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节的彩灯还没完全撤下，长安城的房产热潮就烧得比正月里的炭火还旺。
东市最繁华的春明街上，原本那家开了三十年的“王记绸缎庄”，门板上突然贴出了“吉铺招租”的红纸。街坊们正纳闷，就看见几个穿着锦缎袍子、操着江南口音的商人，带着账房和匠人，围着铺面指指点点。
“这铺面，市口极好。”为首的是个圆脸中年，姓钱，人都叫他钱员外，“开个银楼或者当铺，一年流水少说三万贯。去问问主家，多少钱肯卖？”
绸缎庄的王掌柜苦着脸出来：“钱员外，不是卖，是租……”
“租什么租！”钱员外一摆手，“现钱交易，五千贯，这铺子我要了。你拿着钱，去西市或者南城，随便再开一家，还能剩三千贯养老。”
王掌柜愣住了。五千贯？这铺子三年前买时才花了一千二百贯！
他还没回过神，隔壁茶叶铺的孙老板也被人围住了。这回是几个关中口音的商人，开口就是“六千贯，现钱”。
整条春明街，像一锅突然煮沸的水。原本安安稳稳做生意的铺主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坐在了金矿上。有人欢喜，真卖了铺子揣着巨款去城外买田；有人犹豫，既舍不得祖业，又抵不住高价诱惑；更多的人是惶惑——这到底怎么了？
消息灵通的人悄悄说：“听说了吗？江南那帮盐商，今年运盐赚了大钱，全往长安涌。还有蜀中的丝绸商、河东的煤铁商……都说长安是天子脚下，稳当，钱放这儿踏实。”
“可他们不做生意，全买房买铺啊！”
“你懂什么？这叫‘置产’。买了房，租出去收租子，比做什么生意都稳。”
茶楼酒肆里，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重复。而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的，是那些原本想在长安安家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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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主事郑清源，就是其中之一。
他去年刚中进士，授了从七品的主事，月俸十二贯。辛苦攒了两年，加上老家的父母凑了些，统共攒下三百贯，想在崇仁坊租个小院，把在洛阳的妻子接来。可当他兴冲冲去找牙人时，牙人报出的价钱让他差点晕过去。
“崇仁坊？一进小院？月租……八贯。”
“多少？！”郑清源以为自己听错了。
“八贯。”牙人拨着算盘，“这还是看您是个官身，给的实在价。要是寻常百姓，少于十贯免谈。”
郑清源脸都白了。他月俸十二贯，租个房子就去掉八贯，剩下四贯够干什么？吃饭？穿衣？人情往来？
“那……那买呢？”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牙人笑了，笑容里带着怜悯：“郑主事，您那三百贯，如今在长安城……连个茅厕都买不起喽。”
这话不全是夸张。郑清源后来打听了一圈，最偏远的坊里，一进小院也要五百贯起。稍微像样点的，动辄上千。至于东西两市附近的宅子……那已经不是给寻常官员准备的了。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赁居的小屋——那是和另外两个同年合租的，三人挤在两间房里，转身都难。夜里，听着隔壁同年的鼾声，郑清源睁着眼看着屋顶的椽子，忽然觉得，自己寒窗十年考中进士，好像……也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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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惶惑，在长安城无数个角落里蔓延。
西市卖胡饼的周饼翁，原本盘算着再干两年，在附近买个带后院的小铺，把老家的老伴接来。现在彻底断了念想——别说买铺，连租都租不起了。隔壁卖汤饼的铺子，上月租金还是五贯，这个月房东直接涨到八贯。汤饼铺老板一咬牙，不租了，收拾东西回了老家。
“这长安城，”周饼翁蹲在自家摊子后，对熟客叹气，“快成有钱人的天下了。”
熟客也叹气：“谁说不是呢。我家那巷子，原本住的全是衙门里的小吏、学堂的先生、手艺好的匠人。现在倒好，搬进来三个江南商人，一人买了两套院，打通了住。啧啧，那气派……”
房价涨，租金涨，连带着什么都涨。肉价、菜价、布价，悄没声地往上爬。百姓们捏着越来越不经花的铜钱，心里那点对盛世的欢喜，渐渐被焦虑取代。
消息通过各种渠道，终于汇到了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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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二，龙抬头。本该是春耕启幕的吉日，宣政殿里的气氛却比寒冬还冷。
户部尚书刘政会捧着三本厚厚的账册，声音发沉：“陛下，去岁至今，长安房产交易总额，较前年增了五倍。东西两市铺面均价，涨了四倍；各坊宅院均价，涨了三倍。如今一栋三进宅院的价格，已堪比陇右道一州半年的赋税。”
