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的“嗒嗒”声又响起来了，比昨天快，比昨天有力。
小梅不再哭了，她咬着嘴唇，眼睛死死盯着针脚，一遍又一遍地练习锁扣眼。
错了，拆了重来；
又错了，再拆。
何三姐没再教她，只是在一旁看着，眼神复杂。
眼下是什么？眼下就是让小梅这样的姑娘，学会一门手艺，将来不管世道怎么变，都能靠自己的手吃饭，不用去“伺候人”，更不用像帕万那样，趴在泥里等施舍。
院子外开始有人来。不是看热闹的，是送东西的。
一个挎着篮子的老妇，放了几个还带着泥的萝卜在门口，对守门的阿四说：“给贾先生，给工坊的师傅们。我儿子在前线，我不识字，但听说贾先生写了篇文章……我就知道，咱们中国人，不能孬。”
一个穿长衫的私塾先生，送来一沓旧作业本，背面还能写字。
“给夜校的孩子用。告诉他们，能识字念书，是天大的福分，别糟蹋了。”
傍晚时分，一群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来到院门外。
领头的是个戴眼镜的男学生，他朝里面喊：“贾先生在吗？我们是沙坪坝中学‘战地服务团’的，看了《恒河梦魇》，我们……我们想报名！
去前线，去后方，干什么都行！
我们不能在这里光读书，我们要做点什么！”
张万财出来接待，看着这些年轻热切的面孔，眼眶有点发热。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候，也是这么一腔热血。
现在血还没冷，只是被现实冻得有点僵。
但这篇文章，像一把火，把冰烤化了。
阁楼上，贾玉振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一切。
苏婉清站在他身边，手里拿着厚厚一沓读者来信——都是今天刚收到的，有从重庆各区送来的，甚至有从成都、昆明辗转寄来的。
“玉振，”苏婉清轻声说，“胡风先生让人传话，说加印的五万份特刊，半天就发光了。现在印刷点还在赶工，好多地方要求再送。”
贾玉振没说话，只是看着。他看着小梅终于锁好了一个完美的扣眼，举起来给何三姐看，脸上有了点笑模样。
他看着那群学生围着张万财，七嘴八舌地问着问题。
他看着院墙外，那个码头工人老刘写下的标语，在夕阳下白得刺眼。
“婉清，”他突然开口，“你说，人是靠希望活着，还是靠恐惧活着？”
苏婉清想了想：“都需要吧。希望让人往前走，恐惧让人不敢往后退。”
“是啊。”贾玉振转过身，走到书桌前，那里摊开着《恒河梦魇》的手稿，“我原本想多写点希望，多画点‘亮堂夜’‘神仙馒头’。
但现在我发现，有时候，把‘退一步是什么样子’画得清清楚楚，比画一百个‘进一步是什么样子’更有用。
因为希望太远，恐惧就在脚后跟。”
他拿起笔，在手稿末尾添了一行字：“此梦非梦，乃镜。照我辈来处之艰，亦照我辈退路之绝。唯向前尔。”
刚写完，楼梯响起脚步声。胡风上来了，脸上带着罕见的亢奋，但眼神里也有忧虑
“玉振！效果超出预期！现在街头巷尾，全在议论这篇文章！投降论调几乎听不见了！但是……”
贾玉振放下笔，笑了笑：“他急了。”
“可以。”贾玉振点点头，“另外，通知印刷点，再准备五万份。
不光重庆，往成都、昆明、贵阳，所有我们能送到的地方，都送。
钱，从基金里出，不够我再去想办法。”
胡风犹豫了一下：“玉振，这么大规模……太招摇了。拉奥正找茬，官方那边，压力也会很大。”
贾玉振走到窗边，看着暮色中渐渐亮起的零星灯火——那是重庆人家在点油灯。黑暗还很浓，但光点正在变多。
“胡风兄，”他说，“有些事，不能算账。现在正是要招摇的时候。要让所有人都看见，要让所有人都听见。
要让那些觉得‘投降不失为一条出路’的人看看，出路外面是什么。
要让那些觉得‘中国完了’的人看看，中国人是怎么自己把自己从泥里拽起来的。
压力？从我们决定写《明日食单》那天起，压力就没小过。
但有些墙，你越怕它，它越高；你对着它撞上去，它才知道疼。”
胡风看着贾玉振在暮色中的侧影，忽然觉得，这个书生肩上的东西，比他想象的还要重，但他扛得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稳。
“我明白了。”胡风郑重地点点头，“我这就去安排。”
他转身下楼。阁楼里又剩下贾玉振和苏婉清。
夜色完全降临了。远处传来依稀的歌声，是那群学生还没走，他们在院子里，用青涩的嗓音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起初只是几个人，渐渐地，院子里的女工、工人，也跟着哼起来。
歌声不齐，甚至有些跑调，但在黑沉沉的夜里，像一把把烧红的钉子，楔进这座城市的骨头里。
苏婉清点亮油灯，温暖的光晕铺开。她看着贾玉振伏案疾书的背影，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窗外的歌声混在一起，竟有一种奇异的和谐。
她知道，明天，托马斯将军会来，拉奥的刁难会来，官方的压力会来，北方的战火也还在烧。
但今晚，在这间小小的阁楼里，在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市里，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一种比悲伤更沉重、比愤怒更持久的东西——一种叫做“绝不能”的东西——正在成千上万人的心里扎下根。
绝不能当帕万。
绝不能亡国。
绝不能把子孙的未来，拱手让给刺刀和锁链。
这念头像野火，一旦烧起来，就再也扑不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