能让兵知道自己为啥拼命、死了也值得的法子，就是好法子！
觉得累？打仗不累？种地不累？
不想累，回家抱孩子去！
在独立团，这套东西，就得给我搞下去，搞到每一个班排，搞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头！
这是命令！”
团长定了调，下面的阻力小了许多。
那些原本抱怨的干部，也开始硬着头皮，尝试着在点名、训话时，磕磕巴巴地讲几句“将来”。
渐渐地，他们发现，当战士们明白了“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管理训练中的抵触情绪少了，主动请战、承担艰巨任务的人多了。这是一种微妙却实在的变化。
春天在忙碌与争议中走过，夏天接踵而至。
山谷里绿意葱茏，溪水丰沛。铁山团的训练和生产如火如荼，而那本刚刚油印出来的、还散发着淡淡墨味的《战士读本》（初级本），也终于发到了班排一级。
册子很薄，纸张粗糙，但捧在那些长满老茧的手里，却仿佛有千钧之重。
这是一条没有硝烟、却同样至关重要的战线。
在这里，争夺的不是山头阵地，而是人心，是对未来定义的权力。
种子已经发芽，在阳光与风雨中摇曳生长，只是无人知晓，下一场真正的暴风雨，将会何等酷烈，这片稚嫩的苗圃，又将经历怎样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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