他顿了顿，继续道：“更麻烦的是，这些买房者中，六成非自住。江南钱氏一族，在长安有宅院十二处，铺面八间；蜀中刘氏，宅九处，铺六间；还有那几个盐商、丝绸商……据臣粗略估算，如今长安城三成以上的房产，攥在不到百人手中。”
殿中响起压抑的抽气声。
御史大夫魏徵出列，白须颤抖：“陛下！此乃祸国之兆！富人囤房居奇，百姓无屋可居，长此以往，必生民怨！请陛下即刻下旨，严惩奸商，平抑屋价！”
“怎么平？”工部尚书苦笑，“人家真金白银买的，律法上无可指摘。难不成下旨让人家降价卖？那以后谁还敢在长安置产？”
“可任由他们炒下去，长安城就要空了！”魏徵激动道，“如今已有小吏因租不起房，辞官归乡；有工匠因铺租太高，歇业离去。再这么下去，长安还能叫长安吗？该叫‘钱安’了！”
争吵声渐起。有主张强硬的，有主张缓图的，更多的是一脸愁容——因为他们自己家里，也在为房子发愁。
李承乾一直没说话。他靠在御座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目光却落在殿外——那里隐约能看见皇城的朱墙，墙外就是那座正在被金钱灼烧的长安城。
等争吵声稍歇，他才缓缓开口：“诸位爱卿，可知这房价为何会涨？”
殿中一静。
“因为钱太多了。”李承乾站起身，走下御阶，“江南的盐，蜀中的丝，河东的铁，海外的珍奇……这些生意赚的钱，没处去。存库里发霉？埋地下生锈？不如买房子——看得见摸得着，还能租出去生钱。”
他走到刘政会面前，拿起一本账册翻了翻：“可他们忘了一件事——房子是给人住的，不是给钱住的。一个人买十套房，九套空着，等涨价。可那些需要房子的人呢？只能看着房价一天天涨，自己一天天绝望。”
他合上账册，声音在寂静的大殿里格外清晰：“所以，朕要给他们立个规矩。”
“即日起，长安城内，每人名下房产，不得超过两处——一处自住，一处备用或出租。超过者，超出部分，每年征收‘房产税’，税率为该房产估价的十分之一。”
死寂。
然后炸开了锅。
“十、十分之一？！”
“陛下！这……这太重了！”
“那些商人岂肯就范？”
李承乾笑了，笑容里带着冷意：“重？朕还嫌轻呢。他们不是有钱吗？不是喜欢买房吗？行啊，买。朕不拦着。但买了不住，空在那里等涨价，就得给朕交钱。这钱，朕拿来修廉租房，修公租房，修给那些真正需要房子的人住。”
他环视众臣：“至于他们肯不肯就范……你们觉得，是每年交十分之一的税疼，还是赶紧把多余的房子卖了，套现离场疼？”
没人回答。答案显而易见。
“旨意今日就颁。”李承乾走回御座，“给你们三天时间，把自家多余的房产处置了。三天后，户部开始清查。藏匿不报者，房产充公，另罚没等值家产。”
他说得轻描淡写，却字字如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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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旨贴出的当天，长安城的牙行就挤爆了。
钱员外第一个冲到东市最大的牙行，脸白得像纸：“快！把我名下那十二套宅子、八间铺面，全挂牌！价钱……价钱好商量！”
牙行掌柜也慌了：“钱员外，您这么多产业，一时半会儿……”
“八折！不，七折！”钱员外几乎是吼出来的，“只要能尽快出手！”
同样的一幕在各大牙行上演。那些囤了无数房产的商人，此刻像捧着烫手山芋，只想赶紧甩掉。房价应声下跌，昨天还要五千贯的铺子，今天四千贯就肯卖；昨天上千贯的宅院，今天八百贯急售。
郑清源原本已经死心，这日下值路过牙行，看见门口挂出的新价牌，揉了揉眼睛。
崇仁坊一进小院：四百贯。
他冲进牙行，声音发颤：“这、这院子……”
牙行伙计有气无力：“刚挂的，江南一个商人急售。您要？现在就能办契。”
郑清源摸了摸怀里的三百贯银票——那是他全部身家，又想起老家父母也许还能凑一些，咬牙道：“我要！不过……能不能容我几日凑钱？”
“最多三日。”伙计说，“现在这行情，一天一个价。”
三日后，郑清源凑够了钱。当他拿到那张还带着墨香的房契时，手抖得几乎拿不住。走出牙行时，春日阳光正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他忽然想起陛下那句“房子是给人住的，不是给钱住的”，眼眶一热。
而在皇宫里，李承乾正在听王德禀报。
“……昨日一日，房产交易三百余宗，多为抛售。东西两市铺价已回落两成，宅院价回落三成。户部预估，本月税收将因房产交易暴增，而明年开始，房产税一项，岁入可达……”
李承乾摆摆手，打断他：“这些朕不关心。朕只问——有没有小吏、工匠、寻常百姓，趁着这波降价，买到房子了？”
王德顿了顿，笑了：“有。光昨日，就有十七个像郑主事那样的年轻官员，置了业。还有三十多个工匠、商户，买了铺面。西市的周饼翁……也订了个小铺子，虽说偏些，但总算有自己的窝了。”
“那就好。”李承乾从案头拿起颗糖，剥开，放进嘴里。
甜味化开时，他轻声嘀咕：“早这样不就完了？非要朕出手。”
窗外，长安城的春日，似乎比往年更加明媚。那些曾经空置的宅院，一扇扇窗户陆续打开，晾出了被褥，摆上了花草。街市上，人们脸上的焦虑少了，脚步也轻快了。
而在某个刚刚易主的宅院里，郑清源正给妻子写信。他写得很慢，字字斟酌：“……今已置小院于崇仁坊，虽简陋，然终有片瓦遮头。可速来长安，自此团圆。”
写罢，他抬头望向窗外。院子里那株老梅，枝头已萌新绿。
春天，真的来了。